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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秋宵夜读是扬雄柳亚子于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年）写有一痛快淋漓的诗作，名为孤愤，全诗是“孤愤真防决地维，忍抬醒眼看群尸。美新已见扬雄颂，劝进还传阮籍词。岂有沐猴能作帝，居然腐鼠亦乘时。宵来忽作亡秦梦，北伐声中起誓师。”此诗中的扬雄、阮籍被用来指美国人古德诺（此人发表一篇共和与君主论，鼓吹在中国实行君主比共和制要好）、中国人刘师培、杨度等。事实上，当时积极支持袁世凯称帝的专制流毒的残余分子亦确实为群尸，但读了柳亚子这篇诗千万不要错误地理解扬雄和阮籍。扬雄、阮籍是中国历史上被冤枉的人，扬雄尤甚。扬雄，字子云，约活动在公元前53年公元18年，西汉学者、辞赋家，蜀郡成都人。少时好学，博览多识，口吃，好思。
2、40岁后,游京师，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召为门下史,荐雄为待诏。后经蜀人杨庄的引荐，被喜爱辞赋的成帝召入宫廷，任给事黄门郎。王莽称帝后,扬雄校书于天禄阁。他受他人牵累，即将被捕，于是跳阁，未死，后召为大夫。扬雄在古代为人诟病的是附莽美新，洪迈很同情他，在容斋随笔中为其辩护说：“扬雄仕汉，亲蹈王莽之变，退托其身于列大夫中，抱道没齿。世儒或以剧秦美新贬之；是不然，此雄不得已而作也。夫诵述新莽之德，止能美于暴秦，其深意固可知矣。序所言配五帝冠三王，开辟以来未之闻，直以戏莽尔。”洪迈同情是可以的，但这个说法是没有多少道理的。扬雄在新朝以前，官职一直很低微,历成帝、哀帝、平帝“三世不徙官”。在贫穷中，除写一
3、些赋外，就仿论语作法言，仿周易作太玄，时人取笑他，他就写了一篇解嘲。嘲不是那样容易解的，除非做了大官，禄丰权重，人见人畏，进而受人尊敬。大概嘲笑他的人越来越多的缘故，比起从前更是郁闷，为了宽慰自己，又写了一篇逐贫赋，此赋很有深意，从这篇赋可以知道扬雄的痛苦。他早期很不逢时，他不安于末汉,对武帝、宣帝以来的阳儒阴法和其他的杂学，他也有不少腹诽。法言与太玄大体可以代表他的思想。扬雄在法言里认为，民众玩愚，聪明不开，当训诸理。而理只有通过学之、行之，才能彻底觉悟。人学则正，不学则误入邪门。然而学什么呢？当然是学圣人和圣人的道。只有圣人的道才是本，本是一定要崇的；与圣人的道相对的惑乱人之耳目的辞赋、引
4、人误入歧途的辩说是末，末是一定要抑的。道要崇要学，道还可以通过弃绝小辩、求之于己而进入，很显然，这必须在学了之后才能如此。与儒家一样，他极力提倡“仁义礼智信”，提倡“道德仁义礼”，他说：仁，宅也。义，路也。礼，服也。智，烛也。信，符也。处宅，由路，正服，明烛，执符，君子不动，动斯得矣。道、德、仁、义、礼，譬诸身乎？夫道以导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义以宜之，礼以体之，天也（五者为人之天性）。他主张君子以礼动，以义止。他尊崇孔子，尊崇孔子所述说的经。他说孔子之道“犹四渎也，经营中国，终入大海”；认为说天、说事、说体、说志、说理不能舍弃五经，认为立言当以经作为标准，所以他仿周易仿论语而著述。他也推崇
5、孟子，并“窃自比于孟子”。孟子之时，礼乐崩坏，百家争鸣而塞路，儒道近乎默默，孟子出，负好辩之名，不辞辛苦地各处宣传儒学、抵排异端。孟子以儒学的捍卫者自居。扬雄的时代，各种学说为统治者所用，而儒家学说却只是在表面形式上存其皮毛，这是他不忍见的，也是他很痛心的。他如此排斥儒家以外之学： 庄杨荡而不法，墨晏俭而废礼，申韩险而无化，邹衍迂而不信。他厌恶纵横家，因为纵横家最乱人耳目，最背离大道的；他反对谶纬；他视阴阳家之学为“巫鼓”之说。他早年、中年皆写过赋，但他瞧不起辞赋家，他将赋斥为“童子雕虫篆刻”，说“壮夫不为也”，说“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门之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
