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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意料之外与情理之中：单独二孩政策为何遇冷陈友华1苗 国2 内容摘要 出于生育政策调整后生育率大幅反弹的担心，生育政策调整在过去30年显得举步维艰、异常谨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生育政策终于有所“松动”，但从2017年“单独二孩”政策落地情况看，之前设想的生育率大幅反弹纯属“杞人忧天”式的误判。从若干社会学视角探讨导致“单独二孩”政策遇冷的经济社会因素，可以发现“低生育率陷阱”在我国部分地区早已成为现实。中国生育政策要正视“方向性”的调整与优化，否则，中国将会全面陷入今天欧洲与东亚国家正在经历的“低生育率陷阱”风险之中。 键词 生育政策调整 低生育率陷阱 社会风险 单独二孩 文化延迟效应 作 者
2、1陈友华，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苗国，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 (南京21009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体系研究(11AZD02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性别失衡与社会风险控制研究 (71173100) 自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以来，生育政策因其“敏感性”而成为意识形态色彩浓重的领域。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与此间的人口急剧转变形成鲜明对比，生育政策一直处于超稳定状态。鉴于人口再生产形势的变化，有学者认为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完成传统意义上的人口转变，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然而
3、，这些研究结果并未受到政策决策者的足够关注，直至本世纪初，关于生育政策调整的相关议题仍属于理论探讨的“禁区”。但人口发展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2017年在东南沿海地区出现的“民工荒”现已蔓延到全国各地，且愈演愈烈，由此引发关于中国“刘易斯拐点”的学术争论。为应对这一人口与经济现象的讨论也更加激烈，生育政策调整及其相关议题，通过公共舆论的发酵与论战逐步达成了若干共识。 2017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意见。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决议。两个月后，浙江省率先对、所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十九条做出修改，成为全国首个“单独二孩”政策落
4、地省份。此后数月，全国各省份纷纷修改地方 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2017年11月6日，随着西藏宣布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全国“单独二孩”政策调整已无死角。 “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意味着生育政策调整的序幕已经拉开，它所带来的影响绝不仅仅限于人口数量的增减，而是与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幸福紧密相连。特别是由于生育政策所具有的“后滞效应”，更是提醒我们要关注各种与政策相关的潜在社会问题。 距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已届一年，其效果究竟如何，与官方预期及公众期待是否吻合？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必须给出明确的回答。出于这样一种关切，本文运用全国31个省市区“单独二孩”政策执
5、行情况的最新统计数据，从政策实施本身、执行效果与内在问题三个方面对这一新政进行分析评估。 “单独二孩”政策执行效果评估 生育政策牵涉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生育政策调整自然会牵动百姓的神经。因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单独二孩”的政策决定，自然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媒体与政府相关部门的反复宣传，使得“单独二孩”政策广为人知。从“单独二孩”政策落地情况看，官方普遍认为新政“落地平稳”、“井然有序”、“进展顺利”，但从互联网舆论看，新政推进初期，不少群众反映由于申请手续复杂、认定标准存有异议、申请二胎后需要退还独生子女保健费等，使得新政在执行之初屡有“波澜”。当然，来自社会的质疑也使得政府相关部门得
