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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评汉碑刻石文字 中乙瑛碑制于东汉永兴元年（公元一五三年），全称“汉鲁相乙瑛请置孔庙百石卒史碑”。碑原在山东曲阜孔庙同文门西，现藏曲阜市汉魏碑刻陈列馆。无额，碑高198，宽92。文十八行，行四十字。是颂扬鲁相乙瑛的文章。 隶书乙瑛碑字方方正正，用笔能着重点划始末的跌宕顿挫，屈张引领谐趣，舒缓适中，线条匀适，张力丰满。在碑制规格已定的方位上，能充分发挥自身创作力运作字势。首先点的经营，上挑紧趋，很灵致，尤其是末笔点的书写，取汉简牍捺法，横翔捷出而不忌锋芒。捺法波折雁尾规范。撇法入笔回锋，收笔回致，某些出锋的笔触表现也是微露而已，蓄力充盈圆满。晋唐乃至后来为隶书者，多取法于此。隶书的书写在汉初形质始
2、肇。观其用笔结字属生中熟，故有“生涩”感，是在由篆向隶的嬗变过程保存着朴纯的人文情态艺趣的结果。到东汉晚期隶书的书法己开始向正书演进，至晋唐故隶书规规于制法，属于熟中熟之法，又之人文风尚已舍朴诚意念而取用乎于巧饰，故其时隶书多姿媚纤巧或整饬过之，几不可赏。至宋以后人的书法在心意多有得，而朴茂的古趣就显得缺失许多了。 芗他君刻石制于东汉永兴二年（公元一五四年），全称“芗他君石祠堂石柱题记。”石柱高120厘米，宽18厘米，三面刻画，一面刻字十三行（第十一、十二行空行），行三十五至四十五字不等。一九三四年山东东阿县西南出土，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隶书芗他君刻石刻字的石面有竖格矩，横划平直，不宜于波磔
3、外势变化，着重波磔内势微妙的蓄意，方可使其撇捺有丰富意味。碑文开始，书刻较讲究字距规格，至后操刀若笔，字势愈加密丽。从书写情趣过程的变化来看，刻工手水平也非平庸。从书与刻来讲，很有可能先有文稿，未书石，依次随手刻出。另外，就是先书后刻，但并不一定去尊重书者的的结字规范，刻工刀意占主导地位，是率意急就，自然自在。另外，此刻石书法有“摩崖三颂”意味，也有“郑固碑”意。水平还是很高的。所惜原石给用者所留格矩余地太小，假使将其广为摩崖书刻，也不会亚于“汉三颂”。又，在森严角度上讲，其更有超脱处，因为此石字法组合相当精谨，而意趣又很坦然大度。 孔君碣翁方纲考订为东汉桓帝永寿元年（公元一五五年），又名“孔
4、少垂墓碣”，原在曲阜孔庙东庑，现藏山东曲阜市汉魏碑刻陈列馆。碣高149厘米，宽47厘米，文八行，行十五字。隶书孔君碣文字漫漶已不可卒读。辩析“孔君碣”所余字体清晰者，书势尚浑厚。 汉碑刻石文字大多外貌浑厚朴素，其所以如此，一是汉时上古古朴的民风尚存，二是自然及人为的漫漶磨泐所致。其扑朔迷离的外貌，给人以绵邈的历史距离感，已经美意化了的“大朴”，让人揣摸着去接受它美意的模糊。若我们延续性的按陈规审美的路子，在碑文的白字中去探求、去还原创作出墨书的形式，只是一种简单的方式，是不大具有同古和厚今之亲和力的。我们应在孔君碣模糊的文字上去发挥自家才情，使原始意味与当今意趣相互“漂移”，去寻求合于当代书法
5、情绪的美意发扬。碑学一路“原始出土”的刻石量很大，然对其研究更应注重的是新出土的、未经磨泐的刻石文字；既不要让“模糊”的刻石文字“模糊”了自己的眼睛，也不要漠视新碑刻给我们易辩识的、准确到位的“真实性”的笔法和形式。礼器碑制于东汉永寿二年（公元一五六年），全称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亦称韩敕碑、修孔子庙器表。石原在山东曲阜孔庙，现藏山东曲阜市汉魏碑刻陈列馆。无额，碑高170厘米，宽79厘米，碑阳文十六行，行三十六字；碑阴文三列，列十七行；左侧三列，列四行；右侧四行。 隶书。礼器碑书法令人神清气爽，意味触处超妙，自然清圆的精神焕发当在诸汉碑之上。历代对其评价之美妙语境，已经无以复加了。实际地讲，
