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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村干部的生存现状和未来期盼调研报告 村干部作为党的领导和国家政权在基层最直接的执行官，与国家命运同呼吸，与和谐发展共存在，应该说国家意图最终都是要靠村官直接去兑现、去延伸。然而随着传统文化与市场思潮的交融混合，农村生活日渐边缘化，村干部也逐渐成了一个需求关心、盼望取得社会公平评价的弱势群体。围绕当前农村干部工作生活现状、工作状态和生存环境等要素，我们将西部某县选定为调查研究的定向区域内，抽样选取区域内144名村干部，对其喜怒哀乐愁进行了摸底调研。本文研究所用数据全部来自村干部手写调查问卷，数据涵盖9个乡镇143个村，在该县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和权威性。本文的撰写无意对村干部群体的未来道路做“定性分
2、析”，也不能证明村干部群体优劣强弱，仅希望借此来展现国家权力最末端神经的所思、所忧、所盼一、调研方式本次调研采取问卷调查和个人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因被调查对象人数较多，调研方式以问卷调查为主，个人访谈辅之。访谈过程中，细化了被调查对象的分类，村官群体座谈、同类干部座谈、个人单独访谈三种方式交叉进行，确保反馈问题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二、调研对象关于村干部生存现状和未来期盼的调查问卷，共发出调查问卷144份，收回有效问卷139份，主要针对在职村干部，尤其是村主职干部，被调查对象中无文盲人员，文化程度在初中到大学本科之间，年龄最小的21岁，最大71岁，均具备理解和回答问题的能力。下面分别对被调查对象的年
3、龄、学历等基本情况做具体分析。村干部基本情况统计表统计显示，样本数据中村干部年龄大部分集中在4150岁，40岁以下的村干部仅占30%，高中及以上比例超过56%，任职时间超过一届的占%，干部年轻化、知识化趋势明显，但知识化趋势与年轻化趋势并不存在明显的伴生趋势，即村干部年轻化与知识化，甚至能力化并无直接关联，村干部配备并没有盲目年轻化，而是更倾向于有经验、且学历相对较高的人群。新当选的29名村干部中，35岁以上的%，40岁以上占51%，高中及以上学历22人，占%，此伴生趋势表明，在新选配村干部工作上，党政部门更愿意吸收35岁以上有经验者进入班子，而在面对年轻化干部队伍时，则更倾向于高学历者。三、
4、问卷分析收入问题收入是研究村干部队伍建设无法避开的问题，鉴于此，我们也专门设置了村干部收入问题研究，并将村干部收入细化分为工资待遇收入和其他收入两部分，以此来研究村干部家庭状况的基数标准。调查结果显示，作为行动主体的村干部，其收入大致可分为经济性收益、社会性收益两大部分。1、社会性收益所谓社会性收益，即村干部可以从职位中获得的表达性收益，诸如声望、权威，政治社会抱负等，包含其因为扩大社会关系而带来的潜在收益，和担任村干部，而可能被选拔为国家公务员的预期收益。在市场经济和当前体制条件下，部分少数年长者，向上升为国家公务员可能性已不存在外，而许多年轻村干部本身实现政治社会目标的空间也狭小，但是除了
5、4名30岁以下村干部有明确公务员愿望外(另两名有考试愿望，但在问卷中表述不明确)，绝大部分符合条件的村干部同样更倾向于去尝试晋升机会，并将考取公务员作为村干部主体的潜在收益。此外，声望或权威，则来自村庄其他村民的尊重。在当今这种“熟人社会”或者“半熟人社会”中间，村干部作为一个公共职位，可以做出一些影响其他村民的决策及行动，追逐声望和面子的村干部，就会利用此职位赋予的各种权力和可以调动的各种资源，来满足村庄生产、生活和娱乐的需要，同时也对自己从事其他劳务性活动提供更多的便利。举例来说，在许多农村地区，村干部可以与乡镇政府及各种上级机构建立联系，从而有利于村干部个人企业或个人产业获取更好的生存环