6、用何？”他于道家是有取舍的，他欣赏老子所言之道德，反对老子的捶提仁义，绝灭礼学。他的太玄经就有“老子”思想的影子。此书如果我们剥掉表面上的老子的思想成分，剥掉阴阳家的象数成分，可以说，这是一部非常了不起的具有数学的严密性的书，它发展了儒家的礼易思想。若将太玄经与易经相比，它实在超过了易经。易经以太极为一，分阴阳则为二，二再分为四，四则变为八，八与八相乘得六十四。这个六十四，以二作为基数，叠六次即是，按今天的数学说法，就是二的六次方。一、二、四、八都有叫法，六十四自然要命名，好有一个称谓，但命名总不能随随便便，总得有其道理。道理在哪里？道理就在天地人之中，那个“人”自然还包括人的品行性格及人的事
7、、事的态等，将天地人中的道理析出，按乾一坤二至六十三既济、六十四未济排列而名。太玄经得到易经启示，以道一起，一以三生，极为九营，方州部家有四，将三作为基数，叠四次，也就是三的四次方，得八十一家。太玄经与易经都有动态数学观念，在时空方面，太玄经将境域引入，就显得比易经完美。太玄经设方州部家之四重，扬雄自己说：“方州部家，八十一所。一辟，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员士，少则制众，无则制有。”这所说的，不多不少，正好对应儒家所说的四重官职。官职、境域、时空、历法等的齐备，体现了扬雄心灵中的社会。这个社会不同于陶渊明的世外桃源，不同于老子的小国寡民的社会，也不同于以往儒家的大同社会，而是一个动态的有
8、秩序的礼易式的大同社会。由此知道，扬雄的全身都流淌着儒家的血液。所以韩愈称扬雄为“圣人之徒”。入了圣人之门，得了圣人之道，在圣人的基础上重新规划了大同社会。这个大同社会就是扬雄的最高理想。理想已定，余下来的就是付之于现实，然扬雄区区一书生又怎能办到？只要谁能够办到，他还怕什么俗儒、曲儒、腐儒的指东道西。他一个劲儿的走着自己的路。与此同时，另外三个人也走到这一条路上，这三个人是刘向、刘歆、王莽。刘向、刘歆是父子关系，有人以为刘歆于父不孝，其实刘歆也并非不孝。刘向以刘氏天下计,暗中抑制王莽，但他又丢不了把王莽和他拴在同一道路上的儒家学说，进退维艰，应该说刘向内心总是被这两种情感撕扯着的；而刘歆则不
9、同，刘歆更富于理想。刘歆于周礼情有独钟，究其原因，当是周礼的思想与他的理想最为吻合。周礼现在一般认为是东周时所作。钱穆说周礼“为中国先秦时代人之乌托邦，纯系一种理想政府的组织之描写。亦可谓是一部理想的宪法。其最堪重视者，乃为政治理想之全部制度化，而没有丝毫理论的痕迹，只见为是具体而严密的客观记载”。这部书，洪迈指为刘歆伪作，说王莽时代，刘歆为国师，开始建立周官经以为周礼，并且设立博士，一时许许多多的人跟从刘歆学习，于是周礼流行天下。又说刘歆处心积虑，用以济王莽之恶，而王莽据以荼毒四海。新室短命，遭写历史的人歪曲和后代一些人的唾骂，这是必然的，历史上每一个短命朝代都是这样的。考王莽之史实，王莽确
10、属一个好皇帝，可以说，他的动机比历史上许多皇帝都纯正，他有爱民之慈祥心，他解放女奴、男奴，他重新划分土地，按照周礼设置官职、市场，他想创建一个大同社会。而这正是扬雄、刘歆的理想社会，两位淳儒看到自己的理想为人所实践，哪有袖手旁观之理？他们投入王莽新室的创建之中这是我们可以推想到的，扬雄的美新也自然在情理之中。然而，理想就是理想，现实就是现实。一种特别远大的理想，当它存在于少数人身上且没有深入人心时，理想必定不能实现，它就近于幻想，这与孙中山先生相仿佛。中山先生的理想只为少数人知道、支持，中山先生的理想也就成了镜花水月。但王莽当时还遇到更可怕的天灾；又有豪强猾吏作梗，而小民不明是非受到他们的蛊惑
11、，非但不支持，反而站在地主豪强一边：他们一起颠覆了这个新生的大同社会。于是，王莽被斥为篡逆，刘歆被控为助纣，扬雄被指为美新；此后的漫长岁月里，他们三人依旧横被这罪名，究其原因，一是统治者的蓄谋，一是中国传统上对儒家思想的片面理解而导致的。传统上总认为儒者或圣人之徒就一定要忠君，实则不然。通儒之忠君，一定要看那个君值不值得忠，如果那个君不值得忠或者说那个君违反了儒家大道，若有人乘机起而代之，他们并不认为是篡弑。儒家之亚圣回答齐宣王问 “汤放桀，武王伐纣，臣弑其君，可乎”时就说过：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亚圣如此，而王莽刘歆扬雄又岂能不知
