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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与自然共处读后感第一篇：与地球和平共处读后感读与地球和平共处有感利用课余时间读了几日与地球和平相处一书，尽管没有完全读完、读懂，却也是感触颇深。人类在经过漫长的奋斗历程之后，在改造自然和发展社会经济方面取得了辉煌的业绩，但与此同时，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已构成了现实威胁。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实现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是全人类紧迫而艰巨的任务。当环境在即使是最自私盲目，最习惯于篡改事实、玩弄权力的人那里都成为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时，地球实际上已经将人逼到了悬崖边缘。然而，你无法对人类进行审判：人既是被告一方，又是受害一方；既是手段卑劣的元凶，又是天真无辜的被害人。这很像是莎士比亚戏剧
2、中的麦克白，由于受到来自地狱的欲望之火的煎熬，这个脆弱的灵魂一步步滑向深渊，他在杀戮他人的同时也把自己变成了疯狂的牺牲品。人对于自己赖以生存的环境的屠戮，不正是在遵循着麦克白自我毁灭的道路行进着吗？在与地球和平共处中，作者简单明了地为我们指出了人与自然环境不和谐的渊源在地球自然生态圈的精巧网络中，所有物质的存在都要符合物质循环的规律；而在人类创制的技术世界里，被生产出来的东西往往只有功利目的，且一次性使用后便只能丢弃。又由于这种物质的生产不遵守生态规律而是任意组合的分子结构，自然界无法将其分解。更糟的是，这些废物对人来说经常是有毒的。当我们为每一个科学幻想终于变成了事实而欢呼时，谁会想到它对我
3、们的生存可能隐藏着巨大的威胁。为节约能源采用核电技术，却产生了无处丢弃的辐射废料；为了提高农业产量大规模使用氮肥，却严重污染了河流、水源；焚化垃圾同时发电，听上去是个美妙的主意，却产生了致癌的粉尘；石化工业为大众消费提供了便利的包装、洗涤用品，一次性使用后却给自然增添了永远摆脱不掉的负担?技术的更新越来越快，人们对其依赖和期望也越来越大。这意味着，人对它的反思和控制也可能越来越微弱。要求人为环境危机放弃已经取得并带来巨大利益的技术生产，如同让走向疯狂之路的麦克白回心转意，一切好像都为时太晚。人和地球已经宣战，本是母子却反目为仇，非打到两败俱伤，共同毁灭为止。种种环保的努力，在悲观的阴云笼罩中，
4、只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无奈之举。然而，巴里康芒纳却为他这本处处论尽技术圈对生物圈的伤害的书取了一个非常乐观的书名与地球和平共处。它看上去像一句空洞的宣传标语，似乎问题已经严重到只能用口号来自我安慰或自我嘲讽。事实上，对环境问题了解得越表面化，可能越会失去信心。而作为一个专门的环境研究者，本书作者却相信问题是可以逐步缓解，幸运的话最终能够解决。由于书中的案例大多来自美国，因此很难断定有哪些能在更大的范围内延展。但那种严格基于数据事实，在遵从社会经济法则的基础上，为寻求切实可行的方案付出积极而理性的努力，却能给人带来信心和希望。他认为，在商业等各种利益驱动下的危及环境的生产决定权不在消费者手中
5、，而生产的决定者也完全可以从危害更小、甚或清洁无害的另一些技术中获利，问题在于公众意见的参与和更多可行性方案的摸索。从众多环保作品的佼佼者那部激动人心、改编自真实故事的影片永不妥协在全球票房和美国奥斯卡桂冠评选中受欢迎的程度来说，康芒纳先生说的一点没错，环境问题深入人心。技术的进步给人带来了麦克白式的处境，但并不必然导致去否定所有的发展和文明。为了环保倒退回“小国寡民”过于极端，而且也不现实。环保应是可行的、积极的而非概念的、暂时应付的。另一种观念认为，要发展必然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他们以为从“发展”中获的利要大于付出的环境代价。事实正好相反，从长远来看，没有正常的环境依托，所谓的发展只不过是
6、一时的蝇头小利，而被牺牲掉的环境却是千金难买，无法复原的。对于“可以走一条中间道路，采取控制污染的办法”，作者认为也是掩耳盗铃之说。依照原有的方向，技术会不断进步，意味着对生态的更大破坏，所以根本无法控制。妥协的结果，牺牲的还是环境。所以，必须预防而不是控制。当在远离工业区的爱斯基摩人体内发现了有毒金属物质时，当致癌工业导致癌症死亡率明显上升时，当儿童的健康受到被污染的食品威胁时，环境危机不仅仅是话题，而是对生存的威胁。这种情况会促使人们行动起来，但在此之前，至少应该弄明白哪些做法更有效。阅读此书肯定会有所启发。在书中，作者以美国环境为背景，回顾了美国政府和公众在控制环境污染方面所做的努力，揭