6、以调整工作思路与工作方法，如方便群众、简化手续等。但“单独二孩”申请者仍远小于预期。据事前测算， “单独二孩”目标人群有1100万对夫妇。截至2017年11月30日，申请并获批准的“单独二孩”夫妇仅有70多万对，相对于目前中国每年1600万左右的出生人口而言，显得微不足道。总体上说，由于事前准备比较“充分”，单独二孩新政落地“波澜不惊”，甚至在部分地区悄无声息。这种不曾料到的“冷遇”使得相关部门与学术界众说纷纭，这究竟是政策遇冷还是先前所有“假设判断失误”导致的必然结果，以下将从若干角度进行反思。 （一）政策遇冷还是预判失误？ 原先担心的“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的井喷式申请者并没有出现，生育率大
7、幅反弹目前看来有些“杞人忧天”。即便社会上有一种声音认为：政策变动效果需要一段时间观察，跨年度效应可能需要一些年份才能表现出影响。但“单独二胎”政策申请者稀少已是客观事实。究竟是“单独二孩”政策遇冷，还是之前“我国育龄妇女生育意愿强烈”的判断有误？笔者认为后者才是问题的根本。那么误判的根源在哪里？ （二）根源究竟在哪里？ 1基数不准 由于缺乏基础数据，学界在测算“单独二孩”目标人群时，多参照国家统计局2017年全国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所提供的30岁及以下分年龄与性别的独生子女资料。而问题在于：一是这次调查提供的基础数据本身存在较大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低年龄组人群存在一定程度的漏报瞒报，而漏报瞒报多是
8、二孩及以上人群。以往多考虑出生漏报对生育率的影响，很少考虑育龄妇女孩次结构的影响，育龄妇女的孩次结构对“单独二孩”目标人群的影响实际更大。出生漏报的结果是对各年龄组独生子女数量及其所占比例的高估。二是2017年到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2017年推算至今所产生的“累积误差”不可小视，结果是对“单独二孩”目标人群的整体高估。全国各地实际调查摸底数普遍小于甚至远小于先前的测算数。例如，2017年末南京市人口计生委对全市户籍人口“单独二孩”对象进行了普查，结果只有5万多对，远小于依据2017年全国人口变动抽样调查的预测数。全国1100万“单独二孩”的目标人群，可靠性令人存疑。 2统计口径不一
9、 人口普查的统计口径是常住人口，而生育政策建立在户籍制度基础之上，致使计算得到的常住人口的城市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的城市化率。而农村户籍人口多有“一女户生二孩”政策，全国七个省份原本就有“单独二孩”政策，因而本次“单独二孩”政策不会涉及上述人群。人口统计与生育政策所依据的统计口径不一，致使对“单独二孩”目标人群的高估。 3预测方法失当 在预测模型中是假设随机婚配，但实际情况多是有条件的门当户对式婚配。独生子女条件相对较好，彼此之间的婚配可能性更大。 “双独”原本就符合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条件，而“双独二孩”的增加也相应减少了“单独二孩”夫妇出现的可能性。即使各种技术手段能够解释一些“误差”，但出现的
10、“误差”实在太大，我们不禁要怀疑推断所使用的理论假设是否经得住考验。 4文化滞后 奥格本的文化滞后(cultural lag)理论指出：物质文化变迁速度快于非物质文化变迁速度，进而会产生文化不同步现象。所谓“社会变迁是一种文化现象，应该从人的文化方面而不是人的生物本性中去寻求社会变迁的原因”。在社会转型时期，原有价值观念的失效以及新的价值观念的形成超出老一辈的理解范围，伴随着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年轻一代更加注重个人发展：担心生活水平下降而不敢再生育；担心因生育而影响个人事业发展；担心因孩子而影响自己的休闲娱乐时间在只有一个子女时，父母把所有的资源都倾注于这一子女身上，希望其成龙成风，如果再生育一个子女，难以再有如此多的资源集中于子女身上，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等等。诸多物质世界的纷繁变化，让人们特别是年轻一代的生育观念发生了嬗变。尽管传统的婚姻、家庭模式与子女繁衍的文化传承依然影响着国人的生育行为，但与长辈所经历的社会氛围与思想状态相比，冲突与断裂不可避免。 令人担忧的是，政策制定者对急剧的社会变迁态势缺乏前瞻与风险意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变迁速度之快，农村衰败之快，传统文化衰落之快，生育观念与生育行为改变之快，大大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但由于文化滞后，加之计划生育宣传，多数人对生育问题的认识还停留在费孝通等老一辈学者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刻板印象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