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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 古代中国的商业经济【资料汇编】一、中国商帮探密历来，中国商人商圈都带有神秘色彩，猫道鼠路各有绝招，形成了可圈可点的中国商帮。记者经长期的观察和研究，认为中国人与犹太人并驾齐驱，历来都有经商天才，当今的中国已形成了以地域为标识的商帮商圈，并各有经商理念。一、前不久，零点调查公司在京城商人圈内进行一项专题调查显示：粤商沪商基本上以正面形象为主；浙江、闽和东北商人的印象正负参半；豫商的印象负面为主。依据是：粤商较早就出现了，胆大务实、精明灵活、擅长贸易，并与港澳及海外资本有紧密联系。沪商则有经营头脑、精打细算、团结互助、讲究信誉，但谨慎保守。记者从中国商业史沿革来分析，粤商沪商之所以印象最佳，空
2、穴来风，实有缘由。粤沪两地历来是中国最活跃的口岸地区，是东西方文明交汇处，工业文明和海内外贸易由来已久，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长期孕育着当地的商业文明。用佛学语言来讲，粤沪商在悠久的经商史中修炼出以诚为信的经商理念。成都商人在与粤商对照时说，粤商命脉中生来就有胆识超人的气质，敢为天下先，可能是海商性格，加之信息灵通，又与海外华人有来往，历来就是做大生意的好手。粤商在改革开放初期敢“喝头啖汤”，当内地人还端着“铁饭碗”对“下海”经商观望时，广东仔已靠开发廊、贩服装和生猛海鲜、泊来商品，猛劲地掏内地人兜里的钞票了。成都商人相形之下，历来就在天府之国的怀抱里，闭塞清闲，不肯吃苦耐劳，更不团结，守间小铺
3、子，赚几个打麻将的小钱就知足了。再说沪商。上海历来是中国的繁华地，有深厚的工业基础，上海人见多识广。上海又被称做东方的欧洲，“关哝啥事里”的上海文明注定了沪商有自我主见的经商理念。正如分析家所说，人们对沪商的看法与对上海货的印象有重要的关系。上海历来是中国制造民用消费品及工业品最多、最精良的产地，其产品历来拥有良好的市场信誉。这一点来说，其他地域的商人只能望其项背。地域文明与商业文明相互渗透，所以各地商人的气质迥然不同。二、一位姓刘的温州商说：温州人在历史上并没经商的习俗，可能是温州人穷怕了，改革开放后，就一往无前地全民经商。温州商人确实精明极至，小本起家，最初专做别人瞧不起的纽扣、拉链、打火
4、机之类小生意，靠小生意打出大天下。温州商从出道之始就与众不同，是把家庭作坊和仿冒名牌与营造市场捆起来的。因为温州人多，有的是劳动力。温州人身上的确具有与犹太人的狡黠相同之处，一开始就不是做传统意义上的商品贩卖，而是像犹太人做珠宝一样，家家户户都搞前店后厂，这样的巨大能量才得以营造出中国最早的小商品大市场。仅纽扣一项，温州桥头镇就有四千多家作坊，每天将一千四百多种形形色色的纽扣大批量销往中国各地，号称“东方第一纽扣市场”。研究温州人的文明和当地习俗可知，温州人历来有攀比效仿的习性。温州人习惯纳妾，家家户主都纳妾，就连修坟造墓也相互攀比。这种群起哄之的习俗就形成了温州人户户经商的局面。同样，温州人
5、的聪明更在于仿冒别人的名牌产品，省了产品研制和培育市场的大笔投资，直接步其后尘大捞一把。以最小的投入换取最大的产出及利益。这就是典型的犹太人智商。往往聪明过了头必然带来负面印象，当温州商的“第二次革命”仿冒名牌服装、皮货和加家电小商品时，其绣花枕头中看不中用的败笔，就往自己脸上抹黑了。现在，温州也倡导质量兴市了。三、很早以来，中国人就有“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的观念，“争利者于市”在明清时代，造就出以徽商为代表的中国早期商帮。徽商靠玩“空手道”红透当时的商界，其帮中老大胡雪岩，从打工仔发迹到朝中二品官“布政史”，坐上头号中国官商的宝座，这是传统经商意义上的中国早期商人。历史之所以出现徽商与安
