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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抗日英雄刘尚文死里逃生刘尚文同志在抗战时期是盂平县六区区委宣传委员，山西盂县东麻河驿村人。他曾经埋地雷炸死了日军队长。1943年秋日军将他抓获。那天拂晓，我在距区委住地窑子门5华里的围沟村听到窑子门方向枪声大作，我意识到日军来了，等日军走后我急回窑子门，得知刘尚文被抓走了。人们猜测这次刘尚文同志可能凶多吉少，日军将刘尚文带到盂平县土塔村一个打谷场里，准备要砍他的头，在洋刀上倒了点水，就从刘尚文的后顶部砍去，在此生死关头，刘尚文本能地顺刀往下急爬，日军满以为洋刀落，鲜血流，头已断，就用场上的谷草盖在他的身上，扬长而去。这个过程被躲藏在对面土坡上的土塔村村长看得一清二楚。日军走后，刘尚文觉得手还
2、能动，腿还能伸，意识到没有死，推开谷草，手扶脑袋，跑到张家山。后来人们用担架把他抬回窑子门，然后转到后方医院。刘尚文体壮，脖子粗，刀伤大而深，经医治痊愈。解放后，曾担任盂县县长、阳泉市副市长、晋中地区交通局局长。文化大革命期间，曾遭受不公正待遇。他离休后在榆次市住，不幸的是，2002年冬天他去世了，我们失去了一位老战友，可悲可泣。“刘尚文脖子硬，鬼子的洋刀砍不动”。他的事迹经常被人们所提起，鼓舞着我们，激励着我们。抗日战争中的阳泉 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山西阳泉境内的抗日斗争是于1937年10月11日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为总指挥的中国守军在井陉附近遭到日军第二十师团的攻击，娘子关防御战打响拉
3、开战幕的。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枪声和8月13日日军向上海进攻的炮火，形成了日本侵略者南北进攻中国之势。中国守军奋起还击，全国的抗日战争从此爆发。日军方面，卢沟桥事变之后，7月11日，日本首相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决定对华北大举进兵，16日即调派9万日军来华；17日又决议动员40多万日军来华。8月15日，日军正式组成上海派遣军，接着又将日本原中国驻军实行改编组成华北方面军，并于8月31日下达了华北方面军战斗序列的命令，由寺内寿一任司令官，辖第一、第二两个军和其他直属部队，总兵力达37万之多。在向华北地区实行战略展开中，处于华北屋脊的山西，特别是其省会太原，自然成了日军进攻的重点目标。凭借强
4、大的兵力和精锐的武器装备，日军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便先后侵占了北平、天津，接着以平、津为基地，沿平绥、平汉、津浦三条铁路分兵四路向华北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其中，沿平绥线西进之敌，于9月13日占领大同后，沿同蒲路南下，直逼太原；与此同时，另一路日军(即以川岸文三郎为师团长的日本华北方面军第一军第二十师团)占领石家庄后，准备从娘子关入晋，沿正太路西犯，配合北线的日军攻取太原。就在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发表了为日军进攻卢沟桥的通电，号召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于8月22日至25日，在陕北洛川县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目前
5、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安排部署了深入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群众，开辟敌后战场，使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转变等事宜。其间，为了把山西作为整个北方游击战争的战略支点，指导和部署好山西的抗战，中央特派刘少奇到太原，于8月初组成了由刘少奇任书记、杨尚昆任副书记的中共中央北方局新的领导机关；8月下旬，经与国民党、阎锡山谈判，达成协议，将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并于9月前后率部由陕入晋，配合正面战场，开展了游击战争；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9月专程赴晋与阎锡山商谈八路军入晋后联合抗日事宜，并先后两次深入娘子关勘察布
