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冲突对城市未成年人道德社会化的负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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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6 - 竺竺兰竺兰三竺兰兰兰兰竺兰兰竺兰兰兰文化冲突对城市未道德社会化的负关颖( 天津社会科学院)耸入应在社会学看来,文化是整个社会有机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在一特定群体和社会的生活中形成的、并为其成员所共有的生存方式的总和。文化总是与社会的变迁相联系,而社会变迁的结果又作为一定的文化背景,对未成年人的社会化产生影响。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清醒地认识文化冲突对城市未成年人道德社会化的负效应,探讨优化社会环境的途径,具有重要意义。一、城市未成年人道德社会化失败的文化背景关于社会文化对个体社会化的意义,美国人类学家R 本尼迪克说:“个体生活历史首先是适应他的社区代代相传下来的生活模式

2、和标准。从他出生之时起,他生于其中的风俗就在塑造着他的经验与行为。到他能说话时,他就成了自己文化的大小的创造物,而当他长大成人并能参与这种文化的活动时,其文化的习惯就是他的习惯,其文化的信仰就是他的信仰,其文化的不可能性亦就是他的不可能性。”( 【美 R 本尼迪克著,何锡章、黄欢译:文化模式,华夏出版社1 9 8 7 年版,第2 页) 社会文化对未成年人道德社会化的影响,既有积极的方面,也存在着消极的方面。优秀的文化能够开启人的聪明才智,培育人的美好心灵,强化人的社会性本能,使之成为与社会相容、并承担社会责任的一份子;而在不良文化的熏陶之下,则会打下深深的烙印,在社会化过程中造成价值观的扭曲、

3、角色错位、无视规范、行为越轨进而导致道德社会化的失败。我国犯罪学家严景耀曾经有一段犯罪与文化关系的精辟论述:“犯罪不是别的,不过是文化的一个侧面,并且因文化的变化而发生变异。它是根据集体的一般文化而出现的,它既不是一个离体的脓疮,也不是一个寄生的肿瘤。它是一个有机体,是文化的产物。文化是有它独特性的事物,并只能由它本身来解释成效! 竺竺兰三:皇兰兰竺兰查垦兰全兰兰兰堡兰兰_ 2 7 7据此,如果不懂发生犯罪的文化背景,我们也不会懂得犯罪。换言之,犯罪问题只能以文化来充分解释。”( 转引自曹阳:未成年人犯罪的文化内涵,载肖剑鸣、皮艺军主编:罪之鉴世纪之交中国犯罪学基础理论研究,群众出版社2 0

4、0 0 年版,第8 1 8 页) 从这个意义上说,未成年人犯罪是一种具有其内在发展规律的文化过程,同时也是社会文化冲突和不良文化现象的具体反映。当我们运用全国未成年犯抽样调查资料( 本次调查由中央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领导小组办公室和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组织实施,以全国2 0 0 1 年末全部在押未成年犯 为总体,采取多段随机抽样方法在1 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获得有效样本2 7 5 2 个,其中城市闲散未成年犯6 8 7 个,对照组即城市普通未成年人有效样本1 0 3 6 个。笔者为课题组成员) 分析未成年人社会化失败的情况时,城乡之间的差异凸显出来。在城市与农村未成年犯对比中,我们发现城市

5、未成年人的几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即一低四高:一低是本次调查犯罪年龄是城市未成年犯低于农村未成年犯;四高是犯罪前一般不良行为和严重不良行为的比例均是城市高于农村;在校学生犯罪比例城市高于农村;犯罪前有过逃学经历的比例城市高于农村,且逃学时间长于农村;重复犯罪比例城市高于农村。也就是说,处于城市和农村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未成年人,其行为特征上亦有所不同。而进一步分析城乡差异,可以更清楚的认识城市未成年人道德社会化失败的文化背景。1 城乡社会发展的差异城乡二元结构实际上把城市和农村分割为两个“社会”,一个“社会”由城市居民组成,一个“社会”由农民组成。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农村经济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但城市发

