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东进农牧公司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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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差序格局、地域拓展与治理行为:东进农牧公司案例研究差序格局、地域拓展与治理行为:东进农牧公司案例研究*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间的关系治理与履约行为研究”(批准号:70703011);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07300722)。陈 灿 罗必良 黄 灿(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内容提要:本文以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东进农牧公司为例,探讨了我国社会文化因素对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间合作的影响。在本案例中,这种影响主要体现为乡土社会“差序格局”对企业与农户合作关系各个方面:东进农牧公司与合作农户之间呈现出正式的合约治理和非正式的关系治理并存的局面,并且其关系治理呈现出一种

2、以企业为中心的“新差序格局”,而正式治理也体现“核心合约”和“边缘合约”并行的差序化特征;差序格局等社会文化因素在企业地域拓展过程中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实践与社会文化因素的巧妙结合有助于保障企业与农户合作的顺利进行。关键词:差序格局 地域拓展 关系治理 正式治理目前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间合作这一研究领域的文献大致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对各种企业与农户的合作关系进行归类、总结和分析;另一类则是对某些特别的合作方式进行案例分析,而后者常常流于一种经验的介绍和推广。两类研究文献都通过理性、规范的分析和论述来为农业实践提供经验,很少考虑影响企业与农户合作方式的社会文化因素。近年来,陈灿(2

3、007),万俊毅(2009)等人提出了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间存在着非正式的关系治理行为,将信任、互惠等一些社会文化因素纳入了研究范畴,而这些研究却大多仍然停留在提出框架的层面,未将其融入更为深入具体的企业实践来分析。本文试图以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广东省东进农牧(惠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进农牧公司”)为例,展示一幅社会文化因素影响企业与农户合作各个方面的细致图画。一、东进农牧公司背景介绍东进农牧公司始建于1997年,现已形成一条“饲料加工 生猪饲养 种猪繁育 环保养殖 生猪屠宰 冷链加工运输 肉制品深加工 自营连锁菜篮子便利店销售”的完整农牧产业链,是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东进农牧公司董事长何

4、新良,1953年3月出生于惠东县白花镇莆田村百岭莆田村是行政村,其下管辖百岭、奋塘、甘泉、通湖等十来个自然村。为了区别行政村与自然村,以下均以“管理区”来称行政村,以“村”来称自然村。,1974年到香港发展,从事生猪屠宰业。1997年,何新良回大陆投资,收购了惠东县肉联厂,做生猪对港贸易,尝试开展公司加农户的饲养模式来带动农户致富,但经过一段时间后,这种模式出现了防疫难、农户违约等多种问题。2000年,东进农牧公司开始筹办标准化猪场,打算主要以本企业自己养的猪满足公司贸易所需。2002年,一个现代化的养猪场“东进一线” 东进农牧公司几乎所有的标准化猪场都以此种方式来命名,即按建立时间先后,命名

5、为“东进线”。迄今为止东进农牧公司总共有六个标准化猪场,其中五个用“一线”到“五线”命名,只有与人合伙投资的西山种猪场例外。建成了,“一线”严格控制生产过程,以标准化出口饲养场的要求规范养殖、种植加工。2004年,公司通过了冰鲜猪肉出口认证,并获得了香港的官方订单。此后,东进农牧公司逐步收购了当地已有的两家大型猪场,分别建设成了现在东进“二线”和“三线”。目前东进农牧公司在惠东白花镇有六个标准化猪场,包括莆田管理区的“一线”到“三线”、明星管理区的“四线”、西山管理区的种猪场以及正在建设中的“五线”。2008年东进农牧公司年收益达3.9亿元。东进农牧公司与惠东县白花镇各村合作的概况如图1所示。

6、东进农牧公司第一批建立的猪场均在百岭,第二批猪场为2004年后建立,在明星、西山管理区;位于福田管理区的猪场仍然在建设中。其余各管理区虽然未有建立猪场,但大多数的土地都被东进农牧公司租用。第一批建立的猪场:一线、二线、三线,均位于百岭村,第二批建立的猪场:四线和种猪场,分别位于明星、西山管理区第三批建立的猪场:五线,位于福田管理区图1 东进农牧公司与白花镇各合作村情况简明地图此图为白花镇政府提供。图中奋塘村、百岭村、甘泉村和通湖村的位置是根据笔者调研时的观察所描绘,并不精确,但其位置的顺序是图中表现的这样的:奋塘村和百岭村极近,百岭往东是甘泉,再往是通湖村,而通湖村离明星管理区比较近。二、关系