6、此碑线质细圆瘦动，波磔捷发，其用笔必迅捷。其起止处有丰美的装饰性，说明书写者有极高的造型能力和文艺修养，综合其质量可臻雅健清逸境界，故能郗视人力，睥睨自然之造化。其妙造变化取决于一己之胸罗物象，无复思索，任意性情，取舍自在，此碑最为奇约。其“瘦劲如铁，变化如龙，一字一奇 ，不可端睨”，又“若祥云在空，万象仰曜”。注意，当不宜初学，宜展示于自己的起居处，时常观赏，养眼养心，蓄意待发方得正要。摹学此碑首先要有研习峻厚一格汉碑的基础，要有驾驭汉简牍、帛书的能力；要有综合性的高品位的修持。另外，清季翁方纲等认为，“此碑书手，应在七人左右”。我以为此是大谬误 语。观全碑变化，如一人书长篇巨制，若书者功夫
7、好，法度强，才情平庸，可想其卷首尾变化绝不大。若才情卓越者，其胸臆初发，必有端正君子之态，愈书而愈泯灭其外形而彰显其情态，至天地入胸臆之际，才情勃发，纵横跌宕，驰骋不羁，虽一纸之书，前后也必有变化也。“礼器碑”阳、阴及侧，尤其可察的是两侧字体锋芒如新，细体味之，笔调情致在细节上很统一，当属一挥而就（如元赵孟頫小楷道德经一日书竞），岂是七人所能协调统一之作？若果如此，礼器碑将无所特出了。 许安国墓祠题记制于东汉永寿三年（公元157年）。高68、宽107厘米。第二石高68厘米，宽109厘米。石右二人首为身像，左刻十行462字，右刻一行28字。1980年出土于山东省嘉禅县满硐乡宋山村第三号古墓中。现
8、藏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 隶书。许安国墓祠题记书法以率意之情，呈天真烂漫之趣。其石刻工于字法稔熟，以刀走石得出了自然的行书笔意效果。其长处在单刀冲切后，间或又补一刀修饰波磔。在刻画的双鱼旁有“阳遂富贵”，属先画双鱼，随手书写，然后刻制。另双鱼款刻与正文直接刻字相同，其结字倒显出其特殊性，部首亦有所变化，紧密结合的势态使文字中宫坚实，其余点划特出，下开北魏六朝楷书，更倾向南朝墓志一脉。此题记对于欲求楷法变法者讲，应多加参考，当能彰显字法散逸灵健的态势。 郑固碑制于东汉延熹元年（公元一五八年），全称“汉故郎中郑君之碑”。现藏山东济宁市博物馆汉碑室。有圭形额，有穿。碑高196厘米，宽80厘米，碑阳存
9、文十五行，行二十九字，另有右下角残石，存二十四字。 隶书。此碑在济宁文庙明堂东壁时，有清代学者黄易等艳称之“济宁汉碑室”，当颇叹古人重视古物远过今日也。郑固碑属于规整一路的汉碑，结字峻密，偏旁点划处理多取圆势，线条中部坚实，用笔峻朗，行笔末处方劲。清代学者很欣赏此碑，如杨守敬评之为“汉隶杰作，”康南海谓其“端整古秀，其碑侧纵肆，姿意尤远。”又以为“礼器之亚也”。清代所编隶辨也多参考此碑线条的中实感，字法、定势等等。然隶辨过于重视字的组字结构均整划一，了无生机，在今天来看就等同于美术字,不足为法。观清季至民国所编书法类“字典”多不可取法，何以言者？是因其所处时代的科技落后，汇制碑帖多以手工摹勒雕
10、刻，故离异于原貌。不若今日“字典”汇制取“原作”之用电脑技术手段，而绝无毫发之疑。故碑帖当取反映字体原貌的、印制精良的去摹学。 张景碑制于东汉延熹二年（公元一五九年），全称“张景造土牛碑”。1958年河南南阳出土，现藏河南南阳市博物馆汉碑亭。无额，有两面方形碑穿。碑高125厘米，宽45厘米，文11行，行23字，计存二百二十九字。碑文记为张景修建永渠造土牛等事记。隶书。 张景碑出土较晚，没有经“古贤”眼鉴，当然也没有得到前人的美妙词赞。但此碑文书法发笔俊爽，结字平整，体貌扁阔而迭出俊秀雅逸之趣，。审读之际，因其无经磨泐而锋毫毕现，碑文保存的原始气息沁人心脾。另外，可以看出张景碑兼具着汉简牍隶书的
11、某些特质，以及尹宙碑、史晨碑的朴素，朝侯小子碑的儒雅自度，闲适雍容的理法神态卓然同侪。封龙山颂制于东汉延熹七年（公元一六四年）。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为知县刘宝楠在河北元氏县王村山下访得，在运往城中文清书院的途中裂为二段，今已毁佚。无额，无穿，碑高160厘米，宽93厘米，文15行，行26字。隶书。 清杨守敬谓封龙山颂“汉隶气魄之大，无逾于此。”康有为评之“骏爽”。想前贤评碑，对合于已意者，多加捧扬，仅评当时发现的汉碑以气魄宏大著称者已然十数种，使人不敢虚矫附之。此碑文书法确实结体疏朗、体健神清，遒劲中有恣肆纵横的、豪迈不羁的气貌。我臆度之似用秃笔书写，且很轻松的轨之以法度。若能以高品质的经