6、徽的当地文明不无关系。安徽历来贫穷，却是个出状元最多的地方。这一奇怪的现象与徽人强烈的一个意念有关。徽人穷伤了心，就认准一个死理非读书考状元做官才有出头之日。读书要花钱，所以徽人不惜一切手段卖米、借钱也要经商，或贩盐或经营钱庄、当铺。当徽商浮出水面后，也带动了左右。明清时代，在中国长江中下游一带和黄河中下游一带，相继出现晋商、龙游商、洞庭商、江西商、福建商、广东商、陕商、山东商、宁波商十大商帮。为什么中国早期的商人集中在这些地域呢？不难看出长江和黄河中下游地区历来是中国文明灿烂之地，孕育出商业文明理所当然。只有文明才能带来文化交流和商业往来。中国的传统文明核心是儒家思想，讲究诚、信、真、善，而
7、传统经商的理念也离不开儒家思想为本。星转斗移，到了本世纪，我们发现，历史上的徽商、陕商、晋商昔日的光辉暗淡了，新世纪的中国商帮阵营里除了福建商、粤商、山东商、宁波商等依然强大，另外沪商、东北商、豫商、温州商、西藏商等新面孔一跃而出。新旧文明的交替和社会制度的变迁影响着中国商人的命运。现代意义上的经商观念和传统观念上的商人，正经历着市场的选择。就拿山东商来分析。山东人的血脉里始终贯穿着好奇、仗义、吃苦耐劳和实干的气质，山东商同样有梁山好汉的血性，所以山东商能从历史的大商人地位走到今天仍是好汉的地步；而徽商靠“勾兑”朝野、经商读书考官的曲线救徽理念，必然在商界演出最终的悲剧。比实干、比实力是山东商
8、身上体现出来的现代经商意识。同样，粤商也在当今中国的家电市场上以实干、实力称王。四、河南历来是黄河文明中最具悲剧色彩的中原大地省份，黄泛迫使河南人历代逃荒讨乞，河南的叫花子在中国是出了名的。因此有人说，河南人是满腹的讨乞学问。讨乞的河南人浪迹天涯，见多识广，学会了很多东西。因此，河南人登上商场后给人的印象是；态度好，肯做一些别人不做的行当，但信用相对不足，无显著的优势行当。不难想象，豫商的态度好与乞讨文明是分不开的，试想别人讨乞敢有不恭不卑的态度吗？这点与北京商相反，北京人历来有高人一等的意识，态度自然就有些盛气凌人。豫又因无地域优势和精美价廉的商品可傲视他人，于是在利益驱动下难免做一些别人不
9、为的行当。所以，豫商反而有潜力。成都地奥有限公司经营者，以不同的眼光与豫商打交道，看中了中原大地这一巨大市场，理性地在豫商中不断发展有知识、有良好素质的经销商，以豫取豫，竟然在中原大地上打开了药品销量最大的国内市场，获得了巨大的收益。对中国各地商帮不能提留在感性认识上，理性地分析对待方能把握中国各地的市场。据零点调查公司的显示，北京商人总共提及了四十五个地域性商人群体，这是一个很庞大的商圈。记者认为，北京商人的自我“介绍”较理智，称自己爽直、实在、讲究信誉、易合作，但气魄小、安于平庸、说多做少、无显著优势行当。因而京城出“倒爷”。北京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北京商人背靠京城，难免不好侃而懒于奔
10、波劳累。北京的形象更不可能因京商的不讲信用而损，所以京商必须讲究信誉。与京商的良好信誉相比，东北人在历史上是不经商的，是大量闯关东的人落难求生存之地。但东北的文明与北方文明息息相关，所以东北商直率、实在，粗犷但不精细。这与东北地广人稀而形成的性格粗犷、不善计较有关。所以，中国的各地商人无不有着深厚的地域文明背景，有着其文明内涵滋生出的性格。东西南北中，各有特色。所谓理性地看待中国各地商帮，应从历史与当今的地域文明变化中去深入地研究中国商人。正像与山东商人大碗端酒可谈成的生意，而与沪商则须细细长谈；与京商谈得连连摇头时，粤商则可能不瞻前顾后就拍板了；当潮州商愿意合伙做一笔生意时，成都商早已单枪匹
11、马抢先下手了；当藏商诡秘地在藏袍袖筒中相互掐手指谈价时，东北商已率直地说：“大哥，还说啥老鼻子的话”了。二、解读晋商：明清晋商与徽商的比较 明清时期晋商、徽商皆为当时势力最大的两个地方商帮，时至今日晋商、徽商之影响仍然不小，晋商大院已成为一种文化，徽商已成为徽学的重要内容，而晋商、徽商之经营之道、管理制度、兴衰历史仍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晋商、徽商之相异处晋商、徽商在起因、兴衰时间上略有不同。晋商兴起于明初，即14世纪中叶，因北方边塞大量驻军，明王朝实施“开中法”而兴起。所谓开中法，即商人输粮供边塞军士食用，王朝付商人盐引，商人凭盐引到指定盐场和指定地区贩盐，由于盐是专卖品，获利颇丰。晋商抓