6、展则快得多。在改革中,中国社会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城市的反应更为敏感,比农村更为剧烈、更为深刻。比如,城市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从业方式的灵活多样,使辞退、解雇、失业、自动离职成为普遍现象,其结果导致很多社会成员游离于社会组织之外。同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不仅带来城市交通拥挤、环境卫生水平下降、犯罪增加等显性的社会问题,也出现了城市人与农村人之间在认知上、行为上和感情上显现出巨大的隔膜,反映出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的整体素质与城市发展不相适应,这个庞大的群体对城市现代化进程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在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报告中指

7、出:“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劳动力的转移,商业和旅游业这种大规模移动的结果是巨大的。个人的平衡、社会生活和制度的稳定性以及传统价值都受到冲击,而这种冲击和变化都要求人们能够以空前规模的变化去适应。”(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编著,华东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2 ,8 - 兰兰兰竺兰! 兰= 兰兰兰兰竺兰兰! 兰兰竺究所译: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教育科学出版社1 9 9 6 年版,第1 1 9 1 2 0 页) 根据社会控制理论,社会转轨变型会造成社会控制出现过渡性的失调、失控。正是这种社会控制力的减弱造成犯罪率的上升。正如美国社会学家帕克所说:“随着大城市的日益增多,机器工业带来的广

8、泛分工,以及随着交通运输手段的多样化而来的运动和变革,以家庭、邻里、本地社区为代表的旧式的社会控制被破坏了,它们的影响大大地削弱了。”( R E 帕克等著,宋俊岭等译:城市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 9 8 7 年版,第1 0 3 页) 这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对城市家庭的冲击,家庭成员的心理状况、生活条件、工作形态等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使未成年人道德社会化的环境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2 城乡物质、文化生活条件的差异据中国少年儿童素质状况抽样调查( 此次调查由中国儿童中心实施,调查的样本为0 1 5 岁少年儿童及其父母或监护人2 0 0 0 0 人,其中城市农村各半。参见2 0 0 1 年11 月2 8

9、 日、1 2 月2 6 日中国妇女报) ,城市有7 0 8 1 的少年儿童家庭年平均收入在万元以上,而农村则只有1 8 1 4 。数据显示,城市的中等收入水平相当于农村的最高收入水平。全国未成年犯抽样调查资料显示,在未成年犯曾经居住的社区,少年宫、文化馆、图书馆、歌舞厅、游戏厅、网吧、台球馆、录像厅等各种文化娱乐场所,都是城市多于农村,并呈非常显著差异;经常去这些场所的也是城市的孩子多于农村的孩子。一方面,良好的文化娱乐场所丰富了儿童的闲暇生活,使他们学到了知识、开阔了视野;另一方面,一些“儿童不宜”场所向未成年人开放,也成为他们不良交友和接受不良信息的重要渠道。3 城乡居民居住方式的差异历史

10、积淀下来的生活意识、生活观念乃至生活习惯在空间分布上所造成的生活方式的差异格局,被称之为生活方式的文化差异( 苏驼主编:中国城乡居民生活方式理论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 9 9 0 年版,第1 1 9 页) 。从居住环境来看,与农村居住形成鲜明差异的是,城市居民现代住宅的主要特点是高层化、封闭式、配套全,使每个家庭都过着彼此不相往来的封闭式生活。这种情况在减少了邻里之间的相互干扰的同时,也降低了家庭之间人际交往的频率和儿童之间游戏玩耍的机会。在城市大量的独生子女家庭中,孩子没有玩伴,他们的闲暇时间被电视节目所充斥,有限的人际互动又只能在他们与成年人之间进行。这种由物质形态构成的环境因素,不能说不

11、是城市的孩子成长中的一种缺憾。与此相联系,“在大城市里,及时揭示犯罪倾向环境对少年的不良影响比较困难。特别是与农村的家庭生活相比,大城市里的家庭生活最大限度地对外界遮掩起来。当说到有关父母对孩子的腐蚀影响时,孩子与父母同住在与外界隔绝的住宅里是犯罪学上的重要因素。总之,在城市里,家庭外的日常联系比较弱,因此与农村相主兰竺兰三:皇兰兰! 皇查查兰全兰兰兰兰兰兰- 2 7 9比,通过邻居、同年龄者和熟人的干预来抑制和消除家庭对少年的不良影响的可能性小得多。”( 【苏 A M 多尔戈娃著,徐世京等译:少年犯罪社会心理学,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 9 8 5 年版,第1 2 8 页)4 城乡家庭结构和人口状

