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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人收集整理 仅供参考学习GDP统计的若干理论和实践问题钟甫宁* 南京农业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市童卫路6号，邮编210095，电话025-83313000。摘要GDP仅仅是一个中间指标。当年生产的GDP仅仅满足我们的部分最终需要，同时GDP的数值及其增长率不能证明其增长能否持续。人为追求GDP的高速增长既可能损害其自身持续增长的基础，也可能损害GDP所服务的最终目标。应当对GDP的源泉、生产的目的给予更多的关注，也需要对支出法GDP进行更多的研究和分析。GDP应当仅仅作为“诊断”指标而不能作为“考核”指标。如果作为“考核”指标，而且被考核对象又被赋予经济决策权和资源配
2、置权，则GDP这一指标就必然被误用、滥用并带来严重后果。关键词：GDP 支出法GDP 可持续增长 生产的目的Som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ssues of GDP StatisticsFuning ZhongAbstractGDP by nature is an intermediate objective. GDP produced in any year can meet with only a part of our final demand, and its level and growth rate are unable to demonstrate
3、 sustainability. Over-focus on high growth may actually jeopardize both the foundation for sustainable growth and the final objective that GDP serves.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focused on the sources of GDP and the final objective of production, and more studies of Expenditure GDP are needed. GDP sta
4、tistics should be taken as diagnostic criteria instead of performance ones. If it is used to evaluate performance and those who are under evaluation are empowered with decision making and resource allocating, GDP statistics are inevitably being misused and exaggerated, leading to serious outcomes.Ke
5、y words: GDP, Expenditure GDP, sustainable growth, objective of production一、 引言-对当前争论问题的回顾和评论最近几年关于GDP的统计及其作用等问题不仅吸引了许多学者的注意，也吸引了许多政府官员和一般大众的注意。除了严肃的学术研究外，通俗的科普介绍、笑话以至“黑色幽默” 如著名的关于两泡狗屎的讽刺。也比比皆是。这种热潮清楚地暴露出，尽管所谓西方经济学在改革开放后已经深入人心，我们对GDP这一基本概念及其作用的认识仍然不够全面，还存在许多似是而非的理解（参见周天勇，2003），或者这一概念在我国经济生活中仍然有点“水土不
6、服”。本文拟结合当前争论的若干重大问题探讨如何认识GDP的统计内容及其作用，重点是可持续发展和生产的目的等问题。从1978年到2002年，24年间中国GDP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9.4% 所有的增长速度均按可比价格计算，下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3），不仅在世界各国中一枝独秀，而且赶上或超过了日本和韩国过去创造的长期高速增长纪录。这一引人注目的成就，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及其后仍然保持高速增长的“奇迹”，既获得了世人的高度评价，也很自然地引起了国内外一些人的怀疑。著名经济学家罗斯基（Rawski）就认为中国1998年到2001年4年期间GDP的实际年增长速度可能在-2%到+4%之间（
7、Rawski, 2001），远远低于官方公布的数字。应当承认，我国许多普通消费者也怀疑GDP的增长速度，至少认为自己生活水平的上升速度远没有那么快。根据官方统计数据计算，改革开放前我国GDP的增长速度就十分惊人：从1953到1978年26年期间年均增长6.1%。如果剔除1959-1961年3年的数据，则包括“文革”期间在内的23个“正常”年份年均增长8.8%(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2)，与改革开放后的差距并不大。这显然与我们大多数人的“常识”相违背。因此，即使GDP统计数据技术上没有高估，它也和我们的实际感受有很大差距。国际上首先对GDP提出的重大的挑战是可持续发展问题，即GDP的增
8、长是否导致资源的耗竭和环境的破坏，特别是GDP的快速增长是否会加速这一过程，从而导致今后GDP的增长速度下降甚至变为负增长。国内许多人也持同样看法。例如，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许宪春在谈及GDP的局限性时就认为“人们反思最多的，是GDP不能反映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朱剑红，2004）。世界银行首先提出的“绿色”GDP概念，就是想在GDP的统计中扣除生产（和消费）过程对资源和环境的负面影响。但是，尽管“绿色”GDP的统计方法可能鼓励人们更多地采用少消耗资源、少破坏环境的生产方式，它本身并不核算资源和环境存量及其变化，因而没有真正回答增长是否可持续的问题。此外，我们不要忘记治
