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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生命增色 给课业减负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教师培训中心 凌宗伟（226300）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二甲中学 邱 磊 近十年来，关心教育的人悄然发现，孩子的书包几经变迁：从最早的斜肩式挎包，到双肩式背包，再到现在推拉式的“行李箱”。每一次变革，如同一次“微革命”，其背后折射的是孩子稚嫩的肩膀，在面对日益加剧的课业负担时的尴尬和乏力。课业负担，一直以来都是我们教育的症结之一，尤其颇带讽刺的是，在“减负”的声浪一波高过一波的教育生态中，其非但未被有效遏制，甚至还“逆市大涨”，多少就有点叫人迷惑。很多中小学生每天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应对各门功课的课业压力；毕业班的同学，甚至需要挑灯夜战或闻鸡
2、起舞，才勉强跟上班级的教学节奏和任务要求。如此高负荷却又低效率的课业负担，催逼着学生忍痛舍尽所有的爱好、兴趣和特长，在一条看似没有尽头、也毫无希望的道路上消蚀着自己的生命和未来。追本溯源，许多人不禁要问：课业负担为何减不下来？但仔细分析，个中原因远不像有些人主张的“将板子光打在学校身上”那样简单。比如，从教育行政部门的角度来说，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的表里之分、主次之序，已经成为流行教育的趋势。下级受考核的学校等单位不得不在一面营造“艺术”“文化”“氛围”“志趣”、一面对学生磨刀霍霍、对分数孜孜汲汲的二元结构中苦苦挣扎。课业负担，正从原来光明正大的教育手段转投至地下无节制的学业压榨和透支消费。可以
3、说，那些表面上光鲜的数字，或者多元并进的“素质”“才艺”“能力”，背后扼杀的，恰恰正是学生乃至于教育的生命力；而扼杀的最主要有段，就是以泰山之势的高压和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为基础的课业负担。所以，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修正和完善当前的教育教学质量考核体系，真正将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融合，可能是将来下级单位和学校鼎革举新的重要前提。客观地看，基层学校的当家人校长，也半推半就地成为加重课业负担的推手之一。长久以来的政绩观，包括教育的GDP观等，都深深束缚住了他们的手脚，使他们在惯性思维下对教育教学日渐趋于保守和固步自封。他们更情愿将学生一天到晚地禁困于教室中，做没有尽头的功课，以减轻自己对教育变革的担心
4、和忧虑；他们更相信对时间的持久投入、对精力的无限拉伸下的心理满足感，而对学生随着身心发展、时代进步、技术跃迁下的新需求、新兴趣、新思想表现得莫不关心。如果教育主管部门、行政部门的失误在于功利主义、形式主义和绩效主义的官僚作风，那么校长则主要是价值观上的问题。他们非常清楚一线教学的实际症结，也懂得教育的歧途和误区将对孩子一生的致命影响，但依然不愿意改变当前的利益格局，而是沉浸在“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惰性思维中，用足手中的权力，让孩子以尽可能统一的模式接受灌输、诵记、默写、操练，以提升中高考的业绩。回过头来说，沉重的课业负担的直接来源是教师。他们不但受制于头上的“职称”“工资”等紧箍咒的约束，更在
5、学校激烈到扭曲的排名、评先中，彻底悖谬了当初的教育理想，直接转型成学校、教育行政机关和中高考指挥棒的“制度人”，即他们按照整个教育工业的设计，通过竞逐分数、等级、排名来保证和拓展自己在制度环境中的生存空间。学生的课业负担之所以不断的加重，实际上正是这种竞逐愈演愈烈的结果。但从另一方面看，这种唯“高大全”是从的恶意竞逐，却不是教师个人有能力升级或停止的，其不过是一定教育气候演化下的某种表征。教师群体，本身也或多或少有些悲催地裹挟其中，成为仅次于学生的牺牲者和受害人。何况，家长亦常常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作为孩子的第一监护人，他们对教育所秉持的价值观、伦理观、实践观，往往比专业的教育人事更具影响力和
6、感染力。不幸的是，在今日社会普遍浮躁、功利的背景下，家长对学校的全部评价被单维到了仅看升学率的夸张程度。他们更习惯将学校当做“技校”看待，也是很愿意看到孩子深陷在作业的泥沼中的，并冠之以“勤勉”“坚韧”“自觉”的道德标杆。于是乎，学校也就顺势将沉重的课业压力进行到底。 当然，教育官员也好，校长也好，教师也好，家长也罢，他们本身作为“人”，都有可能被感化、被触动、被影响，然后通过层级的濡染和传递，给教育改善带来更多的希望和可能。但解决课业负担的真正障碍，还在于我们可能根本看不到“人”我们要做的，是在一个隐形的“场”中，涤除掉那些连自己都很难察觉的文化惯性、思维惯性和行为惯性。比如，“唯有读书高”