12、况的差异在上世纪7 0 年代后期,我国经历了从人口增殖无控制的多子女家庭向有控制的少子女、单子女家庭过渡的过程,而城市的独生子女率明显高于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的基本特征是家庭成员减少,家庭关系简化。这种家庭结构使家庭对孩子的物质投入增大,父母对子女的感情专一,亲子互动频率提高,孩子在家庭中的中心地位得到强化,这就使独生子女比在多子女家庭中的孩子获得更大的发展机会。但同时,独生子女家庭单一化结构又给独生子女的社会化带来一些消极影响。比如独生子女没有在家庭中与同辈人交往的实践,在家庭以外如何交友,如何与人共处便缺少经验,难免产生孤独、冷漠等不良心理,在朋友的选择上缺乏理智;独生子女的父母把对下一代人

13、的希望寄托在一个孩子身上,期望值过高,甚至超过了孩子自身水平所能达到的要求。孩子心理压力过大、不良感受过多的情况普遍存在;有的父母把满足孩子无限度的物质要求作为爱孩子的主要方式,使孩子的自我中心意识得到强化;有的对孩子保护过度、干预过多,限制了孩子正常的自我发展,出现其社会行为的某些不协调,甚至造成独生子女的一些不良品行的产生等等。随着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的成长,诸多研究证明近年来独生子女犯罪呈明显上升趋势。城市与农村的差异造成了城市未成年人道德社会化不同于农村的文化背景。面对文化冲突及其对未成年人社会化的负面效应,我们应当看到,未成年人的道德社会化过程中,城市则面l 临更为突出的问题和更多的障

14、碍。二、文化冲突:未成年人道德社会化失败的深层原因在当今社会,未成年人的教育问题引起社会各方面的空前的、高度的重视,为他们创造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使其顺利实现社会化,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并为之付出了极大的努力。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文化冲突对未成年人道德社会化的负效应。有研究表明,世界上许多国家尤其是西方一些发达国家,以及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在社会转型、急剧发展的工业化、都市化、现代化中,都出现种种社会问题包括青少年犯罪大幅度上升的情况( 郭翔:青少年犯罪:预防、惩教与康复 ,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年鉴2 0 0 1 第2 卷,中国方正出版社2 0 0 2年版,第3 2 6 页) 。随着二

15、十多年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纵深发展,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一系列的历史巨变,这一变化在城市更为突出。国外的资金、先进技术、管理模式等大量引进的同时,我国与国外的文化交流也日益加深和拓展。反映世界文化新潮流的西方文化,冲击着我国几千年来形成的封闭心态和文化氛围,新的社会价值观、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等的不断形成与发展,极大地丰富了未成年人社会化的内涵。同时,传统的社会规范和控制模斌遇到了严峻的考验,社会文化冲突加剧,异质文化和多元文化的发展,不可避免地给成长中的未成年人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和不良刺激,成为其犯罪的重要诱因。从根本上说,对未成年人道德社会化产生影响的文化冲突,本质上是价

16、值观的冲突。以全国未成年犯抽样调查为例,这种文化冲突对未成年人道德社会化的负效应主要表现在:1 以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改革开放促进了社会文化领域的多元发展,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得到解放,崇尚自我、追求自由、注重个人价值的实现等均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群体本位与个人本位的冲突,价值取向向个人本位转移,强化了人们以我为中心的价值观。比如“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极端个人主义价值观使个人主义恶性膨胀。在一些人心中,没有正确的是非标准,而是以自己的陈见、偏见来看待事物,主张脱离社会或群体的纯粹的个性,进而无视法律规范,不顾他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而一味地追求个人利益,甚至造成损人利已、危

17、害他人和社会的后果。全国未成年犯抽样调查显示,在全部未成年犯中,犯罪时“一时冲动,什么都没想”的高达5 4 7 ,表示“知道是做坏事,但控制不住自己”的占2 6 6 。事实上,在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发生时,无论是怎样的心理支配,也无论是怎样的客观不良因素影响,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以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在他们心灵深处的烙印,成为他们铤而走险的道德基础。2 拜金主义的人生目标随着我国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轨,金钱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越发突出,人们由耻于谈钱到堂而皇之地追求钱,反映了金钱观念的巨大转变。然而“一切为了钱”也成为一些人的生活信条和行为准则。金钱的诱惑力不但产生在一般的经济活动中,还渗透到了社