6、防情况，与黄绍竑共商东线作战大计。由于政治上、军事上采取了上述措施，一个全民动员参加抗战的热潮立即在山西全省掀起。日军占领阳泉前，在党的领导下，阳泉境内已先后组建了阳泉煤矿工人抗日游击大队、正太铁路工人抗日游击队、平定县抗日游击队、平定青年抗日游击队、荫营抗日义勇军、盂平阳寿榆五县抗日游击大队等地方武装。这便为日军入晋后的继续西进设置了层层障碍，使其处在了四面喊打的重重包围之中。阎锡山方面，由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要人的精诚劝导、积极工作，面对日军铁蹄对山西的紧逼，出于民族大义，在有关红军通过山西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等问题上，阎表示了合作意向，并致函毛泽东，愿集聚所有人力、物力、财力，与中共共同抗
7、日。其间，他不但接受牺盟会负责人薄一波的建议，于1937年8月1日组建了新军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后改称决死第一总队)，9月20日，又相继组建了新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当日军沿平绥、同蒲线进犯，目标直指太原时，他首先部署了大同会战，令其第六十一军镇守天镇、阳高，屏障大同；并令其骑兵军、第十九军和第三十五军汇集于大同附近，他自己到雁门关西的太和岭口布置行营，亲自指挥作战。之后，又调集兵力组织了忻口决战。当另一路日军由石家庄西犯，威逼太原时，作为中国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阎锡山即派其副司令长官黄绍竑为总指挥，统率中国守军约10万兵力在娘子关一线布防抗敌。守军将士虽
8、顽强拼搏，浴血奋战，但因组队混杂，仓促应战，装备又差，娘子关防御战最终还是以中国守军伤亡27万人的代价失利而告终。尽管如此，其歼敌数千，阻敌前进20余天的功绩不可磨灭。其间，八路军一二九师在师长刘伯承率领下，于平定县东七亘村两次设伏，创造了重创日军的光辉战例。娘子关失守后，日军长躯直入，向西疾进，于1937年10月29日占领了平定，30日占领了阳泉。日军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制造了一起又一起赅人听闻的惨案，犯下了累累罪行。从娘子关失守至平定、阳泉沦陷仅5天时间，日军在沿路村庄就烧杀村民480人。在侵占阳泉后的8年间，平定县有13913人被杀害，10529人被饿死，15762人失踪或逃亡在外，有4
9、8576间房屋被烧毁；盂县有10199人被杀害，5080人重伤致残，3万多群众无家可归，有442个行政村遭到烧杀抢掠，9万余间房屋被烧毁。阳泉全境土地荒芜，工业停顿，商业倒闭，瘟疫流行，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日军的残暴罪行，激发了阳泉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刻骨仇恨和强烈的反日情绪。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阳泉人民采用多种形式，与日本侵略军开展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首先，是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在正太铁路和平辽公路沿线，分别开辟了四块抗日根据地。其中，1937年11月和1938年1月先后创建的平定(路北)县抗日根据地和盂县抗日根据地(时属晋察冀边区)，1937年11月下旬创建的平(定)东县抗日根据地和
10、平(定)西县抗日根据地，时属晋冀豫边区。这些根据地一创立，便在抗日政府的统领下开展了宣传抗日救国、动员青年参军、组建民兵武装、发展党的组织等活动，并取得明显成效。到1938年夏，境内各县都普遍建立了工人抗日救国会、农民抗日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等抗日团体，其会员总数发展到数十万人之多。此外，在两边区军区和八路军一二九师的帮助下，各根据地还先后组建了以县大队、县武工队、县独立营(团)、县抗日游击大队、县抗日武装自卫总队等冠名的各类武装组织，从而，为有效打击和粉碎日伪的进攻奠定了基础。其次，是配合八路军正规部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粉碎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扫荡”阴谋。阳泉沦陷以后，日军垂
11、涎阳泉得天独厚的煤铁资源和区位条件，妄图将正太路上的这个中心作为其提供战争燃料和在华北作战进而摧毁晋察冀、晋冀豫两大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基地。为此，以片山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和德江大队50006000人的兵力盘踞阳泉镇，并在政治渗透和经济、文化掠夺的同时，采取“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战术，扩大据点，构筑碉堡，修筑道路，向根据地连续发动围攻，轮番“扫荡”。其间，阳泉人民在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除配合晋察冀军区和八路军一二九师进行反“扫荡”，成功地组织了盂县上、下鹤山歼灭战、盂县细腰村截击战、日军东关炮楼袭击战，给日伪军以重创外，还经常不断地以游击的形式袭扰日军据点，破坏日军运输线路，割断
