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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永明文学批评的新变特征高文强（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摘 要：本文认为，永明时期在文学批评史上是一个重要的新变期。永明文学批评的新变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文学审美观念向世俗化方向发展，二是艺术风格上以平易流畅为追求目标，三是语言形式上强调声律的和谐搭配。关键词： 新变 世俗化 平易 声律作者简介：高文强（1969），男，湖北孝感人，文学博士，武汉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永明文学批评在文学批评史上扮演的是一个新变角色。永明文学批评这一“新变”身份，正如南齐书文学传论中所概括：“习玩为理，事入则渎，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在梁书庾
2、肩吾传中，曾有过这样一段描述：“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这里指出了沈约诸人以声律理论来指导文学创作以追求新变的风气，这也是今天我们最为熟悉的永明“新变”之特征。不过，永明文学批评的新变并不仅仅表现在创造性地提出了声律论，它还包含着其他方面，这一点在声律论被过多关注的今天，却常常被忽略了。那么，永明文学批评的新变特征主要包含哪些方面呢？由齐入梁的萧子显在对永明文学进行一番考量后，对其特征曾有过一个简单描述：“言尚易了，文憎过意；吐石含金，滋润婉切。杂以风谣，轻唇利吻，不雅不俗，独中胸怀。”（南齐书文学传论）在此我们借用他的话，可将永明文学批评的新变概括为三个方面
3、：一是“杂以风谣，轻唇利吻”，即形成世俗化的审美观念；二是“言尚易了，文憎过意”，即追求平易流畅的艺术风格；三是“吐石含金，滋润婉切”，即强调声律的和谐搭配。下面试分论之。一、文学审美观念的世俗化纵观六朝文学批评史，由两晋至刘宋，文坛一直推崇雅正之美，而排斥新俗之风，至永明而一变，尚俗审美观在当时文坛成为一股新风，对永明文学观念的整体新变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雅正之美的推崇，起自西晋太康博奥工丽文风的流行。颇为典型的事例便是，当时文人普遍把诗赋颂看作同一类文体，并认为颂是诗中最美的形式。如挚虞便以为“后世之为诗者多矣，其称功德者谓之颂，其余则总谓之诗。颂，诗之美者也” 文章流别论，全晋文卷七
4、十七。这种审美观念正是西晋上层社会崇儒兴学、大倡歌功颂德之雅音正声的需要在文学中的反映。因此，随着这一审美观念的流行，四言雅颂体在西晋重又兴起，以至上至庙堂雅乐歌辞，下至友人应酬赠答，无不以典重板滞为贵。而五言七言则被文人们视为“俳谐倡乐多用之”的俗体，“然则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所以“应宾之渊甏温雅” 文章流别论，全晋文卷七十七。，当然就最宜用四言。东晋玄言诗风行，其内容多为玄理，而其形式仍以四言为多，从篇制结构、遣词造句到议论方式均与西晋的颂体诗和赠答诗应酬诗相同，实是西晋以来四言长篇泛滥、语言愈趋典正、内容愈趋教条的结果，以雅正为美的审美观念没有改变 葛晓
5、音.论齐梁文人革新晋宋诗风的功绩. 汉唐文学的嬗变.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58.。刘宋代晋后，诗风有所变化，但从总体特征来看，刘宋文人依然沿袭了晋人以典正为上的艺术审美观，不同之处只是更注重“辞藻艳逸”了。如元嘉三大家便都不同程度存在着生典重涩的共同缺点，萧子显便认为谢灵运之文章“典正可采，酷不入情”（南齐书文学传论）；王世贞也认为谢灵运文章“格体创变，是潘陆之余法，其雅缛乃过之” 艺苑巵言卷三，见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 1983. 994.。钟嵘评颜延之云：“喜用古事，弥见拘束，虽乖秀逸，是经纶文雅才。”（诗品）方东树评颜延之云：“颜诗凝厚典质，钩深持重，力足气