18、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现实社会中许多丑恶现象和不良风气莫不衍生于此。如以钱买权,进而获取更多的钱,成为一种经营的“诀窍”;一些经营者为了金钱不惜采取弄虚作假、买空卖空、走私贩毒、偷税漏税等坑害民众、有损国家利益的卑劣手段等等。大量以金钱为轴心的不合理现象客观存在的现实,刺激了人们的金钱意识,导致了社会性价值观念的颠倒,造成并助长未成年人思想上的混乱,有的孩子在钱财欲望得不到满足时就去偷、去抢。! 兰竺兰三! 皇兰兰竺兰查查兰全兰兰兰竺兰兰- 2 2 7全国未成年犯抽样调查显示,财产型犯罪在全部未成年犯犯罪类型中占了绝大多数,犯“抢劫”罪的比例最高,达到6 4 4 ;犯“盗窃”罪的占1 0 5 ;另

19、有犯“敲诈”、“诈骗”、“赌博”罪的占1 3 。与此相联系,未成年犯“为了钱财”而犯罪的有3 8 8 ,在所有犯罪目的中比例是最高的;当问及“你在日常生活中崇拜谁”时,未成年犯崇拜“能挣大钱的人”的比例仅次于崇拜“影视明星与歌星”,达到2 8 7 。城市闲散未成年犯的这个比例达到3 1 ,高出城市普通未成年人( 1 l ) 近2 倍;当问及“你认为人的最大幸福是什么”时,回答“有钱”的城市闲散未成年犯是1 5 7 ,而城市普通未成年人只有5 2 ,高出2 倍以上;当问及“你愿意和什么样的人交往”时,1 8 8 城市闲散未成年犯回答是“有钱”,而城市普通未成年人只有9 8 。这组数据折射出拜金主

20、义对未成年人的危害,也反映了在未成年人道德教育中理财教育缺乏的弊端。3 享乐至上的生活追求:在商品经济社会,文化的商业特征日趋明显,尤其是大众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种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文化。通过各种宣传手段的大力炒作,以西方社会为楷模,把现实生活中的人们的生活方式的奢侈方面夸大了,加入了许多虚假的成份,形成对未成年人的巨大诱导。追求时尚的炫耀消费、及时行乐的生活态度、过度开放的性观念、奢华的物质占有状况更向未成年人展示了脱离现实的社会生活情境,成为他们向往和追求的对象,对他们的生活方式造成直接的影响。全国未成年犯抽样调查显示,城市闲散未成年犯经常去“儿童不宜”进入的“歌舞厅”、“游戏厅”、“录

21、像厅”的比例分别是4 7 7 j6 5 6 、4 5 7 ,而城市普通未成年人这个比例分别只有1 3 、7 6 、1 ;城市闲散未成年犯回答看过“黄色录像、图书”的达到8 4 6 ,其中6 2 8 的人是“偶尔看过”、2 1 8 的人“经常看”,而城市普通未成年人回答看过的只有7 3 ,有6 9 的人是“偶尔看过”,“经常看”的仅有0 5 ;进一步分析我们看到,5 5 7 的城市闲散未成年犯是在“录像厅”看到黄色录像的,而城市普通未成年人则没有;在对电视节目偏好的调查中我们看到,城市闲散未成年犯经常看“武打片”、“言情片”的分别是7 1 3 和4 5 6 ,而城市普通未成年人分别是5 1 2

22、和2 1 9 。两个不同的未成年人群体在诸多指标上的差异,一方面说明在相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未成年犯比普通未成年人的自我约束力更差,更倾向于“随心所欲”、“及时行乐”;另一方面,与此相联系,也反映了未成年犯比普通未成年人更多地接触到不良社会文化和与社会主流思想相悖的观念和行为,受其影响更为深刻。总之,文化冲突的反应是伴随着社会发展而存在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不可避免的,并对未成年人尚未发育成熟的道德品质、行为方式上注入了诸多的不良成份,这些方面的负效应影响着他们对客观事物的正确判断和自身行为的选择。三、创造未成年人道德社会化的良好文化氛围任何社会的存在和发展,都有其特定的社会规范,并向其社会成员