7、示了为什么美国在抢救环境方面花了数千亿美元，而美国的环境危机却愈演愈烈。书中所阐述的美国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有许多正是我国现在面临或即将面临的问题。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成功经验和深刻教训，我国应当认真加以借鉴和吸收，从而在我国的环境建设方面，在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少走些弯路，而本书在这方面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极有价值的参考书。在书中第一章告诉我们人类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一个是与所有其他生物共同居住的自然世界，另一个则是人类自己创造的世界，或许可以称它们为生物圈和技术圈。两个圈子互相联系紧密相连却又互不打扰。然而现在，由于人类的贪婪，打乱了两个圈子的平衡，圈子之间的矛盾冲突激化，环境危
8、机随之产生。臭氧层出现一个洲那么大的空洞，全球变暖，干旱，洪水，热气流等自然灾害愈演愈烈。世间万物相互作用，紧密联系，人类有必要了解两个世界的相互作用。人类创造的技术圈太过强大，而改变了生物圈，而被改变了的生物圈又反过来会淹没城市，会灾难性的减弱我们获取基本生活必需品的能力。人对生物圈的攻击已经引发生物圈的反击。我们所生活的双重世界所造成的尴尬已经导致了各种各样的反应。当然，为了化解危机，人类试图了解两者之间的矛盾，搞清楚如何才能使两者协调一致。为改善环境质量，美国自1970年起就已经采取了许多措施。从减少铅污染到减少空气的其他污染，从减少水体污染到减少食物中有毒化学物到减少放射性材料污染等等
9、努力中，有的效果明显，有的相比之相形见绌。尽管如此，人类也未能阻止环境的持续恶化，更不用说改善环境状况了，这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化的问题。无论是统计数字还是日常生活中，都能得出这样一个证据：全国为恢复环境质量所作的大量努力已经失败。面对这些经历，这些惨痛的教训，我们总结出采用控制的办法之所以对环境质量的改善不起作用或作用不大，是因为这些办法到头了会不攻自破。总之，采用任何控制装置的办法都不可能不让某些污染物进入环境，而此种活动的持续到头来会抵消控制装置原本的作用。然而，如果某污染物被消除或被禁止使用，则其进入环境的可能性就能永远将为零。如果污染能够得到防止，那么环境质量就可以与经济活动的增加将兼
10、容；如果污染仅受到控制，则两者还是会发生冲突。可见，在恢复环境质量方面，预防措施起作用，而控制措施不能奏效。只有从源头上，在可能发生污染物的生产过程中摧毁污染物，才能真正消除污染物；而污染物一旦生产出来了，再想办法就为时太晚了。由于未能从产生环境污染的根源上下功夫，我们就不得不面对这种花费巨大且旷日持久的治理污染的斗争。治理环境的行动多半都失败了，但原因并不在于我们努力的不够。许多环保组织在解释环境危机问题时，对争议很大的经济根源只好避而不谈，而归咎于争议较小的生态政策。尽管环境危机源于技术圈这一点很清楚，但他们却在生态圈上找答案。这是值得引起我们重视的问题。从美国身上，我们看到了许多环境保护
11、道路上的失败和成功的例子，这些珍贵的经验是不可多得的，我们应该从中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对于中国，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而不危及后代人的利益，政府，地方政府和业界应制定和实施更加严厉的安全生产、清洁生产、高效利用自然资源等法规和政策，以减少对中国本土、人类环境的污染。国家对环境保护问题，包括环境污染的防治与控制、自然生态保护、核安全监管、环境安全保护等，政策应当先行。对于以省级主要领导执行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也应当充分利用经济杠杆策略，过去比较注重经济份额的考量，以“政绩”应迅速转为对国家法规和政策执行力的考量，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过程。第二篇：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一、