12、？既知之，焉有不行之。行之就有非议，但他们为了大道，绝不会曲从小道。遭到诅咒唾骂，他们早就在意料之中。其实，这三位通儒他们哪里在乎竖儒俗吏抛来的垃圾！一个时代不能理解，情有可原；但漫长的历史冤屈他们，不正说明我们的历史的不完美吗？至于洪迈为扬雄的曲护，若扬雄有知，恐怕扬雄是不会同意的。扬雄美新自然是真的，如果没有扬雄美新，于新室、于扬雄应该说都是一大缺憾。需要指出的是，他们三人的理想社会大体是同一的，但略有区别。王莽、刘歆稍微实际一点，而扬雄似乎走得更远。现在一般把他们看作复古者，恐怕也不一定正确，最少可以断定，他们的理想社会不是对礼记中所描写的大同社会的重复，而应当是一种更高级形式的理想社会
13、。可以说，我们中华民族对这样的一种高级形式的理想社会所怀的希望从来就没有放弃过，我们既定的目标共产主义不就是一个此在的明证么？今天，我们用不着象古人那样看待这三位读书人，正统与篡逆的封建思想也从人们的意识深处被清除干净，我们必须用新的道德思想来审视过去的人和事。为人做事只要代表人民大众的利益，我们就应当予以赞扬；虽然有种种原因也许使其成为失败者，但我们也不必以势利的或成者为王败者寇的心态说一些违心的话、干一些违心的事。尤其是读书人，读书人嘛，说大一点就是儒林人士。儒林人士，坦率地说，许许多多我并不欣赏，甚至厌恶，甚至视他们为猪狗，或者是猪狗不如的东西。姑且不说他们的酸臭迂腐俗曲狭，就连起码的做
14、人的良知很多人就没有。我常常疑心他们从读书以后就没有洗过嘴，所以言说的话语总是带着腐臭。我很欣赏儒林中的绿林好汉，比如孙中山、鲁迅、蒋介石等，他们的书才没有白读，他们怀抱理想且不断刷新而最终实现自己的理想，他们亦足以成为所谓读书人的楷模。其次如韩非、扬雄等，他们的理想借助他人来实现，他们也总算实现了人生的抱负。其次如爱因斯坦、海德格尔等，他们在希特勒的极权统治下，采取瓦尔登湖的作者梭罗在论公民的抗命权中说的“我们不能长期与一个罪恶的制度合作”的态度，他们为了自己的理想而抗拒俗权的勇气也够磨砺后人了。其次如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等，他们在困穷屯蹇之中，固守理想，思垂空文以自见,他们也不失为另外
15、一层意义上的伟大。其次如孔门弟子，他们为圣人的大理想汲汲而奔波，也不失为人生价值的一种正确的选择。其次如代表进步的事业与理想的赞美者，如闻一多、胡风，他们美新可不象扬雄一样的“美新”。按理，辛亥革命的成功应当有人写出恢弘的颂歌，而当时的中国读书人，尤其是谓之为诗人的，我真不知道他们干什么去了，待许多年后才有闻一多的孙中山诗篇，因为闻一多不能真正地理解孙中山，所以这篇诗写得简单、空洞、苍白，失去了诗的美质。我在这里，不是贬低闻一多，而是抬高了闻一多。共和诞生，胡风写过毛泽东一诗，诗写得好长，是十多年前我读的，依稀记得有七八百行，此诗曾在苏联真理报上发表过。由于胡风不懂得毛泽东，大概毛泽东是不满意
16、的，所以1957年毛泽东送他厚重的礼物是打倒、批判和监外执行。作为特定时代的美新的著名诗人，写不出荡气回肠的赞美诗，不是太可悲了吗？再其次是蜷曲在大地的角落的有比较高的旨趣者，他们虽然辗转于蒿莱茅茨，日出而作，日入而不得息，顶着暑伏寒腊，忍受着饥饿疾病，甚至象我故乡的巍峨的青山一样那高山一次又一次作为战场，总是承受正义和非正义双方刀剑的砍杀，但青山依旧是青山这类人，我想到，他们在累累伤痕中一刻也不曾忘怀理想，一旦有闲暇就及时休整、就全身心投入奋斗之中，他们即使生而默默，死而寂寂，但他们也不为枉活一生。再其次是杜甫描写的而他本人一时也属于的一类，即“（旁人错比扬雄宅）懒惰无心作解嘲”者。他们的理想本来就是好的理想，然而，当与残酷的现实遭遇时，就不坚持，就改弦更张，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