6、境，其中最重要的是减少监控，提供信息便利等等，村干部通过此种形式获取的公共信息和公众人物的地位，满足了他们的能力价值需要。2、经济性收益所谓经济性收益，主要是指功能型的收益，即村干部可以从职位中获得的直接工资待遇收入。在绝大多数的农村，村集体经济几近于无，而伴随着自上而下号召消灭空壳村政策的实施，各种调整产业结构及兴办村办企业的方案迅速出台，逼民致富成为时尚。但事实上，除极个别村兴办村企先富起来，绝大多数村仍处于村集体收入少，村级负债不多的“半空壳”状态。在集体经济收益甚微的前提下，当前绝大多数村干部工资集中在6000120XX之间，收入处于基本有保障的状态，考虑到村干部仍有时间从事其他经营性
7、的事业包括务农，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大致不会存在问题。3、村干部收益类型分析因各村干部对收入统计项目理解不同，数据属于不完整样本数据，且存在一定非可比性，因此，通过我们对数据分类抽样调查，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伴而生的现实下，该县村干部年收入5万元以上的超过抽样总数的60%，尽管上述村干部工资收入仅为1万元左右，由此可见，现阶段，村干部收入可以简单概括为“社会性收益为主，经济收益为次”。换句话说，村干部之所以成为村干部，更多的原因并不是经济因素的考量，而是更倾向于声望、权威以及潜在收益的吸引。宗族问题姓氏家族会对村政运行产生影响，这种观点在学术界已经获得了比较广泛的认同。在大姓家族势力的影响研究
8、中，我们也特别将村干部与村级大姓做了对比。结果显示，%的村干部姓氏与村级大姓一致，%的村干部非村级三大姓氏范围之内，当然，调研结果是建立在理想化状态的前提下，对非三大姓氏中的大姓宗族势力外延研究不在此之列。由此可见，村干部的选举受“宗族化”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原则上来讲，村民选举村干部的标准是“有能力并能够带动村民致富的能人”，但是村民公共理性的确实导致选择必然倾向于最信得过至少是看上去信得过的组织与个人。这种短视化倾向归根结底还是农村的家族边界和村民的家族观念强化的结果，导致家族意识作为主要政治考量的投票行为，在农村场域中获得了的“合法性”，而这样“合法化”的现实使之在农村中日益成为普
9、遍现象，由“普遍”所引起的村民认同实质上也就是宗族化选举占主导地位的原因。困难与困惑当下，全国几百万名乡村基层干部长年累月的中心工作就是向农民群众伸手“要钱”、“要命”、“要人”，还要应付上级名目繁多的“升级达标”评比活动等等，他们从年头忙碌到年尾所付出的一切辛劳和汗水都属于“出力不讨好”和“净得罪人”的活。当乡村基层干部向农民群众伸手“要钱”的时候，通常扮演一种“双重角色”既是国家利益的“代理人”，又是全体村民的“当家人”。当然，这并不是说乡村基层干部每年都把主要精力放在“要钱”上，虽然这是一项最缠人、最耗时、最费力、最复杂的苦差事，但除此之外他们还面临着更多诸如产业发展、矛盾纠纷、低保评审
10、、环境整治、项目争取等各种困难事务，而这也正是乡村基层政权组织长期存在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所在。村干部困难与困惑事务表统计显示，近20%村干部反映农村工作中最大困难是村民对工作的不理解，甚至不明真相的片面阻挠；分别有%和%的村干部认为农村矛盾调解和基础设施建设难题也非常复杂，尤其是山林边界纠纷尤为凸显，因以前并未确权，致使村干部在调解过程中缺少实质依据，最终只能依靠群众反映情况暂时调解或者搁置调解；农合农保的征收、低保的评审、农村“三留守”人员的安全、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等问题也是村干部普遍反映较多的困难，“上低保容易、下低保难”、低保“能进不能出”的问题村干部反映颇多，外出务工人口流动造成
11、的“留守现象”也直接导致了农合农保征收、计划生育、产业发展等工作的难以推进。此外，受政府职能限制，少数村民利益诉求难、无事酒整治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村干部反映无事酒整治无明确法规依据，在平时工作中仅仅依靠村干部威信和苦口劝说，劳心劳力，压力颇大；利益诉求上，少数困难群众帮扶因无政策支持，只能望洋兴叹。事例一：没进名单的贫困户G乡M村十组村民杨正新，是该组村民小组组长，右手高位截肢，左眼失明，也没有娶妻生子，至今独住在一间残破的小木房子里面，家徒四壁。今年正月初一，因为下雨，加上年久失修，木房子发生垮塌，所幸人无大碍。村干部现场查看后拍照留存，并找到了乡民政办和扶贫办，希望能给老杨争取点资金，重
