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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历史和比较的观点看中国改革新加坡国立大学人文及社会科学院杜赞奇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实行至今，最迫切要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创建出一套新的制度，既能保持地方的活力，规范其越轨行为，但又不会让社会和本地社区付出代价；如何制定出一套法治机制，既能维系地方的社区伦理，又实际可行；如何能协调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达致彼此真正的沟通。我要强调的是，提高透明度与问责性，是中国各级政府当下首要的任务，只有建立起一套既对最高政权机关也对本地民众负责的地方调节机制，中国才不会重蹈民国时期的覆辙。 让我先谈谈我这个演讲题目?“从历史和比较的观点看中国改革” 。顾名思义，我这场演讲是关于中国自 1978 年开始推行的改革的。
2、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较早前邀请我就这个题目作了一次主题演讲。当收到他们的邀请时，我不禁问道：“你们不是有很多经济学家吗？为什么经济学家要向一个历史学家请教呢？他们能够学到什么呢？”然而，结果是他们听得挺津津有味的。我想这是因为从来没有人从这个角度跟他们谈中国经济，我也十分希望这样的演讲能引起一些相关的讨论。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这个话题，我希望既能从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去讨论，也能从一个生于印度的人的眼光去审视。我在印度长大，对印度的改革和社会发展也感兴趣，这就是我所指的“比较的观点”的立足所在了。在北京那次演讲上，我被问及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中国改革成功的理由何在？”
3、我认为，如果我们回顾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其成效之显著和影响之深远，是近代亚洲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甚至在近代世界史上也堪称空前。在近代亚洲史上，日本的明治维新可说是最重要的一次改革，时至今日，我们在日本还可以感觉到明治维新的余绪。 当然，领导是否得人是改革成败的关键。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很多方面均目光远大，且作了不少重大决定，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决定与内部改革不太相干，但跟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却息息相关。这个对世界影响深远的决定就是：将政治与经济脱钩。如果你明白“脱钩”这个词，你就应该知道它的意思是把经济与政治完全分离开来。在许多国家，经济和政治总是形影不离。一旦让政治与经济脱钩，就无异于说
4、：“是的，我们的确有这些政治问题，不过，我们暂且将之搁置，先解决经济问题再说吧！”这样的决定，使中国与印度、日本，甚至美国的关系都变得截然不同。当然，政治问题总会有一天重归的，但就是在这个政经分离的阶段，新的利益集团和互相依存的关系出现了，人们有了经济联系，国家之间的政治问题就显得不那么重要。其他国家也开始学习“脱钩”的政策。我们见到印度已经开始朝这个方向学习了，尽管她有时并不十分善于此道?因为对印度来说，政治议题的确很重要，我们不想把它完全脱离于政府的议程之外?然而，好些政治问题呈现恶化的倾向，我们也希望把它与其他问题脱钩。 除了领导得人之外，我们还需要明白中国具备哪些深远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基
5、础，造就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首先，我必须指出的是，中国既具备一些长期积淀下来的条件（比如说，中华帝国晚期的企业家传统，这一点我会在下文论述） ，也具备一些较短期的条件（比如说，社会主义时期所奠定的某些基础） ，都是与改革开放的成功与否息息相关的。我们需要明白社会主义如何根植于中国并且成为日后改革的基础。其实，社会主义建设为改革开放奠定的某些基础是我们有目共睹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政府为人民的健康、教育（包括技术教育） 、生活水平等所订下的指标，是很少第三世界国家能够企及的。这段时期也为日后的改革开放培育了训练精良、条件不俗的劳动力。总之，社会主义时期的许多成就，对中国的改革功不可没，是众
