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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德、赛两先生”所遮盖的鲁迅的“问题”与“主义”-学术研究论文“德、赛两先生”所遮盖的鲁迅的“问题”与“主义” 郜元宝 内容摘要 “德、赛两先生”在现代中国诸问题和诸价值中压倒一切的优先地位，果真具有不容置疑的合法性吗？这种不容置疑的合法性是否遮盖了“五四”期间甚至早在“五四”之前，就已经被有识之士提出来并加以深思熟虑的其他更为根本的问题？是否恰恰因为独尊“德、赛两先生”而不及其余，反倒误会了“德、赛两先生”在西方文明进程中应有的位置和真正的内涵，由此妨碍、阻止了它们“下楼”？今天，在继续呼唤“德、赛两先生”尽快”下楼”的同时，是否还应该回头看看“五四”期间甚至“五四”以前在“德、赛两先生”之
2、外，还提出过哪些更为“本源”的问题，值得我们今天认真反思？我们在纪念和反思新文化运动时最需要考虑的问题是：重新发现因为独尊“德、赛两先生”而被遮盖了的许多可能比“德、赛两先生”更为“本源”的问题，否则无论如何热切地呼唤“德、赛两先生”，无论如何激烈地否定“五四”，或誓死捍卫“五四”，都是舍本逐末。 关键词 鲁迅 问题与主义 德先生 赛先生 作 者 郜元宝，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特聘教授。（上海200433） “德、赛两先生”所遮盖的“问题”与“主义” 新文化运动提出许多“问题”，这只要翻开新青年和新潮杂志任何一期目录就一目了然，但陈独秀在1919年1月新青年6卷1号上发表的本志
3、罪案之答辩书中，急切地喊出拥护“德、赛两先生”的口号，并且不由分说，将“德、赛两先生”当作新文化运动诸问题中压倒一切的最高问题、诸价值中压倒一切的最高价值，并以此为新文化运动直探东西方文化进步之“本源”的“罪案”（亦即“功劳”）： “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 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
4、，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 “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德、赛两先生”果真是将西方文明由黑暗入光明的“本源”吗？西方近世文明的突飞猛进，在“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更为重要的推动力？这是陈独秀为当年备受攻击的新青年杂志匆忙撰写的那篇答辩书所未能回答的问题。如果今天文明只是简单地接过这个口号而不假思索，不仅难以看到新文化运动的全貌，也难以理解为何高举“德、赛
5、两先生”大旗的新文化运动迅速走向反面，德先生固然“千呼万唤不出来”，赛先生也“犹抱琵琶半遮面”钱锺书早就在小说围城中提出尖锐的讽刺，“外国科学进步，中国科学家进爵”。 可惜这个局面至今也并未根本改变，而且似乎越来越成为难以摇撼的定局了。今日学界内外和网络上下岂不仍然还是将“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的希望全部寄托于“德、赛两先生”的降临吗？谈“五四”，谈“现代中国”，谈中国的“现代化”，许多人仍然仅仅满足于追问：我们果真拥护、果真信仰、果真推行过“德、赛两先生”吗？ 这当然值得一问再问。复旦中文系退休教授吴立昌先生有本书叫“德”“赛”先生下楼难，意思就是上海人所谓“只听
