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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摘要：本文阐述了经济全球化的力量对战略规划复兴的影响。政府对此的反映集中在城市之间的经济竞争之上，从而影响了战略规划的本质目标，本文通过研究伦敦、悉尼和新加坡的发展经验，表明这些城市为强化它们“世界城市”的地位而制定战略规划。其中制度安排以及与私人部门的合作，在这些战略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尽管在过去20年中有关城市发展的战略思考不断增加，但是这种思考仍然局限在一个特定的逻辑下，也就是经济全球化使城市吸引投资的竞争日趋激烈，城市规划必须对这种迫切性做出反应。本文通过研究伦敦、悉尼和新加坡的发展经验，阐述了这些城市为强化它们“世界城市”(worldcity)的地位，如何制定它们未来的战略。其中制度
2、的安排以及与私人部门的合作，在这些战略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引言本章主要阐述了经济全球化的力量对战略规划复兴的影响。我认为，经济的转变间接地影响了城市空间的决策；它们通过不同的方法被解释，激发了权力的网络化，影响了制度的设定，并且在确定的议程中体现出来。政府的反应过多地集中到城市间的竞争上来，这影响了编制城市战略的本质目标。城市之间的经济竞争已经成为目前众多城市战略思考的思维框架，吸引外来投资的成功与否成为评价最终规划的主要标准。因此，战略规划越来越像一个与跨国贸易集团进行沟通的文本。全球化经常被描述为对人类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产生着影响的新变量，在过去20年中，它“是绝大多数政治讨论和经济争端的中心
3、”(Giddens 1998)，成为了“1990年代的滥觞”(Stilwell 1997)。尽管如此，它仍然是一个具有争议的概念。例如，它是否符合真实状况或者它仅仅是一个理想框架?它是不可避免的还是能够被控制的?它是否是什么新东西?当然.全球化的一些特定领域是值得关注的(例如Sklair注意到消费主义文化在全球的蔓延1995)。本文将主要关注经济方面.关注全球化经济不断延伸的触角，并且探索它们与城市规划的联系。在讨论传统的民族国家的权力正在被转移到了“超国家”和“次国家”层面的过程中.还会涉及到政治领域的一些争论。人们普遍认为，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加强了城市的重要作用。本文在第一部分，将简要回顾在
4、发达国家主要城市中对于全球化及其产生的变化的讨论。这些城市的政策制定者正在对现存的或者预感到的压力做出反应。文章接下来阐述了三个城市的战略规划：伦敦、悉尼和新加坡。伦敦是全球公认的位于全球城市第一等级中的一个“世界城市”；悉尼是一个在城市越来越强调自主的时代仍然在区域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的良好范例；新加坡这个城市国家是一个有趣的例子。在本文中，我着重描述了全球变化和城市之间的竞争对战略思维的影响，这些影响给城市规划设置了特定的框架。我们可以通过对规划政策更为详细的检讨追溯这种影响的轨迹，但这超出了这篇短文所能覆盖的视野。全球化和“世界城市”假说人们发觉，一种新的经济全球化形式已经出现，导致了城市
5、的经济活动开始发生变化。一种以“世界城市”为顶点的全球城市等级结构已经形成，加强竞争力成为政治的主导对策。有一系列的原因相互关联着：新的经济力量已经在全球层面进行操作，这些力量是不可避免的；城市的本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城市与民族国家相比越来越有力量。这些都在加强着城市之间的竞争，城市规划必须为适应全球化和日益激烈的竞争做出反应。对于经济全球化的主流定义，是指经济在技术的支持下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网络结构。航空运输系统的改善以及新信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高速发展造就的“电子空间”使全球范围内的物理移动变得更加简易(Castells 1996)。全球经济互联的特性使这个网络中某个特定的国家碰到问题时