12、验弃其微末处的草率，当得沉稳干练之益 。再者，若能适度的处理好结体与篇章布白的疏密关系，想得到合于豪纵情调的作品，信不为难事。孔宙碑制于东汉延熹七年（公元一六四年），全称“汉泰山都尉孔君之碑”。有额，圆首有穿，石在山东曲阜孔庙同文门东侧，现藏山东曲阜市汉魏碑刻陈列馆。碑高160厘米，宽93厘米。文15行，行10至28字不等。碑阳十五行，行二十八字。碑阴题门生故吏名三列，上二列各二十一行，下列二十行。 。隶书。 孔宙碑，清杨守敬跋云：“波磔并出，八分正宗，无一字不飞动，仍无一字不规矩。”翁方纲评之：“碑与碑阴出二手者，独是碑耳。然皆汉隶之最醇美者。”康有为谓其“孔宙碑阴笔意浑古，昔人以为蛰虫盘屈
13、，深冬自卫，真善为譬者。”观是碑用笔，横向排宕，笔意古厚，势力旁出，大有逸势不可回还之妙。研学者最当注重其文字线质的硬朗坚劲，否则无劲力之飞动，自然不能高远。另外，我们对于合作的作品，首先宜先看其整体的情意是否相投，反映在篇章布白时更宜和谐，方为合和之作。此碑阳与碑阴的书法因不在一个平面上，水平不一，也无大妨。观其二者风格不同，碑阳书写者的艺术素质明显高于碑阴 ，识者自可分理之。其次，上述清季三人尚知尊重古人，那么护惜古人，不薄今人，更当是我辈担当之责任了。鲜于璜碑制于东汉延熹八年（公元165年），全称“汉故雁门太守鲜于君碑”。1973年天津市武清县高村公社出土，现藏天津市历史博物馆。有圭形额
14、，有穿。碑高242厘米，宽83厘米，碑阳文16行，行35字不等。碑阴文15行，行25字不等。隶书，有界格。 鲜于璜碑有稚拙趣，寓谐于庄，余每哑笑视之。是碑文字书刻，入手方劲，每每又欲以圆势化方硬，似到位又不到位，说正点又不正点。很好地演绎了朴拙趣味。也当是书工佳、刻手劣的一个例子。又将之比较于张迁碑的拙朴傻棱，鲜于璜碑则欲出秀意而愈显拙趣。于此忽想：假使鲜于璜碑与张迁碑同时出土，同时遭捶拓磨泐，那么鲜于璜碑在字口上，尤其是在有锐意的转折处，也当“圆滑”一些，可能效果是二者意趣更为相近。鲜于璜碑书法结构极其谨严，韵蓄华滋的内质又是张迁碑时或不及的。此碑下开魏晋六朝楷法先声，如晋之“二爨”及“王兴
15、之墓志”等等，不一枚举。因余斋曾署“率真堂”，故每每哑笑于“鲜于璜，”真是趣味相投两难舍。刘熊碑制于东汉年代不详，全称“汉酸枣令刘熊碑”。有碑阳。文23行，行32字。原石在河南延津县城内（汉酸枣县），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酸枣城城内有后汉酸枣令刘孟阳碑”。北宋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南宋洪适隶释等均有记载。石毁佚于明清之际。1915年顾燮光于延津县重新访得碑阴残石一块，今藏河南省延津县文化馆。 又有残石仅五六字略为可辨，存滑县文化馆。 隶书。刘熊碑书法疏淡秀润，有清翁方纲两汉金石记谓：“是碑隶法实在华山碑之上”。杨守敬语其“古而逸，秀而劲，疏密相间，奇正相生，神明变化，拟于古文”。翁方纲又以
16、“丰”字的书写与华山庙碑中“丰”字相同，故云此碑为蔡邕所书，并有“隶法实在华山之上”句。杨守敬谓其书法“纯浑沦，实为中郎之遗”。前人评碑多为“书斋臆定”式，又若杨守敬“望气”式的推断。用于书画赏识上，盲目攀附历史上的一些名家，动则谓之某某手笔，仅谓蔡邕书者，已有数碑。有时他们也不讳自家前说，或是忘了自家前说若华山碑，熹平石经残石及其它就有谓之蔡中郎书的几种说法，在他们的评鉴下蔡中郎书体面貌在我们面前就有了多种的变化。想想蔡中郎书法成功、成熟之后的作品，屡屡变风格，可能吗？若将上述几种碑版排列比较，可知前人论书随其类型，赋以已好，臆断讹误，不胜枚举，岂可不审而尽信前人。 华山庙碑制于东汉延熹八年（公元165年），全称“西岳华山庙碑”。旧在陕西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