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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两宋之交“刘邵之争”的学术公案两宋之交，朱震搜求各家象数之学写成周易集传、周易图和周易丛说。他向朝廷进献自己的易书，写了一篇进周易表，中云：臣闻商瞿学于夫子，自丁宽而下，其说为孟喜、京房，喜书见于唐人者，犹可考也。一行所集房之易传，论卦气、纳甲、五行之类，两人之言同出于周易系辞、说卦，而费直亦以夫子十翼解说上下经，故前代号系辞、说卦为周易大传。尔后马、郑、荀、虞各自名家，说虽不同，要之去象数之源犹未远也。独魏王弼与钟会同学，尽去旧说，杂之以老庄之言，于是儒者专尚文辞，不复推原大传，天人之道自是分裂而不合者七百余年矣。国家龙兴，异人间出，濮上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穆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
2、。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溉传许坚，许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敦颐传程颢、程颐。是时，张载讲学于二程、邵雍之间。故雍著皇极经世之书，牧陈天地五十有五之数，敦颐作通书，程颐述易传，载造太和、参两等篇，或明其象，或论其数，或传其辞，或兼而明之。更唱迭和，相为表里，有所未尽，以待后学。臣顷者游宦西洛，复观遗书，问遗请益，遍访师门，而后粗窥一二，造次不舍十有八年，起政和丙申，终绍兴甲寅，成周易集传九卷，周易图三卷，周易丛说一卷，以易传为宗，和会雍、载之论，上采汉魏吴晋元魏，下逮有唐及今，包括异同，补苴罅漏，庶几道离而复合。认为自王弼、钟会以来，易学家专明人事，不讲天道，天人之道分裂数
3、百年，而他自己则“补苴罅漏”，使天人之道“离而复合”。他把自己解释周易经传的书称为周易集传，汇集前贤众说而成周易丛说，又专门裒辑前人各种易学图式成周易图，凡此种种，都表现出“集大成”的热切心情。他梳理北宋易学史，把分散的北宋图书之学诸家之说拢在一起，归结到一个共同的源头陈抟，亦当是此种热切心情使然。据进周易表可整理出如下传承谱图：朱震所制传承谱包括三个传系，即陈抟到邵雍，陈抟到刘牧，陈抟到二程。其中，从穆修到周敦颐的授受关系备受学者怀疑。南宋湖湘学派的学者胡宏（一一六一一六二）曾作通书序，中云：“通书四十章，周子所述也。周子名敦颐，字茂叔，舂陵人。推其道学所自，或曰传太极图于穆修也，传先天图于
4、种放，种放传于陈抟。此殆其学之一师欤，非其至者也。”i胡宏之后，朱熹进一步肯定太极图为周敦颐自创，借此削弱陈抟与周敦颐的关系，而其弟子度正则根据传闻为周敦颐另寻师传，其说云：“或谓先生（周敦颐）与胡文恭公同师润州鹤林寺僧寿涯，或谓邵康节之父邂逅文恭于庐山，从隐者老浮图游，遂同授易书。所谓隐者，疑即寿涯也。”ii对穆、周授受说构成致命冲击的，是元代人刘因的说法，他考证出穆修死时周敦颐年纪尚小，两人不大可能有授受关系。近代学者胡适也说：“今读穆集，无一语及陈抟，可怪。朱震之说必是瞎说。因为穆修死时（1032）周敦颐（1017）只有15岁，无传授之理。邵雍生于1011，比周敦颐大六岁，尚且是穆的再传
5、弟子，何况周呢？”iii今人束景南先生认为陈抟与周敦颐之间可以存在另两条传授途径，一条是陈抟、刘海蟾、张伯端、陆诜、周敦颐，一条是陈抟、张无梦、陈景元、蒲宗孟、周敦颐。iv我们这里要重点考察的，是传承谱中陈抟到邵雍、刘牧这两个传系。据现有文献，最早叙述这两个传系的，是邵雍之子邵伯温。邵伯温比朱震大十六岁，早去世四年，著有易学辨惑和邵氏闻见录，又委托同时代学者晁说之作传易堂记，这三部著作都谈到邵雍的学术渊源。易学辨惑云：先君受易于青社李之才，字挺之挺之签书泽州判官厅公事，泽州人刘义叟晚出其门，受历法，亦为知名士。易学则唯先君得之也。挺之之师即穆修也。修字伯长，汶阳人。师事华山处士陈抟图南而传其学
