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期羁押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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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超期羁押问题研究 沈德咏 6 7 2 0 0 3 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司法机关针对超期羁押问题展开了大规模的清 理工作，各大媒体对此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清理工作也取得了明显成 效。据北京青年报报道，全国检察机关在超期羁押专项清理工作中累计 纠正检察办案阶段超期羁押3 5 9 人，截至2 0 0 3 年7 月2 1 日，全国3 1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检察机关已实现无超期羁押。法制日 报报道，截至2 0 0 3 年1 2 月，公安系统所有超期羁押案件全部得到纠正，3 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铁道、交通、民航、林业、海 关系统公安机关全部实现侦查阶段无超期

2、羁押人员的目标。人民法院报 报道，截至2 0 0 3 年1 2 月3 1 日，全国法院共清理超期羁押案件4 1 0 0 件，7 6 5 8 名被超期羁押的被告人获得了公正的判决。这次集中清理工作范围之广，规模 之大，涉及案件、人数之多，清理程度之彻底，对全国人民法院来说是第 一次。 应当肯定，中国司法机关2 0 0 3 年大规模的清理工作是有成效的，一些超 期羁押的案件得到了解决，一批被超期羁押的被告人得到了公正处理，在这个 过程中，一些新刑事司法理念也开始形成或得以强化。但必须看到的是，超期 羁押的成因非常复杂，形成超期羁押的深层次原因并未消除，大规模的清理工 作只是“治标”，并非“治本”。

3、因此，在清理工作告一段落之后，我们应当 努力从“治本”上下工夫，认真研究超期羁押形成的深层次原因，对症下药， 采取措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司法实践中的这个“顽症”。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可以说，近几年来，虽然超期羁押问题也曾多次被媒体提起，但是从来没有像2 3 年这样频 繁地为媒体所关注。 参见： ，载于 2 0 0 3 年7 月2 3 目第A 3 版。 参见： ，载于人民法院报) 2 0 0 4 年1 月6 日第一 版。 6 8 上编：强制措施 关于超期羁押的概念，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存在多种说法，笔者认为，所 谓“超期羁押”，顾名思义，就是司法机关依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限 制人身自由的

4、强制措施时，羁押时间超出了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期限。然而，纵 观我国刑事诉讼法，有关羁押期限的规定并不完善，有明确规定的只有侦查羁 押期限，其他诉讼阶段的羁押期限并没有规定。严格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 定，只有在侦查阶段才存在超期羁押，在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都只规定 了审查起诉期限和审理期限，即办案期限。在司法实践中，负责羁押工作的看 守所通常是将刑事诉讼法有关办案期限的规定，作为检察院和法院超期羁押统 计的法律依据，超过办案期限就统计为超期羁押，造成审查起诉阶段、审判阶 段的羁押期限和办案期限实际上合二为一。 笔者认为，刑事诉讼法的上述规定，实际上是“重办案、轻保障”观念 的一种表现，即立法

5、更注重公、检、法机关办案，相关规定都是从办案的角度 考虑，而没有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的角度给予更多关注和保障，导致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羁押期限完全依附于办案机关的办案进程，这也反映出 我国刑事诉讼中羁押期限、羁押制度乃至整个刑事诉讼的基本价值取向。可 见，立法上忽视和欠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是造成司法实践中 超期羁押大量存在的根源所在。 刑事诉讼法有关办案期限的规定，带有明显的历史烙印，与当前我国社会 发展状况严重脱节。我国刑事诉讼法制定于1 9 7 9 年，无论从立法理念上还是 从具体的制度和程序的设计上，都反映了当时的时代背景。1 9 7 9 年的中国， “文化大革命”

6、剐剐结束不久，正处于拨乱反正时期，在政治上、经济上，基 本处于传统观念和模式之下，民主和法制建设刚刚起步，民主意识和人权保障 意识还相当薄弱。当时中国社会所遇到的刑事案件，无论在种类、数量上都很 有限，复杂、疑难程度也不大。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刑事诉讼立法所关注的就 是司法机关如何办案，不可避免缺乏人权保障的相关内容。1 9 9 6 年刑事诉讼 法修改，虽然有了一定的进步，但依然沿用了1 9 7 9 年刑事诉讼法的基本框架， 在办案期限方面也基本维持了原有规定，整体上并没有太大变动。 然而，从1 9 7 9 年到现在2 0 多年来，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和发