6、完，差与康乐相埒。”评鲍照云：“鲍诗面目，以涩炼典实，沈奥创生为佳，足以药轻浮滑率浅易之病。” 昭味詹言，引自魏晋南北朝诗精品，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5. 277-299.虽然一般认为江南民歌在刘宋已颇为流行，但还较少为士人所普遍重视，如刘宋吴歌西曲的拟作，便只有谢灵运东阳谿中赠答及鲍照、汤惠休、刘铄等几人的作品 曹道衡 沈玉成. 南北朝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41.。 永明文人的审美观念与刘宋相比，明显的变化便首先表现在民歌俗曲已为时人普遍接受。南齐书王僧虔传载：“自顷家竞新哇，人尚谣俗，条在噍杀，不顾律纪，流宕无涯，未知所极，排斥正典，崇长烦淫。”裴子野宋略乐
7、志叙亦云：“王侯将相，歌妓填室；鸣商富贾，舞女成群。竞相夸大，互有争夺。”（全梁文卷五十三）郭茂清乐府诗集卷六十一论杂曲歌辞说：“自晋迁江左，下逮隋唐，德泽寝微，风化不竞，去圣逾远，繁音日滋，艳曲兴于南朝，胡音生于北俗，哀淫靡漫之辞，迭作并起，流而忘返，以至陵夷。原其所由，盖不能制雅乐以相变，大抵多溺于郑卫，由是新声炽而雅音废矣。” 宋郭茂倩. 乐府诗集. 北京:中华书局, 1979. 884.新声的兴起，以至“雅乐正声，鲜有好者”（南史萧惠基传）。南史王俭传载：“（武帝）后幸华林宴集，使各效技艺，褚彦回弹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弹琴，沈文季歌子夜来，张敬儿舞。”宋末齐武帝萧赜在郢州任晋熙王镇西长
8、史、江夏内史，已开始接触西曲。称帝后，他回顾郢州那段生涯，还特以西曲调作估客乐。以帝王之尊而倡导这种“新声杂曲”，就加速了西曲在永明以后于朝廷内外的流行。永明文人如沈约、王融、谢朓等均有拟作，如沈约便有四时白紵歌五首、六忆诗四首、秦筝曲等。沈约为一代辞宗，王融、谢朓也为永明文人的代表，由此可见永明文人对这种审美新风的接受，故纪昀说齐梁诗文是“求新于俗尚之中” 詹鍈. 文心雕龙义证.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1077.，王夫之也视永明初为“雅俗沿革之际” 清王夫之：古诗评选卷一，见船山遗书，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9. 4702.。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中批评颜、谢一为“唯睹事例，顿
9、失清采”，一为“典正可采，酷不入情”，这一排斥二人的的言论，正是“尚俗”时风的产物。钟嵘诗品评沈约曾云：“详其文体，察其余论，固知宪章鲍明远也。所以不闲于经纶，而长于清怨。”所谓“不闲于经纶”，即不熟悉经纶典正之作；“长于清怨”，即擅长抒写清怨俗情。其实不唯沈约，永明文人的作品都或深或浅地表现着一种俗味，如他们创作了大量的咏物诗、游戏诗、女色诗等等，晋宋以来诗歌中所表现的那一脉高古的气息，在永明诗中已几荡尽了 王钟陵. 中国中古诗歌史.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1988. 642-643.。在诗歌形式上，四、五言体的消长以及时人的评价，也体现出永明文学雅俗观的演变。晋宋文人以为“雅音之韵，四言
10、为正”，而视五言为“俳谐倡乐之体”。永明时期人们对五言诗的看法则已发生变化。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说：“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惟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干。”刘勰称四言诗为“正体”而五言诗为“流调”，显然是继承了挚虞“四言为正”的说法。但从后面的论述看，刘鳃对四、五言的地位是不分轩轾的。“流调”即变调、变体，这是相对“四言正体”而言的。从历史渊源看，五言体是从民歌俗谣流变而来，东汉文人五言诗的产生，就深受汉乐府中的五言体影响。而永明时期，文人大量拟作乐府民歌（这些拟作也大多为五言体），民间歌话之俗风