6、所周知的。 然而，我认为这段时期积累的一个最不可忽略的要素，是国家社会动员的能力。中国在当时有着一个强大的党的组织，深深地植根在农村和城市之中。国家有足够的动员人民的力量，当要推行什么计划时，就会到农村去动员庞大的人力资源为其服务。尽管有些计划诸如“大跃进”是徒劳无功的，但我们试想想，有多少国家能够像中国这样动员人民？你不一定会认同这些计划，但你不得不为这种深入社会的动员能力折服。这种凡有需要即能组织和灵活调用劳动力的能力，不但对社会主义社会有用，对资本主义制度也是非常有用的。当然，我已经提过，如果我们把中国与同时期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中国有一个很强大的国家结构，可以作出非常“强硬的决定” ，
7、她可以在没有很多人对这些决定制造政治诉求的情况下，作出强硬的决定。当然，这种能力和资源有可能会被滥用，甚至为邪恶的目标服务，正因为如此，英明的领导是相当关键的。 还有一个社会主义时期奠定的因素，也是我想指出的，就是“土地改革” 。土改把那些控制乡村社会（你们也许会称之为“旧社会”或“封建社会” ）的地主铲除，甚而把整个地主结构瓦解掉。这场革命是相当暴力和残酷的，据称，19471949 年进行土改期间，被杀者超过一百万人，但毫无疑问的是，经历过土地改革的发展国家跟没有经历过的情况非常不同。这不仅就中国而言，大部分的东亚社会也是如此。二次大战后所形成的某些处境，使得许多东亚国家都进行土改，这些社会
8、的许多成就也跟土改密切相关。 为什么要推行土改呢？要推行土改是相当不容易的，因为要打击那些拥有一切的人是相当困难的。因此，只有在两种情况下土改才能得以开展，一是像中国这样通过革命达致，二是存在着一股外国的侵占力量。二次大战后，日本、台湾和南韩都由美军占据，代表美国的管治者在社会的地主和权贵身上没有既得利益，为了让这些社会能够发展起来，管治者认为原有的权力结构必须摒弃，因此，土改在这些社会之所以得到推展，不是因为采取了暴力和非法的手段，而是背后得到了美国的支持。土地改革在东亚至为重要，它与众不同之处，不在于刺激经济增长，不在于提高土地生产效益?我们都知道，要提高土地生产效益，农场非具备一定的规模
9、不可。土地革命的重要性在于，为了使动员力量与发展性的政策行之有效，必须打破乡村社会原有的权力结构。在像印度、东南亚尤其是巴基斯坦等许多社会，乡村社会仍然由旧的权力结构所控制，它们缺乏历史条件去瓦解这种权力结构。你也许会说，另一种革命是资本主义革命，不过，这些国家也会避免让资本主义革命出现，因为它们非常重视土地资源，且其佃农数目相当庞大。因此，正如毛泽东指出，在 1927 年湖南农民起义中，旧有的权力结构非常顽固，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使新的力量难以出现和推动变革。因此，从政治的层面来说，土地改革最终形成的是一个权力真空，使共产党的势力得以介入；但在另一方面，它也会导致国家对地方社会过度控制的恶
10、果。直到今天，印度的土地改革的效果相当有限，但问题还不在于此，而更在于印度政府因而难以渗入乡村社会以取得发展。不过，最近我们也看见一个新的方向，就是通过非政治组织（NGO）和公私合伙（PPP）的模式介入乡村社会，这最终会发展出一种怎样的伙伴关系，还得拭目而待。 让我们把讨论集中到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改革，并把话题从革命转到其他传统，包括悠久和新近的传统上去。我主要谈的是三个因素。首先是统治的中心?北京，但我只会一笔带过，不会详细论述；第二是地方政府或地方权力，这包括各级地方的党政机构，甚至“省”也可算是地方政府之列；第三个因素是老百姓与地方社会或乡村社会。我主要探讨的是第二和第三个因素，即地方政权
11、或地方权力结构与老百姓。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为地方政府带来一个重大的转变，就是让它的潜力得以释放。你大抵知道，当时中国推行的是我们在美国称之为“every tub on its own bottom”的“自负盈亏”的政策，也就是说，每个单位从此要自己找寻生存之道。我认为，这是地方政府改革首要之处，因为它真正让人民使出自己的创意来。人们知道，他们可以找方法自己赚点钱了，从此，他们要为自己负责了。尽管中央政府还是会提成一部分，但如果你可以生产你自己的资源的话，实际上你可以把剩下的部分留作己用，这成为地方政府的一股动力。当然，这也带来许多问题，但你可以想象，我在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来到中国时，开