12、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各国执政党面临的共性问题随着人类工业文明发展到新的历史阶段，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矛盾不断积累，来自人口、环境、资源、生态等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如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逐渐成为各国执政当局共同面对的重大问题。环境问题实际上已经发展成社会政治问题，不仅决定着一个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而且与政党政治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什么样的政党执政都无法回避人与环境如何相处的问题。第一，“绿色政治”的兴起改变了传统的政党结构，也使环境保护问题进入主流政治。绿党是一支以保护环境、扩大民主、维护人类和平为主要目标的新兴政治力量。1972年世界上第一个全国性绿
13、党组织 新西兰价值党出现。之后，绿党的势力在各国尤其是西欧迅速发展，并相继进入地方、国家及欧洲各级议会，成为重要的执政党、参政党。目前，绿党已遍及世界五大洲，全球大约有70多个绿党组织。在绿党的推动下，生态优先和环境保护的意识在世界各国深入人心，一些主流政党也进行理论创新，德国社民党、英国工党等老牌执政党纷纷将“绿色政治”的理念写入党纲，英国保守党政府等一些右翼政府也陆续出台了新的环境保护条例。“绿色政治”的发展使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最终摆脱边缘地位，走入了主流政治。第二，环境安全成为国际社会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国执政党均注重维护自己环境利益。目前来看，各国执政党公认的环境安全问题主要有四类：
14、一是资源稀缺造成的冲突与不稳定，如石油和水是引发诸多地区冲突的重要原因，在中东、非洲、西亚和南亚，水资源已成为影响地缘政治格局的重要因素；二是环境恶化威胁人类生存而引发的社会动乱，如在非洲和亚洲多个国家由于环境恶化、食物短缺产生了大量“环境难民”，并引起局部动荡和社会不稳定；三是跨界污染和危害转移引起的国际纠纷和冲突；四是经济、科技发展和国际间货物与人员流动带来的生物、基因威胁，诸如疯牛病、禽流感和sars等病毒和疫病的蔓延很难控制，往往带来全球性的恐慌。第三，对环境问题的态度已经成为影响执政党和国家形象的重要因素。美共和党政府因退出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而遭到强烈批评。欧盟各国执政当局
15、率先提出到20XX年将温室气体排放减少 20%的量化目标，并迫使在气候问题上一直不甚积极的美共和党政府在g8峰会上做出一些妥协。虽然西方发达国家是输出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的主要责任者，但这些国家的执政党一直都积极争取在环境问题上的话语权，攻击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政策。二、各国执政当局在努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方面的主要做法第一，摒弃“人类中心主义”，树立绿色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观念。瑞典、芬兰、挪威等北欧国家的执政当局最早呼吁从全球高度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协调发展问题。1972年瑞典执政当局主动承办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口号，并在大会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中呼吁“人类业已到了必须在全世
16、界一致行动，共同对环境问题采取更审慎处理的历史转折点”。20XX年，在许多国家执政的社会党国际成员党在圣保罗宣言中提出了“新的发展观”，认为环境问题与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同等重要，主张把生态、经济和社会结合起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近两年来，一些发达国家的执政当局停止使用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用新的“绿色核算体系”，将自然资源的损耗和环境保护的成本也计算在内，以更加合理地反映出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第二，综合运用立法、行政、税收等手段对环境保护进行监督和调控。芬兰是世界上最早制定环保法的国家，执政当局早在1886年就制订了第一部森林法，目前其森林覆盖率已经超过70%。20XX年3 月，芬兰政府开始实施新的环境保护法，将防止空气污染、消除噪音和环保许可证制度等有关法规汇总在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