7、展，司法实践中刑事案件的结构情况也有了 非常大的变化，案件的数量、种类以及个案的重大、疑难、复杂程度都与 超期羁押问题研究 6 9 1 9 7 9 年时明显不同。随着社会和经济的高速发展，特别是随着法治文明建设 的全面推进，人们的法制观念及人权保障意识日渐增强。而另一方面，刑事诉 讼法有关办案期限的规定并未与时俱进，依然停留在1 9 7 9 年的水平，从而使 超期羁押的问题日益显现出来，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超期羁押的成因非常复杂，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有 立法层面的因素，也有实践中操作层面的因素。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最终导 致了中国司法实践中的超期羁押现象的日趋严重。下面，我

8、们围绕现行刑事诉 讼法的规定，主要从立法角度分析超期羁押的成因。 ( 一) 羁押为主的制度设计 如前所述，我国现行刑事诉讼制度一定程度上存在“重办案、轻保障” 的价值取向，因此，刑事诉讼中的相关制度设计，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入 诉讼程序开始，首先考虑的是拘留、逮捕、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 在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控制起来后，再逐步按照诉讼阶段办理案 件，从立案、侦查、审查起诉一直持续到审判阶段。 刑事诉讼法第7 4 条的规定表明了上述羁押为主的制度设计。刑事诉 讼法第7 4 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的案件，不能在本法规定的 侦查羁押、审查起诉、一审、二审期限内办结，需

9、要继续查证、审理的，对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此项规定通常被认为是避免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超期羁押的规定，但恰恰是这条规定，表明我国刑事诉讼采 取的是羁押为主的制度设计，即立法肯定正常的办案期限即是羁押期限，在期 限内不能办结案件、需要继续查证和审理的，才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立法上既然如此重视羁押，实践中办案更是依赖于羁押，甚至为了办案，连 刑事诉讼法第7 4 条的规定都难以很好地得到贯彻执行。 立法和实践中都坚持以羁押为主，那么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等非限制人身 自由的措施自然很少适用，导致这两种措施在我国刑事诉讼实践中没有发挥其 应有的作用。羁押为主的制度设计和取

10、保候审、监视居住等非限制人身自由措 施的较少适用，不可避免地造成实践中超期羁押的大量存在。 ( 二) 传统的“有罪推定”观念依然存在 长期以来，由于历史的原因，在中国无论司法人员还是社会公众，在追诉 犯罪时思想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有罪推定”的观念，更多地考虑如何有利 7 0 上编：强制措施 于打击犯罪，结果是对那些事实不清、指控犯罪证据不足的案件，即使法律上 有明确规定，也由于担心不利于打击犯罪，或者迫于社会的压力，而不敢依照 法律规定宣告无罪；对那些在法定期限内无法办结、需要继续查证和审理的案 件，由于担心被告人逃跑、串供、伪造证据，以及担心社会各界指责对犯罪打 击不力等，司法机关普遍不敢变

11、更强制措施释放被告人，从而造成对被告人的 超期羁押。存在这些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实际上就是“有罪推定”观念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从立法精神看，监视居住、取保候审这两项强制措施，实际是从法律上对 一些案情并不严重或者案情复杂，认定事实、证据难度较大，需要较长时间审 理的案件为避免超期羁押而设定的出路。当然，不可否认，我国目前社会控制 的能力和水平还很有限，实践中确实存在个别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脱逃，造成案件无法继续办理的情况。因此，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强制措 施的大范围适用，还需要比较强的社会控制能力作保障。 ( 三) 现行法律关于审理期限的规定不尽合理 我国刑事诉讼法