9、理污染也创造GDP，而且环保产业是当代真正的朝阳产业之一。面对这一产业的迅速发展，我们究竟该哭还是该笑？如果说可持续发展是全球性的普遍问题，对“无效GDP”的讨论和批评就非常具有“中国特色”，或者说是计划经济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的共同现象（樊荣强，2004；皮建才，2003）。抗灾及灾后重建所创造的GDP不具备“中国特色”，可以存而不论；真正值得讨论的“无效GDP”是大大小小的“政绩工程”。毋庸置疑，都江堰那样造福万代的工程名垂千古，是李冰父子留给蜀中百姓的永远的政绩（不要忘了李冰并未因此而升官）；但是，今天的“政绩工程”有多少是因工程而给后人留下政绩，又有多少是为一时的政绩而建设工程？从“文革
10、”中的“一个书记一条河”到今天的“一个书记一条街”、“一个书记一个区”、“一个书记一个市”，难道仅仅是重复建设和浪费资源的问题吗？即使工程本身的质量没有问题，成本核算没有问题，单独计算的直接的投入产出效率也没有问题，难道我们不应当进一步考察被拆除的建筑、设施是否仍然具有实际功能，我们因此而丧失了多少效用，以及代之而起的新的建筑、设施提供了多少增加的功用，这些增加的部分（而不是全部）是否足以补偿包括拆迁在内的全部建设费用？如果从更深的层次看，可持续发展绝不仅仅是计算并扣除GDP生产（和消费）过程对资源和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的问题；重要的是必须统计产生GDP的源泉即各种资本的存量及其变动，特别是其增
11、量（包括正负两方面）与当前GDP流量的关系。同理，政绩工程也决不仅仅是对工程本身的成本和投入产出效率进行严格和科学核算的问题；重要的是必须明确生产的目的是什么，这些工程在增加效用的同时是否减少了原有财富存量所提供的同类或异类效用。生产的目的不仅仅是提供当年一次性消费的商品和服务，它同时也生产并积累能够长期提供源源不断服务的财富存量，而非一次性消费的财富存量为我们提供的长期服务不仅是我们每年享受的总效用的必要组成部分，而且其比重还迅速增长。虽然这些存量服务不计入每年的GDP流量中，但GDP流量的生产过程却可能减少甚至毁灭提供这些服务的存量，特别是在政绩工程的建设过程中，更容易忽略存量减少的问题。
12、上述两个问题有一点是共同的或相互联系的，即都涉及存量的重要性。前者强调指出GDP的源泉即资本存量的重要性，后者强调指出耐用消费品、住房、公共建筑和基础设施等财富存量的重要性。如果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的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而不是什么政绩或统计数据，就应当将资本和财富存量及其增长放在GDP流量之上。因此，本文将重点探讨如何从资本存量和生产的目的两方面认识GDP的普遍局限性和我国具体条件下可能产生的特殊问题。对于GDP是否高估的问题已经有很多研究（参见任若恩，2002；阙里、钟笑寒，2003），本文仅仅就GDP统计口径探讨我们亲身感受可能与统计数据不一致的可能性及其原因，同时讨论我国官方统计数据本身揭
13、示出来的若干重要问题及其可能原因。本文提出了一个初步的理论分析框架，将上面提到的内容联系成一个有机整体，并在结尾部分提出几点简要结论。二、 资本-国民财富源泉的统计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概念要求至少保持人均广义资本类财富（Capital Wealth）不减少，以便子孙后代有能力至少生产出与现在同等水平的人均商品和服务。为了早日实现可持续发展，世界银行早在1995年就提出了一套国民财富指标，试图测定各国资本类财富的总量、人均拥有量及其构成（世界银行，1995）。通过比较GDP（流量）与财富（存量）及其结构的变化，我们就可以判断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是否可持续，是否以牺牲未来为代价换取短期的高速增长。这套国
14、民财富指标共分三大类：人工生产的资产（Produced Assets）、自然资本（Natural Capital）和人力资源（Human Resource）。由于三者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可以互相替代，可持续发展并不一定要求自然资本的总量和人均数量不变。如果在测定各类财富的存量以后能够进一步确定生产函数和各种资本的替代率，我们就能发现经济效率最高即投入产出率最高的经济活动，从而能够正确地制定整体战略并选择出所有最佳的投资项目。世界银行1996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扩大了资本类财富的范畴。当时的世界银行副总裁Ismail Serageldin提出应当增加社会成本的概念、测定和统计，从而形成四大类资本：人工
15、生产的资本（Man-made Capital）、自然资本（Natural Capital）、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和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Serageldin，1996）。世界银行的另一份研究报告进一步测定了世界各国的人均资本类财富拥有量及其构成（世界银行，1997）。根据这份研究报告，中国人均资本占有量在25000美元至50000美元之间，在所研究的92个国家和地区中排第56位 世界银行，1997，第24页。（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不包括在内。）如果单独比较人均自然资本，中国则以2670美元与多哥并列第68位 同上，第34至38页。不难看出，世界银行研究报告中可
16、持续增长的最终目标仍然是流量（GDP）的增长，只不过更强调流量的长期稳定增长，同时与经济目标并列增加了社会目标和环境目标。为了避免短期增长与长期增长的矛盾，增加了一个监控目标（中间目标）即考察产生流量（GDP）的源泉-资本类财富本身的水平、结构和增长；具体手段是通过投资的数量与结构来影响资本（财富源泉）的数量与结构。如果进一步分析各类资本在GDP生产过程中的作用以及等量投资对各类资本存量增长的不同作用，我们就可以发现投资的结构对可持续发展大有影响。总体上看，除了土地等少数种类外，自然资本在生产过程中要经历自身物质形态的变化，其价值多半完全转移到产品中去；人工生产的资本（即机器设备等）在生产过程中提供服务，自身经历物质和精神磨损，其价值逐渐、部分转移到产品中去；人力资本在正常使用范围内除了年龄增长引起的“磨损”外，却可能因经验的积累而增值，从而在生产过程中提供更多、更有效地服务，其自身的价值可能减少不多、不减少甚至增加；社会资本的作用也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