6、楼板响，不见人下来”。吴立昌先生为“德、赛两先生”难以“下楼”深感遗憾，也令我感慨万分，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问题还有另一面却很少有人思考：“德、赛两先生”在现代中国诸问题和诸价值中压倒一切的优先地位，果真具有不容置疑的合法性吗？这种不容置疑的合法性是否遮盖了“五四”期间甚至早在“五四”之前，就已经被有识之士提出来并加以深思熟虑的其他更为根本的问题？是否恰恰因为独尊“德、赛两先生”而不及其余，反倒误会了“德、赛两先生”在西方文明进程中应有的位置和真正的内涵，由此妨碍、阻止了它们“下楼”？今天在继续呼唤“德、赛两先生”尽快“下楼”的同时，是否还应该回头看看“五四”期间甚至“五四”以前在“德、赛两先
7、生”之外，还提出过哪些更为“本源”的问题，值得我们今天认真反思？ 我想这是在纪念和反思新文化运动时最需要考虑的问题，至于新文化运动是否激烈反传统啊、自由主义与左翼孰优孰劣啊诸如此类一度热门的话题或许倒在其次。最重要的是重新发现因为独尊“德、赛两先生”而被遮盖了的许多可能比“德、赛两先生”更为“本源”的问题，否则无论如何热切地呼唤“德、赛两先生”，无论如何激烈地否定“五四”，或誓死捍卫“五四”，都是舍本逐末。 讨论这个问题有难度，因为陈独秀把话说圆了，一切新文化举措无不囊括于“德、赛两先生”，“五四”诸公也大多自觉站在“德、赛两先生”大旗之下而无异议，所以读他们的书，很难帮助我们跳出“五四”所理
8、解的“德、赛两先生”的范围，找到那些被遮盖的更为“本源”的问题，作为新的立场来反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遗产。 十分幸运，总算还有一个人，他虽然声称“听将令”，即在公开言论上与陈独秀所谓必须替“五四”舆论负责的陈、胡、蔡诸公保持一致，但事实上始终冷静地站在“五四”大潮之外，因为这个人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发动之前十年就深入思考过“科学”和“民主”，并同样深入思考过还没有被“科学”和“民主”遮盖的其他若干根本问题。因此，他可以帮助我们跳出“五四”来反省“五四”。换言之，他在“五四”之前十年提出来、以后又一直默默坚持的“问题”及其解决“问题”的独特方式（或日“主义”）是一个很好的立场，可以帮助我们摆
9、脱因为独尊“德、赛两先生”而造成的认识误区来反省“五四”。 这个人就是鲁迅。 鲁迅问题之一：“科学”、“武事”和“制造商贾立宪国会”皆非“本根” 19071908年鲁迅留日后期撰写的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和破恶声论四篇重要文章，其实只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在“第二维新之声亦将再举”之前，中国知识界应该以哪些问题为“本根”？ 青年鲁迅认为，自从清末“维新”开始直到他写这些文章的“十余年来”，“介绍新文化之士人”都错了，“措置张主，辄失其宜”，“凡所然否，谬解为多”，这主要因为他们舍本逐末，“所携将以来归者，乃又舍治饼饵守囹圄之术而外，无他有也”，举国上下“惟枝叶之求，而无一二士寻其本”。
10、他预言这局面倘不改变，“中国尔后，且永续其萧条”，而他写那几篇文章，目的就是要反省“维新”期间“介绍新文化之士人”的失误（还有比失误更严重的问题，即许多以“志士英雄”自居的“介绍新文化之士人”实际上“志行污下，将借新文明之名以大遂其私欲”、“不根本之图，而仅提所学以干天下”），从而在真诚的“治饼饵守囹圄之术”以及虚伪的“扰攘”之外，为即将到来的“第二维新”确立新的“本根”：“今试总观前例，本根之要，洞然可知。盖末虽亦能灿烂于一时，而所宅不坚，顷刻可以蕉萃，储能于初，始长久耳”（科学史教篇）。 鲁迅所谓仅属“枝叶”而非“本根”的“治饼饵守囹圄之术”，主要就是“科学”和“立宪”。这在科学史教篇中已
11、发其端，文化偏至论论之更详，破恶声论又有补充，主旨是以西方文明进化的史实为依据，阐明“科学”和“民主”在西方近代的进步“决非缘于一朝”，“观其所发之强，斯足测所蕴之厚”。换言之，“科学”和“民主”并非西方近世文明进步的“本根”，而是尚未被中国士人所了解的更深的“本根”所开出的两朵特别绚烂的“葩叶”。在探得“科学”、“民主”背后的“本根”为“个人”和“神思”（或“灵明”、“精神”）之后，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酣畅淋漓地描述了国人对“科学”、“民主”的浅薄理解，并在最后一篇破恶声论中进一步批驳当时甚嚣尘上的“崇侵略”的“兽性爱国”，以及打着“科学”和“破迷信”的幌子而排斥一切宗教信仰的“诈伪”。