12、修个五六十平米的小房子，结果民政办经过核实解决了7000元，但扶贫办却因为老杨没有进扶贫户名单而卡壳，解决不了任何资金。村干部当时就很不理解，扶贫名单上的人很多现在都已经脱贫了，为什么有些事情就不能灵活处理呢？难道没进贫困户名单就永远不能享受国家的扶贫政策吗？有些人放弃贫困户名额给别人，难道政府就因为这样而放弃他们吗？村干部最后说，他至今都记得老杨跟他讲的那几句话，他说：“如果村里能争取到资金帮我建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我就非常满足了，我自身确实没能力建房了，但是哪怕我自身残疾，我也绝不会给组织添乱，我还能种田，我还能自食其力。”事例二：尴尬的医保卡G乡G村五组村民杨立刚老人今年72岁，前几天他
13、去乡里药店买药，发现自己的医保卡不能用了，于是他就用儿子的医保卡刷卡买了药。回村后，杨老第一时间找到村干部询问缘由，村干部小李拿杨老的医保卡去隔壁药店试了试，然后他告诉杨老，他的医保卡消磁了，要重新补卡。听了小李的话，杨老显得非常气愤，他激动地说：“我和我儿子的医保卡一起交的钱，他的有钱用，我的就交迟了？我看是乡里或者村里出鬼了，今年冬天，你再也莫问我要钱啦！”村干部小李想解释一下，杨老却早已经走出了村委会的大门。后来，委屈的小李又专门找到五组小组长，请他专门去给杨老解释。隔了几天，七十多岁的杨老一脸尴尬的来到村委会，满口抱歉，还请小李帮忙补办了医保卡。小李说，在农村工作，委屈误解是司空见惯的
14、事，村民不理解更是像家常便饭一样，村干部承受的压力大，要不是自己干了这么多年村干部，那指不定一天要生多少气呢！日常工作问题村干部日常工作统计表调查显示，农合农保征收、代开证明、矛盾纠纷调解等三项工作是村干部处理的主要日常事务，农合农保征收工作绝大部分用时12个月时间，矛盾调解花费时间所占比例从6%70%不等，而代开证明、整理各种软件资料则属于日常事务，所占均属于零碎时间，无从统计。除此之外，应群众和上级部门的要求，村干部还被规定要有固定时间坐班，虽然对村干部上班天数的要求上各不相同，但每周至少两天，村民有事都能在村委会找到负责相关工作的干部。一直以来，我国对村干部都实行非职业化管理，他们是农村
15、经济组织的一员，有责任田和生产资料，拿的是补贴式工资。但实际上，他们却什么都要管：党务、财务、农业生产、安全监督、国土规划、民政、教育、文书、计划生育如今，本应当“兼职”的村干部已经日趋少见，至少从实际占用时间和精力方面看，村务占据着村官一天中最长、最重要的时段，也占据着他们一年当中超过60%甚至更多的时间。于是，人们便开始思考：几乎“全职化”的村官是否到了应该“职业化”的时候？村干部专职化能否成为村干部的另一种选择便备受关注。绩效考核评价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与村委会存在着“指导”与“协助”的关系，这种协助，如果是自愿的，基于特定的契约的，那么村民委员会就不是基层人民政府的下级单位。但在实践中，这一规定在实践中则是强制性的。 实践中，村委会必须完成乡镇党委政府下达的各项指标。由于我国农村现行的是党组织领导下的村民自治，所以村干部不属于国家财政支出的对象范畴，村干部的工资只能于自筹和各种补贴，而村干部从乡镇领取补助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则成为了强制性“协助”的基本砝码，而补贴的多少则取决于乡镇对村干部的绩效评估与考核。在调查中，我们了解到，超过99%的村干部对乡镇党委的绩效考核持满意态度，只有极个别村干部因村大农合农保、计划生育等任务完成不好，出力多但效果不好，导致“干活多领钱少”而对考核评价不满意，但均未提出更好的考核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