6、。传易堂记云：至有宋，华山希夷先生陈抟图南，以易授终南种徵君放明逸，明逸授汶阳穆参军修伯长，而武功苏舜钦子羙亦尝从伯长学。伯长授青州李之才挺之，挺之授河南邵康节先生雍尧夫。惟康节先生天资既卓越不群，而夜不施枕，惟易之学者三十年，其兼三才而错综变通之妙，始大着明矣。自希夷而来，皆未尝有书，乃如子木、子夏之初欤？有庐江范谔昌者亦尝受易于种征君，谔昌授彭城刘牧，而聱隅先生黄晞及陈纯臣之徒皆由范氏知名者也。其于康节之易源委初同而浅深不伦矣。华山旧有希夷先生祠堂，而种徵君实关辅之望，后之好事者并以绘徵君之像，山中有隠者又知传易之所自而并康节先生之像绘焉，榜之曰“传易堂”康节先生之子伯温以说之，服勤康节之
7、学，俾为之记，不得辞，乃具道易之授受本末兴废得失之由，以尊三先生之道，亦且效藏诸名山之意云。v据以上两段文字，我们可以钩稽出下述传承关系：陈抟穆修李之才邵雍陈抟种放穆修李之才邵雍陈抟种放许坚范谔昌刘牧这就是朱震所述易学传承谱中陈抟到邵雍、刘牧两个传系的主要依据。朱震编制易学传承谱，还参考了邵伯温之说以外的其它说法。各种说法并不一致，这就允许并要求他按自己的意愿予以弥缝之。例如，郡斋读书志载范谔昌学术渊源曰：“（易）证坠简一卷。右皇朝天禧中毗陵从事建溪范谔昌撰。自谓其学出于湓浦李处约、庐山许坚。意者岂果有师承，故程、胡有所取焉。”李处约疑即李溉，则李溉、许坚同为范谔昌的老师。这层关系在朱震那里最
8、后变成：陈抟种放李溉许坚范谔昌刘牧于是朱震的传承谱系可画成下图：图中实线部分是在朱震以前已递相传说的授受关系，虚线部分是朱震或据其它材料，或据自己的构想补入的授受关系。在邵伯温那里，先天图、河图、洛书都已归原于陈抟，朱震整理出的传承谱，又进一步把周敦颐挂于穆修之下，使太极图归原于陈抟，把李溉挂于种放之下，使卦气图归原于陈抟。这样，经邵伯温和朱震相继整理，北宋的重要易学图式，即河图、洛书、太极图、先天图、卦变图，就都归本于陈抟了。前文已经说过，朱震把北宋图书之学拢成一个完整的传承体系，体现了他“集大成”的热切心情。笔者曾另文考证，易学家刘牧卒于庆历以前，其活动年代与宋初三先生同时，比李之才要早。
9、而在邵伯温、朱震前后相继编定的传承谱系中，李之才处于陈抟以降三传的位置，刘牧却要处于五传的位置。这颇启人疑窦的排列，与两宋之交图书之学的一段“刘邵之争”的公案有关。公案起因于沈括梦溪笔谈的如下记载：江南人郑夬曾为一书谈易，其间一说曰：“乾、坤，大父母也。复、姤，小父母也。乾一变生复，得一阳。坤一变生姤，得一阴。乾再变生临，得二阳。坤再变生遁，得二阴。乾三变生泰，得四阳。坤三变生否，得四阴。乾四变生大壮，得八阳。坤四变生观，得八阳。乾五变生夬，得十六阳。坤五变生剥，得十六阴。乾六变生未济，本得三十二阳。坤六变生归妹，本得三十二阴。乾坤错综，阴阳各三十二，生六十四卦。”夬之为书，皆荒唐之论，独有此
10、“变卦”之说，未知其是非。予后因见兵部员外郎秦君玠，论夬所谈，骇然叹曰：“夬何处得此法？玠曾遇一异人授此数，历推往古兴衰运历，无不皆验，常恨不能尽得其术。西都邵雍亦知大略，已能洞吉凶之变。此人乃形之于书，必有天谴。此非世人得闻也。”予闻其言怪，兼复甚秘，不欲深诘之。今夬与雍、玠皆已死，终不知其何术也。其中出现了三位人物郑夬、秦玠、邵雍，三人的易学，来源不同而内容相似。引人注目的是，秦玠并不像当时大多数人那样推重邵雍，他认为邵雍于此种易学不过是“亦知大略”而已。梦溪笔谈一出，邵雍的学术地位立即受到了挑战。依笔谈的记载，邵雍的易学未必是正宗嫡传，这是邵雍之子邵伯温无论如何也不能忍受的，立即专门写作