12、第1 6 8 条规定了人民法院审理第一审公诉案件的期 限，即人民法院审理公诉案件，应当在受理后1 个月以内宣判，至迟不得超过 1 个半月。之所以这样规定，其一是当时案件数量较少，案件繁简差异不大； 其二是立法之初，我国刑事诉讼法仍然是奉行国家追诉主义，公、检、法三机 关相互配合，共同追诉犯罪，认为一个案件经过侦查、审查起诉两个阶段，案 件事实已经清楚，证据也确实、充分，在此基础上法庭审理不需要太长的时 间。虽然1 9 9 6 年刑事诉讼法经过修改，审判模式已由纠问式改为控辩式，但 审理期限并未及时作出相应修改。现在看来，这种适用于纠问式诉讼，对所有 案件“一刀切”、统一审限的规定已明显落后于形

13、势发展的需要。 ( 四) 改革开放以来。重大、复杂、疑难案件增加。审理难度增大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司法实践中案件结构逐 渐发生了很大变化，重大、疑难、复杂案件逐渐增多，给案件的侦查、起诉和 审理都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例如，经济犯罪案件，一个案件的案卷一般都在百 卷以上，最多的已达8 0 0 多卷，现行审限连阅卷时间都不够。又如，黑社会性 质的组织犯罪，往往是一案几十人，涉嫌几十个罪名，在有限的时间内很难审 理清楚。再如，一些新类型、高科技、智能型犯罪案件，案件审理专业性强， 法律疑难问题多，为了保证正确、公正裁判，法官必须向有关部门咨询、组织 专家论证、合议庭反复评议、

14、审委会多次讨论，这已成为该类案件审理的基本 流程，而这一切要在审限内完成几乎是不可能的。 超期羁押问题研究 7 1 ( 五) 案件数量居高不下。审判力量严重不足 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诱发犯罪因素大量存 在，刑事案件的数量居高不下，个别经济发达地区尤显突出。比如，广东省 2 0 0 0 年刑事案件数量约为3 9 万件，2 0 0 3 年则上升到5 3 万余件，3 年中增 长了3 4 。在刑事案件数量不断增加的同时，全国法院法官的数量不但没有 增加，反而由于2 0 0 1 年全国法院机构改革精简了1 0 的法官编制，这使得实 践中案多人少、审判力量不足的矛盾尤为突出。 还

15、需要指出的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审限，考虑的是一个合议庭或一个法 官审理一个案件的期限。而实践中，由于案多人少，每个合议庭或法官在同一 时期内几乎都是同时要办理几件、十几件甚至几十件案件。显然，在同一审限 内，要求将这些案件同时都办理完毕是不现实的。 ( 六) 有些案件侦查、起诉质量不高。影响审判工作的正常进行 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检、法三机关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 相制约，从而确保案件的质量。但在实践中，由于侦查手段落后、证据意识不 强、工作作风不实等原因，一些案件在事实尚未完全查清、证据尚存缺陷的情 况下，就被匆忙移送起诉，最终导致这些案件进入到审判环节后，往往因反复 查证而影响审

16、判的进程。根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法院对公诉刑事案件的 立案只作形式审查，只要起诉书中有明确指控犯罪事实并且附有证据目录、证 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的，就必须决定开庭审判。对上述这些 “夹生饭”案件，法院往往要多次开庭质证，在无法定案时，既不能退回检察 机关补充侦查，又不能自行调查取证，常常限于进退两难的困境。一些法院在 一审时未能严格把关，匆忙作出判决，又严重增加了二审法院的负担。二审法 院在认为事实不清、无法定案时，往往都是采取将案件发回重审的做法，其结 果必然会导致案件久拖不决，造成被告人被长期羁押。 ( 七) 刑事诉讼法对扣除审限的法定事由规定不尽合理 刑事诉讼法只规定对精神病鉴定的时间可以扣除审限。但是，法院在办理 有关人身伤害、交通肇事、经济犯罪等刑事案件过程中，为了查清案件事实， 准确定罪量刑，及时解决附带民事争议，往往需要对有关事实和证据进行鉴 定，例如，纹痕鉴定、伤情鉴定、骨龄鉴定等，特别是某些伤残鉴定需在伤情 治疗一定时间以后方可作出。这些必要的鉴定占用了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