7、、“学而优则仕”的文化传统与社会现实，就几乎绑架了教育、学校和家长。这种绑架的显著特点就是，话语权不在师生身上，有时候也不在家长身上，而是取决于社会舆论。事实常是如此：教师左右不了校长，校长左右不了教育官员，教育官员左右不了社会舆论。也就是说，学生、教师、校长与教育官员，其实都是被传统社会和体制所绑架的对象。政府和教育部门衡量学校，似乎只有升学率和分数；如此境遇下，教师和校长一方面要在素质教育上动脑筋，另一方面，又要迁就社会、家长，以及教育主管部门的考评。因此，他们不得不在这种夹缝下，承担着家长和社会都难以理解的痛苦。对家长来说，他也无法逃脱这种体制和文化。他们多只有一个孩子，面对教育，可以说
8、有种“不成功，便成仁”的无奈。社会呢？其一福利不高，其二阶层流动有限，唯一可改变命运的就是读书。所以大家选择了优质学校，选择了家教，选择了所谓的“特长培养”，再进一步推导，选择的就是对课业成绩的疯狂攫取和密集压榨试问，学生的压力怎能降得下来呢？既然问题已经厘清，那求解之道在哪里呢？笔者突然想到，美国著名教育家约翰古得莱得曾在一个称作学校的地方一书中提醒说：“要提高课堂生活的质量，最好以每个学校为基础，在教师互助之下来进行”，“改进每所学校的生力军就是与它息息相关的校长、教师、学生和家长”。古氏所指，是暗示课堂除了教授与受授知识，还有更为丰富的内容；也即是说，课堂教学变革的出路除了重“术”，更多
9、的还是对“道”的思考。现实中，无论是“常态课”“公开课”“研究课”“示范课”，还是林林总总的“高峰论坛”，我们的“名校长”、“名教师”津津乐道地多是“术”这个“教学模式”，那个“教学方法”，以及数不尽道不完的“高效课堂”。当然，他们也会对之冠以标签或雅号，但暗流之下的，是学生的课业负担已经被不断地放大和强化了。我们那些急于在课堂教学改革中寻求生路、提升业绩的校长、老师们，往往喜欢一窝蜂地效仿 “名校”，并在这场邯郸学步中，终于迷失了自我。实际的课堂生活告诉我们：“假如无论在哪里，学习的快乐都能被唤起，更好地为学习者服务的话，分数的重要性就会消失”（柯尔斯滕奥尔森在学校会伤人。不难发现，提高课堂
10、生活质量的出路不只在“术法”之争，更在于“道心”的维护，要将学生从苛杂的负担中解放，必先要追溯和依赖对“道”的寻解。所谓“道”，其实就是我们对课堂生活的理解和认识，也是课堂教学的价值取向和理念。只有当教师课堂教学的价值取向得到实质性的改变，师生的课堂生活才可能真正改善，学生原本被压抑和限制的生命也才有机会舒展和生长起来。当我们的课堂从关注个体生命体验开始，回归学生学习、成长、生命体验的原点的时候，我们的课堂生活才可以说是回到“道”上了。如此的改变一旦发生，我们就会在那些顽固势力面前，寻找从边缘改善的开始。我们就会慢慢地通过细小的变革，实现对课堂与学校的重新架构，使其更好地满足多元化的学习需求，
11、让课堂朝着“对所有的学生来说变得更美好”的方向努力。作为教师，我们需要认识到：教师是课堂生活的灵魂，而要使课堂生活变得更美好，前提是我们教学理念的改变而不只是教学能力或教学技术的提高，更不是野蛮无序的机械训练和无休止的课业挤占。要实现理念的转变，就须力戒浮躁，潜心阅读，静心思考，如此才能“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笔者曾在保卫课堂的自由中写到：“任何模式都不应该是僵死的教条，只是一个既稳定又有发展变化的程序框架”，“在运用的时候，是要从教材内容、教师个人素质、学生具体情况和课堂教学的实际情况出发的”。譬如书法学习，先要通过临摹“入帖”，之后方能“出帖”，继而慢慢形成个人风格。否则，书法
12、界就不会有种种自成一体的大家了。教育本是培养人，使人成为“人”的事业。教育教学应该有它基本的原则和方法。但既然是原则、方法，就应该是灵活性、多样性、综合性的，而不是固定或单一的。我所理解的教学模式与教学原则、教学法、教学流程、教学设备等等的关系，就好比是一只多功能的大包，跟里面诸多规格不一、形制迥异的小包一样：数量众多的小包放在哪个位置，里面放什么，怎么放，这应该尊重教师个性化的创造，更应该是建立于教师对学生、教材和课堂，深刻认识基础上的一种机智和经验中。惟有如此的教学，才可能是尊重人的，才是有生命和个性化的；也惟有如此的教学，才终于摆脱了技术的束缚，成为一种艺术和享受。通过它，每位教师的专长
13、得以充分地展示，每位学生的潜能得尊重和开发。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课业负担”，所谓的“越减越负”，便自然不成问题了。归根结底，寻解沉重的课业负担之道，不管是行政官员也好，校长、家长也罢，关键的核心还在于教师。只有他们在当下的教学生活中不断地挤掉身上的恶习，从自己身上寻找宝藏，挖掘潜力（而不只是鹦鹉学舌、机械模仿），学生的前途才会有希望。当然，所有这些改善，离不开校长的引领，更需要学生、家长乃至整个社会的集体参与。所以，面对这样的症结，我们或许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正如杜威说教育需要“从做中学”一样，孩子的课堂负担必将在这场思考和实践并重的持续改良中，得到最完善的化解，他们的生命也将得到最大程度的成全和养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