23、提出要求,其中必然包括符合其社会整体利益的道德要求。这些要求规定了公民对社会、对家庭、对子女、对其他人应尽的义务和行为准则,规定了评价人与事的道德标准,同时也成为未成年人道德社会化的基本目标。在未成年人道德社会化过程中,面对客观存在的文化冲突,需要我们努力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最大限度地减少其负效应。1 减少负面影响的着力点提高教育者的素质未成年人同成年人相比,其人生短暂,社会经历浅薄。他们的社会化程度不高,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尚未完全形成,行为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对外部环境的依附程度则较高,自控能力较弱。一般情况下,未成年人对外界影响的反应基本上是他为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他们身上表

24、现得更为突出。老师和家长是未成年人E t 常接触最多的成年人,举手投足都可能成为孩子学习的榜样和行为的模式,然后在他们的生活中于有意无意之中变为现实。在社会转型中文化的多元价值取向、以及道德尺度与市场尺度相悖的现实,老师和家长作为教育者也难免信念动摇、言行不一,进而导致对受教育者控制力、影响力、感召力减弱。因此,教育者的素质提高成为减少不良社会文化对受教育者负面影响的基本前提。另一方面,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面对来自社会生活、大众传媒等各方面不利于未成年人道德社会化的负面信息和不利环境,老师和家长如果能够善尽其责、因势利导,起到保护、教育未成年人的作用,便可减少对他们的劣性刺激。也就是说,当

25、我们面对文化冲突对未成年人道德社会化的负面影响的时候,不能眼睛只盯着孩子,也不仅仅是在物化层面的取缔或禁止,提高老师和家长作为未成年人道德社会化的主要执行者的自身素质,应当成为重要的着力点。在这方面,仅仅是一般性要求是不够的,需要通过学习更新教育观念、通过训练提高教育技能,并建立相应的制度使这种对教育者的教育规范化。2 直面冲突培养未成年人道德判断能力如前所述,社会发展中文化冲突的存在是不可避免、不能回避的,而对某一事件做出不同的道德判断显然会导致不同的行为。因此,在相互冲突的道德准则中做出选择,比单纯地按照社会道德准则去行动要复杂得多。未成年人道德社会化的过程,是认知不断发展、由他律道德向自

26、律道德转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教育者的责任是指导未成年人学会自己面对社会现实,对道德现象进行识别、评价,对道德问题进行分析、解决,在矛盾、冲突中做出选择,即提高道德判断的能力。这样才能将社会的道德准则和规范内化,形成符合社会要求的道德行为。现在的问题是,一些教育者回避社会现实问题,试图以自己的正面说教让孩子接受道德教育。其结果,孩子不了解真实的社会环境,失去了在实践中提高道德判断能力和提高道德水平的机会。3 创设实践情境在真实生活中I 提高未成年人道德水平事实上,影响未成年人的道德社会化的外部环境有社会宏观环境、地域和社区等中观环境、也有他们生活其中的家庭和学校等小环境。当宏观环境、中观环境

27、存在不利于未成年人道德社会化的不良文化时,在培养他们道德判断能力的同时,为他们创设道德实践情境,是提高未成年人社会适应水平和提高德育效能的重要途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特别强调“按照实践育人的要求,以体验教育为基本途径,区分不同层次未成年人的特点,精心设计和组织开展内容鲜活、形式新颖、吸引力强的道德实践活动”。在这方面,统一安排部署的、集体性的活动,具有良好的道德舆论氛围和心理场的作用,对未成年人来说具有较强的感召力。但不能停留在实践活动的外部形式上,关键是应当更多地关注未成年人是否获得个体的真实的道德情感体验,是否从中有所感悟,是否变为自身的认识与行为。此外,尤其需要为未成年人创造机会,让他们E t 常生活实践中、在身边的小事上、在与他人交往中,通过现实的角色扮演,形成道德自我意识,提高道德认知水平,达到将道德准则和道德规范内化,形成符合社会要求的道德行为的目的。这个过程是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替代的,是未成年人道德社会化的必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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