7、治理与差序格局与温氏集团等农业龙头企业强调自己独特的运作模式不同,东进农牧公司在进行对外宣传时,大多强调企业对农户在感情上的“软联结”包括建文化广场、住房、沼气工程、发养老金等等。这些行为是企业对农户的情感投资,也可视为一种企业对农户的关系治理措施。具体体现在东进农牧公司对其最早建立猪场的百岭村。(一)东进农牧公司对百岭村的关系治理怀着“回报乡亲,带领大家致富”的想法,何新良将东进农牧公司创建在家乡惠东县莆田管理区百岭村。何新良先后在此建立了东进“一线”、“二线”和“三线”三个猪场。百岭村人都称何新良为“自己的老板”,对其兴建猪场大开绿灯。早几年东进农牧公司的环保措施还不到位,百岭村内满是“猪

8、粪”的味道,但村民们毫无怨言。东进农牧公司对当地也是特别照顾。首先是出资500多万元建设百岭新村。新村和公司办公楼就在同一处,就象一个城市的居民小区,建设得非常漂亮。村民住房价格按照8万元每户的封顶标准,根据村民在公司工作的人数和工资收入的高低每月还款(供楼)300-800元。每年供10个月,小孩开学和过年的两个月不用供。新村道路、用电、用水、有线电视、电话等生活设施配套齐全。其次,公司欢迎百岭村民成为员工,除了倡议30岁以下的年轻人出去打工这一条之外,其他只要是想来东进农牧公司工作,均是来者不拒。一位百岭的员工告诉笔者,他从98年起就在东进农牧公司工作,中间曾三次辞职离开,公司却照样接收他。

9、再次,东进农牧公司给老人发放养老金(每月400元),给小孩办补习学校,另外,每年还给百岭村每人发放600元红包。以上都是只有百岭村人才享受到的待遇。另外一条是对同宗族人的,而同宗族人主要聚居在百岭和相邻的奋塘村:对于考上大学的奋塘村民公司奖励5000元;百岭村民奖励10000元。2004年以前,东进农牧公司主要猪场就在莆田管理区百岭村,几个“外围猪场”是中等规模的猪场,存栏数为500头以上,而标准化猪场存栏数一般为2万头以上。此类猪场由东进的种猪场提供猪苗和后续服务,生猪出栏后也是卖给东进农牧公司。“外围猪场”的称呼出自东进的员工,有意思的是,这种称呼正好体现了东进员工心目的差序的观念。则分布

10、在甘泉村及附近的湖球、南龙和西山管理区。其中,甘泉村离百岭村非常近,同属于莆田管理区。而东进农牧公司所租用的土地涵盖几乎整个莆田管理区只有与甘泉村相邻并与明星村较近的通湖村没有土地出租给东进。因为通湖村是莆田管理区的中心,学校、医院和集市都在此地,商业和服务业较发达。村民无耕地可以出租,但大多比较富裕。,邻近几个管理区也有不少。未办猪场的土地或外包种蔬菜或自己搞园林、种香蕉,但公司并不以这些盈利,主要是用这些田地来消耗猪场大量的污染,另外也是因为土地租用必须是成片成村的。那么,东进农牧公司对百岭以外地区的农户又是如何处理与其关系的呢?当然无法和百岭同等对待,一方面,经济成本太高;另一方面,从企

11、业家的情感上来说,这些地区并没有百岭那样深厚的亲缘、地缘关系。那么是否东进农牧公司对百岭以外的其他地区就完全没有感情的“软联结”、仅仅是正式的治理方式呢?答案仍然是否定的,事实上,东进农牧公司对各地农户的关系治理采取了一种“差序格局”以百岭为核心,逐层推薄。(二)差序格局与东进农牧公司早期的地区差序治理早在上世纪40年代,社会学家费孝通就指出,中国人的社会是一种“差序格局”,这种格局“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差序格局”存在于血缘和亲缘关系中,也存在于地缘关系中(费孝通,1998)。