12、始看见每个小单位都在为自己的命运和前途动脑筋，而不再听任某些官僚系统摆布，到处都充满生机。 由此，我看出地方政府在改革开放中扮演的角色，有两方面在历史上似曾相识。一是我刚才提到的社会动员结构，也就是为着某个目标把人力和其他资源动员起来的能力。如果你有机会参加一个地方机关与省政府的会议?比如说在广州?你会看到每个县都有代表赴会。在这些会议中，与会代表有指定的座位，有自己的宣传材料，他们分配了每年上缴的指标后，就知道自己可以存留多少。在我看起来，这样的场景活像一场比赛，非常有趣，我想这在世界其他地方绝无仅有。每个省让它属下的每个单位俨如在拍卖场上互相竞争，这种做法背后的思维就是资源的动员。为了达标
13、，为了它们的上级，也为了它们自己，每个单位都把它的资源动员起来。你们也不妨注意一下当中所运用的语言，社会主义动员的语言至今仍然不衰，只不过是充满社会主义精神的“斗争”这个词，被换成“竞争”的语言而已。你们还有一个社会主义用词叫做“道路” ，以前是“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 ，现在摇身一变成为“通往经济发展的道路”“；斗争”的道路也变成是“竞争”的道路。由此可见，同一套社会动员的工具，在新环境中得到转化和运用。与此同时，改革开放时期也体现了人事的延续性。干部中的积极分子，形成了改革开放中的十分重要的部分，因为他们把自身的个性和精力转化为新的企业精神，并且把动员工具的组织能力加以善用。 另一个历史上与
14、改革开放可比的时期?可能会让你感到诧异?是清朝，具体来说是清朝的行政制度。对英语世界而言，清朝的官僚制度不算是一种现代的官僚体制，因为清朝的官员的收入主要来源并非薪俸；严格来说，它甚至不算是一种行政制度，而更像韦伯（Max Weber）所说的“prebendary” （牧师俸禄） 。所谓“prebend ”，是指官员或政府像一个中国县官般运作，他被布置工作后，便需要征收一些收入，但他征收收入的方式，是向他属下的地方收集，然后他会把一些收入上缴中央（联邦）政府，留存一部分作为自己的个人收入和自己的政府的开支。这种制度是两种制度的合成，一方面，它算是一种官僚制度，因为官员是由清政府任命并受清政府的
15、律例所监管的；另一方面，它又不像官僚制度，因为官僚应该是受薪的，他不应该把地方所得留存己用。然而，在清代，官员的确是“prebend” ，他把部分收入留存，而且当中没有经过严格的会计审查。他要上缴一定的份额，但余下的部分可以留作己用。如果你把现在的制度和清朝的制度比较一下，你可以看见很多似曾相识之处，也就是说，现在的制度也堪称“prebendary” 。这种制度最大的问题在于如何监督。中央政府只关心是否按照份额上缴，谁会监督地方政府留作己用的部分呢？从清代到今天，中国不同时期的政府都未能发展出一套奏效的制度，从上而下或从下而上地监督地方政府。如何建立起一套问责的制度，来监督地方政府的这个群体，
16、既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课题，也是一个经历了改革开放三十年后早晚要处理的问题。 现在，我要谈谈第三个方面?老百姓。我相信，改革开放的成功不但系于地方官员，还与老百姓的传统息息相关。在一千多年前的唐宋转型时期，中国就已经有一个高度发展的商业和企业传统。当时对企业发展的限制，主要在于市场的渠道和资讯不足，但对于个人成为企业家，是无甚社会限制的。在超过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出现了一个十分强大的文化系统，能够包容企业传统。与西方历史有别，中国这个文化系统并非以法律为基础，但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中国这个文化系统是以国家为基础，所以与西方有别，因为实际上西方历史上的经济发展的基本建设也是由国家提供的。另一方面，中国当然也需要由国家推行律令以维持法律和秩序，而其维持的往往是秩序多于法律。此外，比起西方或世界其他地方来说，历史上的中国也可说是更“自由放任” （lassie faire） 。那么，到底我说的维系企业传统的文化传统是什么呢？我认为是中国近四百年来建立起的一套很强大的地方制度和地方市场。施坚雅（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