11、再次深刻影响了文人的诗歌创作（其影响更集中在五言诗）。因此可以说，所谓“流调”，也就是俗风的流衍。刘勰将这种跟民歌俗风关系密切的五言流调，提到与四言正体平等的地位，其实就表明他对尚俗审美观的肯定态度，这也代表了永明文人的共同看法。二、追求平易流转的艺术风格 纪昀认为：“齐梁文藻，日竞繁华。” 詹鍈. 文心雕龙义证.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10.这指出了永明文人对晋宋以来文学观念的继承一面。不过从总的倾向看，永明文人的批评观念已然开始发生变化，他们开始摆脱晋宋以来重典正平板的倾向，而更为重视提倡平易自然的艺术风格。作为竟陵文人集团领袖的萧子良在其与南郡太守刘景蕤书一文中曾提出“含真
12、抱朴”的审美观念。所谓“真”者，是指本于真情，本于自然，不假雕饰。所谓“朴”者，正是指一种平易艺术风格 刘跃进. 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 北京:三联书店, 1996. 97.。“一代辞宗”沈约对这个问题发表了更为全面的看法。沈约曾经指出：“至于先士茂制，讽高历赏，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宋书谢灵运传论）沈约又说：“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读诵，二也；易识字，三也。”（颜氏家训文章）沈约的观点的核心，就是一个“易”字。易者，平易也，亦即直举胸情之自然，其反面则是典正和滞涩。沈约不仅提出“三易”观点，在其文学创作和批评实践中也能身体力行
13、。如天监初年，沈约作郊庙歌辞，一反晋宋典重旧习，而代之以较浅显的语言，大同二年，萧子云上书说，沈约所撰歌辞“全不用经典”，“弥复浅杂”，为此梁武帝下诏：“郊庙歌辞，应须典诰大语，不得杂用子史文章浅语。”（梁书萧子云传）萧子云的不满，恰恰从反面说明了沈约永明以来对诗歌语言的革新确实做得比较彻底，郊庙歌辞尚且如此，其他可以概见。再如太平广记卷一九八引谈薮“沈约”条云：“（吴）均又为诗曰：秋风泷白水，雁足印黄沙。沈隐侯约语之曰：印黄沙语太险。”沈约批评吴均诗“语太险”，就是说读起来感到拗口，不自然流畅。永明文人颇以自然、流转为新诗的语言艺术理想，对于谢朓，沈约便数加推许，或称道“二百年来无此诗”（南
14、齐书谢朓传），或誉为“调与金石谐，思逐风云上”（怀旧诗伤谢朓）。对于何逊，沈约亦颇尽奖掖之意。沈约曾对何逊说：“吾每读卿诗，一日三复，犹不能已。”（梁书何逊传）对于刘杳，沈约曾赞其诗“辞采妍富，事义毕举，句韵之间，光影相照，便觉些地，自然十倍”（梁书刘杳传）。沈约如此推重他们，正是因为他们的创作实践，体现了新诗的语言艺术理想。南史王筠传载沈约的一段话颇能说明这个问题。沈约很重王筠，曾对王筠叔父王志说：“贤弟子文章之美，可谓后来独步。谢朓常见语云：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近见其数首，方知此方为实。”沈约用“圆美流转”的风格来评价王筠之诗，正说明他力求将新诗的语言艺术理想付诸创作实践和批评实践。谢朓之
15、诗的艺术成就，早为人所肯定。就其诗歌主张与创作实践的关系来看，也是相当吻合的，正如贺贻孙诗筏指出：“玄晖能以圆美之态，流转之气，运其奇俊幽秀之句，每篇仅三四见而已。然使读者于圆美流转中，恍然遇之，觉全诗无非奇俊幽秀。又使人见其奇俊幽秀，而竟忘其圆美流转，此其所以惊人也。” 郭绍虞. 清诗话续编.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161.主张文章语言的平易自然，是永明文人的共识，所以沈约的观点，颇为永明文人所引申发挥。如萧子显便重申了“言尚易了”（南齐书文学传论）的主张，钟嵘说：“夫属词比事，乃为通谈。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他还主张“自然英旨”（诗品序），刘勰文心雕龙也以“自然之道”为作文之本。其明诗篇云：“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诔碑篇论及蔡邕碑文，认为“察其为才，自然而至”。体性篇认为人的性情不同，风格自然各异，“岂非自然之恒资，才气之大略哉！”。定势讲求作文当“因情立体，即体成势”，犹如“机发矢直，涧曲湍回，自然之趣也”。丽辞阐述对句原理，以为“高下相须，自然成对”。隐秀则提出“自然会妙，譬卉木耀华”，刘勰的这些论述，与老子主张的“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所讲的梓庆削木为鐻、轮扁斫轮、庖丁解牛等一系列寓言故事一样，强调了创作当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