12、自费孝通提出这一概念以来,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近年来,社会学的研究一方面更深入地阐述和揭示了“差序格局”的内涵,另一方面,则是集中于考虑 “差序格局”的理性化:大量研究指出,随着社会变迁,姻亲、利益等不同于差序格局基础(血缘和地缘)的关系已经嵌入了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结构(如,卜长莉,2003;贺雪峰,2007;杨善华,侯红蕊,1999)。差序格局的概念早已被引入管理学领域,主要出现在对家族企业的研究上。李新春、陈灿(2005)等人引入关系契约理论的观点,认为中国式的非正式管理是与正式的“契约治理”相对的“关系治理”。关系治理概念的提出者Macneil(1978)指出,人与人之间的任何交换关

13、系都存在两个方面:理性的、正式的交易性方面与情感性的、非正式的关系性方面。当交换关系中的关系性增强时,仅仅依靠正式的合约治理无法达到期望的治理效果,必须加入关系治理的部分。在差序格局的各个层次中,最内圈的人与中心人物私人关系最紧密、感情最亲密,运用了强的关系治理手段,而随着圈子向外推,私人的、情感的因素逐渐减弱,关系治理的程度也逐渐减弱。Hambrick 和Mason(1984)、Klein, Astrachan和Smyrnios(2005)等管理学者的研究指出,企业创始人或长期领导者的价值观影响并制约着企业的行为。因此,以企业创始人为中心的差序格局也会影响企业的行为,甚至外化到企业外部,形成

14、一种“新差序格局”。正如前文分析的,东进农牧公司不可能对当地所有合作地区采取象对待百岭一样的合作方式,于是,东进农牧公司首先采取了一种差序递减的方式,将关系治理沿地缘差序逐步推薄。2004年以前,企业对农户的关系治理强度严格地依循了传统意义的“地缘差序”的概念。如图2所示。最核心的是百岭村,享受了从建房到现金发放等多重优厚待遇;第二层内圈是同姓同族的奋塘村,总经理何祝君和财务总监都是此村人,笔者在调研期间居住过的员工宿舍也建在此村。东进农牧公司的免费沼气建设和供应本来仅限于建了标准化猪场的周围地区即包括东进一线、二线和三线所在的百岭村,以及东进四线和种猪场的周围地区,而未建猪场的奋塘村却例外地

15、建设了沼气。此外,如前所述,奋塘村考上大学的人也有奖励,但金额比百岭减半。因此,有同宗族关系的奋塘村,在地区差序中列在了较紧密的第二内圈。第三圈是其他莆田管理区的合作村,东进农牧公司投资了莆田文化广场、莆田中学等莆田区的共同福利设施。其他村庄则是位于企业差序治理的最外圈,关系治理强度最低。图2 2004年以前东进农牧公司的地区差序格局与关系治理三、地域拓展与差序式关系治理格局的变化2004年至今,随着企业的发展,东进农牧公司有两次建立新猪场的地域拓展。根据费孝通(1998)差序格局的观点,差序也是可以伸缩的,人的势力小时,缩成一小团,势力大时,可以扩张到极大。早期东进农牧公司在百岭村和莆田管理

16、区的发展,正体现了这一点。由于经济地位和事业的成功,何新良成为百岭村以至何姓全族人的大家长每年腊月二十五,是何姓同族家长会,百岭、奋塘各家男性家长出席,何新良必定出席,并且由他买单。随着企业的扩大,以何新良为中心的差序格局应该会再次扩大,那么后者会否对前者产生影响呢?(一)两次地域拓展第一次扩张建立的猪场是东进四线和种猪场,分别建立在明星管理区和西山管理区的两个贫困村。我国政府一直提倡农业龙头企业应该在扶贫中起到积极的作用,正是这一政策的引导,使得企业家的差序完全没有对新猪场的选址产生影响。在实地调研时发现,这两个猪场都建在非常偏远的山地上,从高处一眼望去根本看不到人家。2007年,猪肉价格飞涨,东进农牧公司也由此获利不少,于是开始谋划新的扩张。这时,紧邻百岭的甘泉村似乎成为扩张的最佳地点:既有与何新良及其企业的地缘关系,又有外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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