12、电信线路，致使其活动受到极大限制，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抑制了敌人大举进攻的势头。与此同时，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阳泉人民依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三大方针，对国民党及其军队的对日妥协动摇倾向和制造的磨擦，还进行了坚决而有效的斗争，惩治了一批坚持、分裂立场的顽固分子，取缔了敌工团、精建会等反动组织，平息了早已与日顽勾结、有意投敌的平西县县长黄晟耀的叛乱，以斗争求团结，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抗战局面的好转。值得一提的是，1940年8月20日晚10时，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打响后，地处正太铁路中间的阳泉自然成为本次大战第一阶段主战场。阳泉人民配合聂荣臻率领的晋察冀军区部队和刘
13、伯承、邓小平率领的一二九师及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共计约30个团的兵力，分别破坏正太路阳泉以东段和阳泉至榆次段，并向敌人各据点发起猛烈攻击。日军猝不及防，仓惶应战，损失惨重，百团大战取得了伟大胜利。这次战斗大长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志气，打出了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军民的声威。阳泉在战斗的烽火中变成了中国共产党在华北敌后重要的抗日堡垒之一。第三，是注重抓了党的自身建设和根据地的政权、经济、文化建设。虽然上述几方面的工作还只能说是初步的，尚有许多缺陷和不足，但其对当时的对日斗争的确起了重要的保障作用。随着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中国的抗战形势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日本帝国主义一面加紧对国民党当局诱降、逼降，一
14、面集中主要兵力对根据地军民进行疯狂的“扫荡”、“蚕食”和反复“围剿”，实行“三光”政策。加之连年自然灾害，致使根据地的困难越来越大，斗争更为艰苦。其间，仅1942年，日军对平东、平西两块抗日根据地发动的5000人以上的“扫荡”就有4次，总兵力达48万人。他们以公路为线，碉堡驻军为点，用“格子网”的形式把全县统统包围起来后，分割成面积很小的小方格子，形成“双层格子网”的局面，妄图把根据地军民困死、饿死。1943年，盂县全县有275个村庄被制造为“无人区”，致使2万余名群众无家可归，死于瘟疫者就达400多人。更有甚者，日军还使用“细菌战”，用蚊子、苍蝇、老鼠、蝗虫携带病菌，在盂县所谓的“治安区”内
15、普遍撒放，使疟疾、霍乱、伤寒、鼠疫等传染病流行肆虐，致染病卧床者竟达人口总数的95以上。不仅如此，日军还在阳泉镇的天成巷、盂县城内城隍庙的韩家院内、盂县进圭村等地设立所谓的“所”、“屋”、“窑”，强征“妇”，致使不少良家女子在被日军蹂躏后杀害，有的被多名日本兵轮奸后致死。虽有极少数幸存者，也都留下了终生疾患和心灵上的伤痛。此外，日军还将降日的国民党军队编成伪军，扶植伪组织“棒棒队”和反动会道门“红枪会”等，并在各地大肆抓捕青年充当伪军壮丁，以华治华；通过建立基层伪组织伪政权，训练汉奸、密探、反动会道门，扶植和指使其公开活动，来加强对阳泉地区的统治。这一切，均对抗日根据地增加了新的压力和困难。至
16、于经济领域的掠夺更难以数计，八年中，仅煤炭一项劫往日本的就达200多万吨，占到当时煤炭总产量的39；劫夺铸造生铁7万吨以上。至于其疯狂性掠夺所造成的煤炭资源的破坏和流失，大约在2300万吨以上。面对敌人的种种暴力，阳泉军民在地方党组织的领导和组织下，以武装斗争为中心，与日伪军围绕“扫荡”与反“扫荡”、“蚕食”与反“蚕食”、“封锁”与反“封锁”，开展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采用麻雀战、地雷战、联防战、围困战、破交战等游击战术，“村自为战”，“人自为战”，给敌以沉重打击，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威力。其间，涌现出杀敌英雄赵亨德、抗日区长岳勇、革命家属李有年、红色交通员孙林荷以及陈宜胜、史梦梅、高特、王树仁、江冰、李海忠、烙钢、刘桂云、康治安、李枝功等一大批视死如归、为革命献身的志士仁人。与此同时，遵照中央的部署，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