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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群体性事件的发展趋势和公安机关处置机制研究群体性事件的发展趋势和公安机关处置机制研究【内容摘要】群体性事件事关中国社会发展与稳定的大局。近年来，在社会管理创新语境下，群体性事件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群体性事件将出现事件总量不会发生大的变化，且有下行的趋势；群体性事件的组织化倾向日益明显；主张社会权利与政治权利的群体性事件会有较快增长；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会成为群体性事件主要的动员工具；群体性抗争机制和处置机制出现重复和升级；资源动员和政治机会的支持增多。面对群体性事件新的发展趋势，公安机关的处置机制也应做出相应的变化与创新，公安机关的处置机制主要包括：群体性事件的预警机制；群体性事件的现场应对
2、机制；群体性事件的事后处理机制。【关键词】群体性事件；趋势；处置机制关于群体性事件的定义，东西方有较大的不同。在社会学意义上有集群行为、集体行动、聚群行为、社会运动等多种表述。在国内则以“群体性事件”、“公共事件”进行集中概括，这些概念的差异主要体现行为方式、后果严重性及行为动机方面。基于对群体性事件概念的认识，我们将群体性事件界定为：我国社会转型期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一定数量的群众参与实施的，采取游行示威、静坐、上访请愿、聚众围堵、冲击、械斗、阻断交通，以及罢工、罢课、罢市等手段，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造成重大影响的各种群体行为。中国每年都会发生大量的群体性事件，但近年群体性事件出现了许多值
3、得重视的变化和趋势，特别是将这些变化态势置于社会管理创新语境下进行分析，有如下几点判断：一、群体性事件将出现总量不会发生大的变化，且有下行的趋势据社科院社会学所单光鼐透露，近年群体性事件的总量在2009年下半年出现下降，但2010年总体增长势头缓慢，且有下行波动的趋势。这个判断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近年来政府在处理群体性事件特别是地方性事件上的能力越来越强，使得一些小型的群体性事件能够得到很快平息。地方性小型群体性事件主要是经济权力主张类的维权事件，政府在处理这类事件上有着比较丰富的经验，已经形成了制度化的处置程序，所以这类事件会很快得到解决。二是社会成员表达利益主张的方
4、式并无很大变化，但持久的类似性诉求，造成一般群众的情感疲劳，同情心减弱，社会支持度降低，一般性事件难于进入大众视野，从而造成事件总量的减少。 二、群体性事件的组织化倾向日益明显相比于以前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所体现出的自发性和松散性，当前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多是有组织、有领导的，事件的进退直接受骨干分子的影响和控制。特别是那些参与人数多、持续时间长、规模比较大的群体性事件，其目标明确、行动统一、进退有序，表现出很强的组织性和计划性。从组织的成员构成看，越来越多的群体性事件中会有组织领袖或骨干成员在从中进行指挥和策划。这说明事件呈现出一定的结构性趋势，这种趋势在两种情况下发生，一种是事件发生前领导者的周密
5、组织安排。另一种是在事件发生过程中，由临时的群体发展成有一定组织结构的群体。从组织的内部结构看，事件中组织的内部分工越来越严密，成员都具有相应的角色，不同的角色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另外，事件组织在权力结构方式上趋向于采用集权模式。笔者认为，采用集权的模式有利于在短时间内充分利用有限的的资源，动员组织成员采取统一行动。三、主张社会权利与政治权利的群体性事件会有较快增长经济权利，主要是指公民的获得劳动报酬、财产利益的权利，这类权利的诉求，一方面是劳资双方的利益博弈，一方面是政府介入经济活动尤其是城市拆迁、土地征用、矿产开发过程中的利益补偿与分配问题。社会权利，指的是社会保障、教育权利实现过程中的利