11、易学辨惑以辟之。易学辨惑起首抄录梦溪笔谈一段内容，然后写道：“窃惟我先君易学微妙玄深，不肖所不得而知也。其传授次第，前后数贤者，本末在，昔过庭则尝闻其略矣。惧世之士大夫但见存中所记，有所惑也，乃作辨惑。”辨惑说，陈抟数学经穆修、李之才传至邵雍，成为北方一枝，经种放、许坚、范谔，传于南方，成为南方一枝；又攻击秦玠，说邵雍只传授大名王豫（字天悦）和荥阳张岷（字子望），二人早死，秦玠欲从邵雍学，邵雍“以其人颇好任数”，没有答应，其中有一段话，颇可玩味：先君易学渊源传授本末，秦不能知，独以为洞吉凶之变，何其小也。谓得之异人，非世人所闻，尤为怪诞，然亦有谓，盖指陈希夷而言也。秦玠似乎暗示自己是陈抟的后学
12、，这样一来，他的学问就比出于穆修的邵雍之学要早，且纯正可靠。可能正是这件事，促使邵伯温将邵雍之学上溯至陈抟。相对于批驳秦玠，邵伯温攻讦郑夬更显严厉。他先指责郑夬偷窃邵氏易学：郑夬，字扬廷，后以字为名，江东人，客游怀卫间，依大姓宗氏。亦尝欲受教于先君，先君曰：“吾学于李挺之也，忘寒暑，忘昼夜，忘寝食，忘进取，挺之有所言，吾必曰：愿闻开端，无竟其说，请退而思之。幸得之以为然，方敢自言，或未也，归而再思之，得之而后已。又走四方，就有道而正焉，凡山川风俗人情物理，吾皆究观之，有益于吾学者必取焉。今足下志在口耳，又多外慕，能去是而诚心一意，然后可以语此学。”夬固不能也。后秦玠在河内，尝语夬以王天悦传授先
13、君之学，有所记录。夬力求之，天悦恶夬浮躁，不与。不幸天悦感疾且卒，夬闻之，赂其仆，就仆内窃得之，遂自以为己学。著易传、易测、明范、五经明用数书，皆破碎妄作，穿凿不根。在邵伯温笔下，郑夬的学术品格已显得极为低下。然邵氏仍觉不够满意，他继续笔伐，说郑夬窃书入京师，补国子监生，用窃得的易学参加省试登第，后来作官，被上司发其脏罪，投窜南方，遇赦归来后，过洛阳见邵雍，惭怍引咎。他甚至这样形容郑夬相貌：“不肖时在童稚，尚能记其状貌，白晳短小，轻擐人也。”总之，在邵氏笔下，郑夬从人品、学品到官品，从相貌到德性，无一是处。邵伯温如此诋毁郑夬，遭到后人质疑，四库馆臣说：“司马光进郑夬易测札子，称其不泥阴阳，不涉
14、怪妄，专用人事，指明六爻，求之等伦，诚难多得与伯温所辨，褒贬迥殊。光亦知易之人，不应背驰如是。”i邵伯温这样做自有其理由，他充分意识到，郑夬易学的出现，对邵雍学术地位的威胁几乎是致命的，不下如此重笔，则不能扶正其父邵雍的学术地位。文献中关于秦玠的记载不多，而郑夬却是易学史上有名的人物。郑夬治易用力特勤，著有易书多部，宋史艺文志说：“郑扬庭时用书二十卷，又明用书九卷，易传辞三卷，易传辞后语一卷。”郑夬曾把易书进献给朝廷，当时的权臣司马光特为写进郑夬易测札子云：“伏见并州盂县主簿郑扬庭，自少及长，研精易道，撰著所传，成易测六卷，不泥阴阳，不涉怪妄，专用人事，指明六爻，求之等伦，诚难多得。臣不敢蔽，
15、辄取进呈。”郡斋读书志载：郑扬庭周易传十二卷。右皇朝郑夬扬庭撰。姚嗣宗谓刘牧之学授之吴秘，秘授之夬，夬又作明数、明象、明传道、明次例、明范五篇。“刘牧之学授之吴秘，秘授之夬”，说明郑夬乃是刘牧的再传弟子，是刘牧后学中很有名望的一个。沈括梦溪笔谈和邵伯温易学辨惑，向我们透露了两宋之交图书之学的一段公案，即刘牧后学郑夬与邵雍之子邵伯温的先天学正统地位之争，此即“刘邵之争”。邵伯温一方面贬斥郑夬人品不端，偷取邵氏学派之书，其学不得为正宗，另一方面把邵雍之学上溯至陈抟，从时间上盖过郑夬的师祖刘牧，使邵雍获得学术领先地位。他在无法彻底排除刘牧后学对邵氏学派威胁的情况下，不得不把刘牧也归本于陈抟，说他是南方一枝（郑夬亦为“江南人”）。然而他自己写的易学辨惑与他授意晁说之写的传易堂记存在诸多矛盾之处：易学辨惑说陈抟传穆修，而传易堂记说陈抟传种放，种放传穆修；易学辨惑说种放和穆修都问学于陈抟，为同门友，而传易堂记却说种放是穆修的老师；易学辨惑说范谔昌学于许坚，许坚学于种放，而传易堂记却说范谔昌直接学于种放。邵雍死时，程颢为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