12、住时机，以地缘优势，借“开中法”捷足先登而兴。徽商则是明弘治5年（1492年），明王朝因“开中法”法行弊随，改“开中”为“折色”，商人以银两换取盐引后贩盐，徽商以地缘近两淮盐场集散地扬州，在两淮大显身手，而兴起于商界。晋商衰败于清末，随清王朝之灭亡而衰败。徽商之衰落则是从清王朝道光12年（1832年）实行盐法改革，将“纲盐制”改为“票盐制”，取消了盐引和引商对盐业的垄断后，从此走上了衰落之路。当然，晋商、徽商之衰败还有别的因素，但上述原因是为始发之因，由此而一蹶不振。这样计之，晋商大约从明初到清末活跃商界500余年，徽商从明中叶到清道光年间活跃商界近300年。晋商在道光初年，适应社会商品货币经
13、济的发展，创立了山西票号，曾一度执金融界牛耳，并首创我国在海外开办银行之先河。徽商却在道光后未将资本投向新的渠道金融界，留下了遗憾！在文化理念上，晋商突出尊奉乡人关公，凡有晋商活动的地方，多建有晋商会馆和关公庙宇。有些地方的晋商甚至是先建关帝庙，后建会馆。晋商把关公作为他们最尊奉的神明，以关公的“诚信仁义”来规范他们的行为和经商活动，把关公文化作为他们的伦理取向，以致关公文化在其精神、道德、行为方面发挥了相当的作用。徽商突出尊奉乡人朱僖（明徽州婺源人，今属江西），朱僖主张“道者，古今共有之理，如父之慈，子之孝，君仁臣忠”（朱子语类13类行）；“去仁欲，存天理”等，朱僖所制定的“家典”、“族规”
14、，为徽商所遵循。徽商不仅在家乡修建祠堂“祭用朱文公家礼”，就是到了外地经商也要在所建会馆内祭祀朱僖。如苏州的徽州会馆“殿东启别院士，奉紫阳朱文公”，汉口新安会馆、景德镇新安会馆、吴江盛泽镇徽宁会馆等都“奉朱子入祠”，他们把理学作为家族内行事和经商活动的准则。因而，理学观念在徽商中影响极大。徽商“贾而好儒”、“左儒右贾”，把业儒看得高于服贾，尤对子弟业儒无不寄予厚望，期待甚殷。据统计，明代徽州有进士392名。清代仅歙县取得科第者（含寄籍），计大学士4人、尚书7人、侍郎21人、都察院都御史7人、内阁学士15人、状元5人、榜眼2人、武榜眼1人、探花8人、传胪5人、会元3人、解元13人、进士296人、
15、举人近千人，整个徽州就更可观了。晋商也有重视儒学的一面，在整个中华传统文化和封建文化的影响下，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在晋商的影响下，山西民风出现了一种值得重视的现象，即以“学而优则商”来替代“学而优则仕”。应该说，这是一种社会进步。雍正二年（1724年）山西巡抚刘於义奏称：“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雍正皇帝朱批道：“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最下者方令读书”。（明清晋商资料选编）清末举人刘大鹏说：“当此之时，凡有子弟者，不令读书，往往学商贾，谓读书而多穷困，不若商贾之能致富也。是以应考之童不敷额数之县，晋省居多
16、。”（退想斋日记）清代科举中共有状元114人，其中安徽位居江浙后列第三，有状元9人，而山西有清一代科举中却无一状元。不过，山西另有5位武状元。这恐怕与山西历来多战场，业商人中也有不少习武之人，加之商品贩运及金融流通之需，以致山西多镖行、镖师，甚至武林中著名的形意拳发祥于山西太谷县，大有关系。徽州商人一般是聚族经商。如汪道昆的曾祖父汪玄仪业盐，“诸昆弟子姓十余曹，皆爱贾，凡出入必公决然后行”。（太函集卷1）休宁商人汪福克“贾盐于江淮间，艘至千只，率子弟往来，如履平地。”（休宁西门汪氏宗谱卷6）由于族人经商者众，为增强凝聚力，徽商便大修宗祠，以通过宗族的尊卑长幼加强对族众的控制。晋商人员的组成则以乡人为主，其用人主张：一避亲用乡；二从乡人中择优保荐；三从乡人中破格提拔。避亲，即用人中回避戚族，包括财东与掌柜也不能荐用自己的亲戚，所谓不用三爷（少爷、姑爷、舅爷）。用乡，即录用本乡本土之人。从表象上看，似有排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