6、，在全球经济的其他部分都产生波动，例如俄罗斯、印度尼西亚或者巴西。观察全球化的另外一个角度是观察公司的行为。顶尖的公司在运作、产品、行政管理、选址和营销方面的决策都淡化了国家的边界，采用一种全球视野。这种观点在商业和管理的研究中表达得非常明显(Ohmea 1995)，虽然它被批评出于意识形态的目的过于强调民族国家的消失趋势(Gray 1998)。还有一些观点认为全球化其实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历史上其他的时期都有同样的全球化现象Knox 1997；Storper 1997；Hirst & Thompson 1996。这种观点，尽管证明许多全球化的理论实际上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但是由于没有意识到新旧
7、全球化之间的一些本质性差别，它的可信度被大大地削弱了。在全球化的广度和强度上，现代的全球化与历史上的有着显著不同。另外一种意见反对民族国家正在消亡的观念，当前的实证分析为他们提供了证据。这种批评认为国家力量的退化程度被夸大了，尽管权力和责任已经在超国家、国家和次国家层面上进行了重新分配，但是国家仍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不同于全球一国家的二元结构，一种新的，更加复杂的模式已经出现(Sassenl995；Hobsbawnl998)。这种模式包括新的全球规则和区域结构，例如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以及自主权越来越大的城市。在这种模式中，民族国家仍然扮演着中枢性的中介作用。证据也显示，其实
8、没有几个真正的跨国公司，大多数的国际公司仍然植根于他们的祖国，全球市场并不存在完美的竞争和信息环境。在一个不断进行冒险的环境中，本土优势和文化因素仍然非常重要，例如公司对他们研发活动的选址就局限在非常特定的地点。尽管有以上的争论，人们仍然认为全球化给城市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角色。一个占主导地位的议题是新的城市等级结构的出现。最早阐述这一点的著述来自于Friedman和Wolff(1982)，Friedman将其发展为“世界城市假说”(world city hypothesis)。城市按照它们在全球的角色划分种类，Friedman确定了一些主要的和次要的城市。其他的著述采用了这个(分级的)观点，并且
9、划分了自己的等级结构，例如Thrift(1989)将纽约、伦敦和东京定义为全球城(Global City)，第二级城市是区域中心城市，第三级是地区中心城市。这些分类决定于应用什么样的划分标准。Friedman和Thrift特别关注跨国机构、银行和跨国集团总部的集中，因此，这些公司行政决策中心的集中与否被看作全球城的基本衡量标准。这是纽约、伦敦和东京站在了世界城市等级结构顶端的根本共同点。Sassen在她的主要著作全球城(The Global City)中考察了以上三个城市。她在世界城市假说的基础上，对城市的经济活动，劳动力市场和人口统计进行了详细的实证调查。她文章的中心论点是，这些城市是控制跨
10、国商务和商业行为的命令发布地。由于全球化允许在全球更广泛的范围分布经济功能，因此对中央控制和管理的要求也增加了，这种功能被集中到了更少、更关键的地点上。一些特定的活动由于他们工作性质的需要也在全球层面上运行，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金融服务产业。这些组织的高度集中衍生了更多的金融、信息产业和传播业的创新服务或产品。她论著中的另外一个主题是，对贫富分化的极化特征的描述，在全球化经济活动中产生了高收入阶层，以及为这个阶层服务的以移民为主的低收入阶层。这种极化会在空间上产生影响，例如“中产阶级化”(gentrification)现象。正如Peter Hall(1998)所说，“对于城市的社会公正和城市均衡所
11、面临的尖锐问题是：富裕的岛屿被贫穷和愤怒的大海所包围，这是城市战略思维必须考虑的主要问题”。“世界城市假说”和Sassen著作的主要贡献，在于它们建立了全球经济运行和城市自身变化之间的确定联系。虽然从这些研究中仍然可以得到许多结论，但是这些可能的结论需要有更复杂的分析过程。这三个城市的不同点被忽略了，例如纽约有更多的移民：在伦敦，国家在消除伦敦的极化影响时扮演了重要角色(Hamnett 1996)；位于东京的公司虽然在名义上是跨国公司，但是它们仍然牢牢地根植于日本的经济和政治结构。三个城市具有的许多特征，诸如金融业和高级服务业的增长，在等级结构中较低层次的城市中也有发生的迹象。目前还不清楚这些