12、所谓“前期鲁迅思想”的上述内容，历来研究颇多，本文不欲展开，只想指出一点：旨在强国的“科学”、“立宪”是18951907年之间清末维新运动中“介绍新文化之士人”最推崇的两件事，但鲁迅认为那恰恰是“抱枝拾叶”。他大声疾呼，要求国人透过西方的“科学”、“民主”，进一步看到“科学”、“民主”赖以进步的西方文化真正的“本根”。 清末维新运动提出的“科学”、“立宪”（以及相关的“武事”、“军国民”、“制造商贾”、“国会”、“破迷信”、“崇侵略”等），也就是“五四”高喊的“德、赛两先生”。清末“维新之士”也号称“介绍新文化之士人”，这和胡适等不满“五四”学生运动而津津乐道的新文化运动，用语上也是一脉相承。
13、可以说，“德、赛两先生”的口号在“五四”之前20余年清末维新运动中已经喊出来了，而在这以后10余年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之前10余年，鲁迅就已经深刻分析过“科学”、“立宪”口号的不彻底（不知“本根之要”、“惟枝叶之求”）。把鲁迅早期的四篇古文拿来和陈独秀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放在一起读，是如何针锋相对、南辕北辙、泾渭分明！所以“五四”以后，鲁迅与“德、赛两先生”的呼声的距离之远也就可想而知。 新文化运动并没有满足鲁迅当年对“第二维新之声亦将再举”的热切期待，反而原地踏步，停留在19071908年鲁迅所全面批驳的晚清“介绍新文化之士人”所主导的“举国惟枝叶之求，而无一二士寻其本”的水平。 鲁迅问
14、题之二：“本根”即“神思” 鲁迅是否反科学、反民主？当然不是。 首先，他虽然“弃医从文”，“五四”以后一直和“新月派”民主自由的主张唱反调，但这绝不意味着他竟然昏聩到反科学、反民主。恰恰相反，鲁迅一生都是科学迷，他反中医，就因为认定中医只是毫无科学根据的“以意为之”、“有意无意的骗人”。他深知西医也有缺陷，西医的医院也经常有死人抬出来，但他还是坚决支持西医，甚至到了迷信西医的地步，这也无非因为他相信西医是科学的，至少一步一步朝着科学的方向发展。他自己最后死于西医之手，可谓“求仁得,”，夫何言哉！他和许多新派人士一样，也是“鱼肝油崇拜者”。 其次，鲁迅从来没有说过不要自由、不要民主的话。他不畏强
15、权、反对专制、参加“自由运动大同盟”，都是强有力的证据。鲁迅反对的不是科学和民主自由本身，而是不知“本根之要”的孤零零、赤裸裸、缺乏深厚文化支持的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偏至”的、跛足的“科学”，和“偏至”的、跛足的“民主自由”。“偏至”的、跛足的“科学”早就有人看到了也承认了，而且有了谥号，叫“惟科学主义”或“伪科学主义”，但“偏至”的、跛足的“民主自由”还很少有人看到更很少有人承认，也没有人敢赠给它一个谥号，比如“惟民主自由主义”或“伪民主自由主义”。 为了发展真正的“科学”和“民主”而必须了解的“本根之要”（类似还有“储能于初”、“本”、“始基”、“本柢”、“初”、“所宅”），鲁迅归结为一点，就是“主观内面生活”。他在考察了西方科学发展简史、西方宗教、哲学、革命、政治发展简史、西方文学和文化发展简史之后，给“主观内面生活”作出了具体规定。 鲁迅从西方科学简史得知，西方科学“深无底极”，常有“非科学”、“超科学”的“深因”和“助力”，这就是从古希腊、古希伯来社会一直就有的“古民之神思”。“神思”就是“主观内面生活”最宝贵的内容，它包括人类对自然和自身的好奇心、不可遏制的想象力创造力，以及不可捉摸的灵感和伟大的道德力。 “盖科学之光，常受超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