6、益纠纷；政治权利，指的是平等、自由、参与及其他民主权利实现过程中的利益博弈。转型期社会的群体抗争，一般遵循经济社会政治权利的诉求次序。始则经济权利的诉求相当集中，但随着社会转型、经济发展的刺激，社会政治权利的诉求必然增加。经济权利的主张，主要是对切身生存权利、劳动权利与财富权利的争取、保护与增值性保障，多集中于劳资领域及政府公共建设领域。这类问题主要是因为工人不满工资太低、收入差距太大、工作时间太长，在生活成本不断增高的背景下，企图通过体制外行动维护自身权益，要求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类似矛盾引起的事件呈现出大致平稳发展的状态。在社会权利方面，主要是环境保护问题。由环境保护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成为近年
7、来群体性事件中又一个增长点。这类事件主要表现为两种形态：一是发达地区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群体性事件，抗争的议题是，在经济发展、物质需求获得基本满足后，对“后物质主义”的崇尚，追求更高水平的生活环境品质和更高标准的自然景观、景致；动员方式是社区动员，抗争行动是体制内行为和体制外行为相结合。二是经济不发达地区以草根群众为主体的抗议事件，抗议通常起源于工业污染对当地居民造成了伤害等，抗议以“基本生存”为议题，抗议行动的动员主要以传统的地方认同为依据，以现有的共同生活的社区为涉事范围，依靠传统的社会网络将参与者动员。我国企业发展的总体趋势是资源粗放型模式，环境支撑的代价高昂，而政府对企业约束性、制裁性能
8、力偏弱，同时政府官员的腐败、渎职行为对企业环境违规行为还有激励作用，导致企业的环境污染成本十分单薄，而环境代价却需要社会承担，甚至是一些极为显著的环境破坏企业仍在强横的开工、运行，这是激发区域性社会权利抗争事件的主要原因。因企业环境污染、政府治理不力或故意包庇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的影响力、冲击力在未来几年可能表现得更为激烈。政治权利主张的群体性事件，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高度压制后，一直处于沉寂状态，但近年有所动静。近年较有影响的群体性事件的最后阶段，都有政治权利诉求的表现，如劳资矛盾纠纷，即涉及工会组织权利问题及组织者地位的合法化问题；环境污染治理抗争事件，即有知情权要求、示威权利实现问
9、题；选举的公正性问题，更是基层民主权利运动的主要诉求。这些政治权利诉求主要是直接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在另一方面，就是较为纯粹的民主、自由、平等价值的诉求，此类参与者并无直接的利益关联，但却是对宪法权利的一种主张，而且受国际环境的影响较大，一些国家的民主化运动有较多的刺激、鼓励与示范作用。四、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会成为群体性事件主要的动员工具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日益更新和以互联网为基础平台的新媒体的日渐发达，中国公民卷入互联网虚拟生活越来越深，上网、发帖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由于互联网沟通更加顺畅以及它的匿名性，使得许多人更愿意借助网络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或宣泄对现实的不满，加之网络的聚集效应较强
10、、并通过社区和群组等形式把相同利益诉求、阶层意识整合在一起，更加容易在网络中结成某种利益共同体、利益集团、公民社团乃至政治性群落。它们对形成、推动、激发现实生活中的群体性事件将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可以预见，网络将成为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动员工具，这似乎是转型社会无法避免的现象。互联网是把双刃剑。对于执法者，互联网在群体性事件中的动员让执法部门在处理群体性事件中变得更加困难；但是，对于中国政治体制的不断完善和整个公民社会的发育、成长，互联网也将起到积极的作用。五、群体性抗争机制和处置机制出现重复和升级 群体性事件的“复制性”持续，是中国二十余年群体性事件的一大特征。这种重复性，不仅是产生原因的根深蒂