12、特征到底是现代城市的普遍特征呢，还是仅仅限于这三个城市才有的独特特征。类似的，社会的极化现象也可以说成是普遍的经济变迁带来的趋势，而不是这些城市吸引了核心指令和控制职能后造成的恶果。也有人说这些分析带有决定论的色彩。正如Storper所说，将城市看成一个对外界力量做出反应的机械系统其实限制了解释的说服力(1997)。也许在一个更广阔的历史维度上，地区文化和文脉的相对重要性将会显示得更加明显(Dieleman & Hamnett 1994)。在列举了许多关于经济全球化的争论以及它对城市的影响之后，我现在来讨论政策的反应。最普遍被接受的观点是，假如城市要获得竞争优势，它必须在吸引全球化经济的那些先
13、进领域的投资竞赛中击败其他竞争对手。正如Harvey(1989)指出，在过去十年中城市政府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管理城市转向了“企业家”式的(entrepreneurialison)经营。这种企业家式思维的范例包括，将城市作为一种产品进行营销。近年来，把城市形象作为城市营销的重要实点的研究在不断深入(Ashworth & Voogd 1990；Smyth 1994；philo & Kearns 1993；Paddison 1993)。特殊的城市意向和视觉景观可以影响城市政策的倾斜程度，一般说来，重大事件和开发活动总能够吸引媒体的关注。城市营销针对那些特定的、消费“城市“的消费者，这些消费者
14、可能是Friedman和Sassen所界定的跨国集团的决策者，以及其他的决定全球城市地位的人们。这些集团需要的土地、房屋和设施，以及与此有关的活动在城市营销战略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这些设施的供应可能对城市的原住民造成一些问题，例如更高的房价、中产阶级化或者机场的噪音，也包括丧失了为满足“全球城”功能而占用的资源的机会成本。文章在下面部分将讨论伦敦、悉尼和新加坡在近年完成的战略规划。作者提出的假设是，对全球化的回应造成了一种新的战略观，它直接融入全球经济的发展。这三个城市越来越多地将自己置身于竞争的环境中，它们认为必须通过积极的行动把握世界经济运行的脉搏，保持自己在世界城市等级体系中的地位。新的城
15、市战略被看作其行动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紧紧地与城市营销联系在一起。伦敦：世界城市由于在1986年取消了大伦敦议会(the Greater London Council)后缺少一个大都市区域的联合政府，伦敦因此成为发展进程中相对的后来者。此后，伦敦33个地方规划管理机构为了讨论区域的规划问题，成立了伦敦规划咨询委员会(LPAC：The London Planning Advisory Committee)。这个委员会拥有来自地方规划机构的代表，负责准备战略规划报告，但是它仅仅是一个咨询机构。它的报告要提交给中央政府，转变为城市的战略规划法定导则才能发挥作用。在那个时代不干涉主义意识形态(th
16、e noninterventionist ideology)的影响下，1989年的法定导则只有几页纸：设定了一些地方政府操作的主要参数。作为不干涉主义意识形态和松散的制度体系的产物，在大伦敦议会取消后，只有非常少的战略规划得到了实施。尽管LPAC编制了战略政策，但是对中央政府产生的影响极其有限。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要求采取更多统一行动的压力不断增加。伦敦城(the city of London)，一个包含了金融区的很小的地方政府，由于中世纪赋予商业区的特权拥有独特的制度安排，他们在编制报告和资助有关困难中表现得非常积极。例如，它委托伦敦商学院研究了在竞争的世界环境中如何保障伦敦金融服务行业的持续成功(London Business School 1995)。这个研究的结论之一是，伦敦缺少一个统一的声音来提升自己，类似观点在早先的一个咨询报告“伦敦：迈向21世纪的世界城市”中也有所体现(Coopers & Lybrand Deloitte 19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