11、固，还在于形式、发生机制的重复。一般认为，抗争事件的重复性发生，会激发原有体制的改善，促发体制变革，这在我国的政治变迁中也有反映，如上个世纪末的农业税改革就与湖南农民的持续性抗争相关。但是由于我国现有政治体制的惯性运作，这种重复性抗争的促进作用还相当有限，同样原因的事件不断重复性发生。另外，这种复制，一方面是参与群体的复制，一方面是政府处置方式的复制。由于新媒体的介入，这两种相互复制会激怒社会情绪，导致对政府权力的不信任情绪弥漫，直接导致政治权威的损失。尤其是地方官员的恶性模仿，如粗暴、暴戾、专横的态度导致事件的急剧恶化，事后官员的庇护性结局，使原有对中央及上层权威的信任，在累积的类似事件过程
12、中不断减损。在既往的事件处置过程中，上级权力往往以处置直接当事官员的方式赢得底层民众的信任，这可能激励基层民众抗议地方当局的权力，但亦有巩固、积累上级权威的正面功能，但近年事件过程中被处置官员的高调复出、升迁，促成了对整个权力体系的伤害，加重了民众对整体体制的疑虑与敌意，这是事件处置时未进行及时切割的必然后果。因此，在近年群体性事件发生时，出现了整体性抗议的趋势，即将事件的针对面，不仅集中于地方当局与局部官员，还延伸到上级机构，进而“合理想象”到整个体制，在新媒体的技术支持下，局部事件会迅速扩展到全局性事件，这种诱因性升级是近年群体性事件的一大趋势。如河北大学校园车祸肇事者李启铭的“我爸是李刚
13、”事件，由肇事者个人恶性犯罪，搜索到其官员身份的父亲，再到学校校长的论文剽窃，再到“我爸是李刚”的特权体制批评；温州高铁事件亦是如此逻辑：公共事件发生，网民情绪集体愤怒；人员群聚，形成聚集性示威；对政府处置不力的愤怒，解构发言人语言的合理性；“网络围观”铁道高层人士的腐败问题；对中央处置此次事件时间表的疑虑及制度性焦虑。这就是学者所说的“向上规模转变”现象。六、资源动员和政治机会的支持增多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需要环境的支持。这个环境，通常是指可资支持的人力、物力、组织与骨干成员（如意见领袖）。一个常态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过程是，典型个案的发生，激发隐匿在周围群体心中的积怨，群体愤怒爆发；借助一定
14、的传播媒体，围观人群、支持人群增多，意见领袖出现，群体规范形成；核心信息在群体规范中动员、组织参与人群，群体情绪极端化，金钱、媒体、信息与领袖及组织等核心资源组合，形成事件中心源；累积的怨恨爆发，群体性事件发生。这其中，核心资源的汇聚成为案件激化为事件的重要因素，在核心资源中又以人力、物力的集中最为关键。物力是媒介传播，人力是意见领袖与重点人群的形成。在持续性的群体性事件发生过程中，重点骨干型成员与核心媒体渐渐汇聚，这之中，既有各地组织、领导上访等常态抗议性运动的草根领袖，也有活跃于网络与各地公共事件的知名人物；在媒介传播方面，互联网等新兴媒体担当起动员与组织者的主要角色。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另一
15、个必要条件，就是政治机会。政治权力的绝对控制对于抗议运动的发生有绝对的影响力，越是权力的绝对化，越是容易控制事件的发生；但权力控制的放松与人道化治理，又是现代化转型的基本统治表现，在这种权力分化、控制缓和的过程中，民众积累的不满情绪会急剧爆发，形成参与洪峰，导致输入堵塞与参与爆炸，从而激发政治动荡。因此，政治权力硬度的降低、控制手段的和缓、政治制度的开放都会刺激抗议运动的发生；而选举范围的扩大、选举方式的实体化与选民意愿自由表达可能性的增加，亦会导致社会大众挑战性行为的增加；反过来，又会降低集体抗议的风险，激发更多的抗议事件。中国近年的人大代表选举活动的展开，给予抗议者一个活动的平台，可能借助这个合法的政治机遇，出现要求政治权利的表达，同时动员、组织较多的同情者、参与者的抗议性事件。这种合法化的体制外参与事件，可能成为近期群体性事件的一个热点。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