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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心理学研究生 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关的社会心理研究 作者：周东明东方论坛 1995年11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五十年了，在回顾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战争时，无论亲历者还是后人关注的都不仅仅是当年的史实、过程和经验，还有心理学方面的思考和研究。瑞士著名心理学家荣格说过：“威胁我们的巨大灾难，并不是那种低级的物理或生理事件，而是心理上的事件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刻，几亿人都会陷入巨大的疯狂（如战争等）。对于现代社会来说，威胁它的不再是野兽、飞石和洪水，而是某种心理上的暴力。心理生活是存在于世界上的一种能量，它超过了地球上其他的一切能量。”这并不是夸大其词，唯物主义的心理观认为存在决定意识，心理（
2、意识）是人脑对客观现实的主观映象，然而意识的形成和既定状态对存在的反作用之大亦是不容置疑的，无数个人或社会的历史事件均可得以证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燃起与平息是和个体、群体以至民族的心理有密切关系的。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军国主义等不仅是一些思想和学说，而且也是一种心态或影响行为的内隐心理因素。同样，反法西斯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精神也构成了一股强大的心理力量，使亿万人民投身于拯救民族、世界和人类文明的战争之中，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我们这个地球带来了空前未有的劫难，其惨烈的程度激起了许多有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社会心理学家以自己的方式力求对战争的成因得出解释，尤其是一些
3、在希特勒纳粹德国对犹太人迫害时移居他国的社会心理学家，对法西斯主义和反犹主义进行了心理学的研究，当然也有一些心理学家出于对人类命运的关心提出了至今很有影响的心理学观点和理论，他们希望前人的灾难能够成为对后人的警示。 一、赖希的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 赖希(Reich)生于奥地利一个犹太家庭，曾移居德国，后因学术原因和德国纳粹分子迫害，于1939年定居美国，他是西方“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之一，其主要著作是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盖世太保1935年颁布法令查禁此书。这本书是研究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的，涉及的面很广。在赖希看来，意识形态不仅反映社会的经济过程，而且还把这种经济过程深植于人的心
4、理结构中，如果一种意识形态改变了人的心理结构，它也就成了人身上的一种物质力量，从而对经济过程发生反作用。一般说来，心理结构落后于它们由之而来的社会事件的急剧变化，由此造成思想和行动与经济状况不相一致的非理性现象。社会经济学只能说明思想和行动与经济状况相一致的合理性现象，而这种非理性现象则要由群众心理学来说明。 赖希的性格结构理论认为，性格结构的层次是社会发展的沉淀物。在性格的表面层次上，正常人是含蓄的、彬彬有礼的、富有同情心的、负责任的、讲道德的。如果性格的这个表面层次同深层的自然核心有直接联系，那么就不会有人类的任何社会悲剧了。第二个层次或中间层次完全是由残忍的、虐待狂的、好色的、贪婪的、妒
5、嫉的冲动所构成，是原始生物欲望压抑的副产品。第三层次即最深层次叫生物核心。在这个核心中，在有利的社会条件下，人基本上是诚实的、勤奋的、爱合作的和与人为善的。真正革命的东西，真正的艺术和科学，都来自人的自然的生物核心。法西斯主义和本质基本体现了第二层次。这一层次是出自生物核心而投入行动中的自然的社会的或里比多的冲动，在经由这个层次时的扭曲，这种扭曲改变了自然冲动最初的社会性质，使它变成了反常的，从而禁锢了生命的每一种真正的表现。在社会的条件和变革已经改变了人最初的生物要求，并使之成为人的性格结构的一部分之后，性格结构便以意识形态的形式再生产社会的结构。“法西斯主义是具有我们权威主义机器文明及其机
6、械主义神秘生活观的被压抑的人的基本情感态度。正是现代的机械主义的神秘的性格产生了法西斯主义党，而不是相反。”法西斯主义不只是德国人和日本人特定的民族特性，还是一种国际现象。“法西斯主义的精神是小人精神，小人被奴役，渴望权威，同时又喜欢造反。所有法西斯主义独裁者都有小人的反动社会背景，这决不是偶然的。在这一社会事实被纳入普遍压制生命中冲动的框架中之后，工业巨头和封建军国主义者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利用了这一社会事实。以法西斯主义的形式，机械主义的权威主义文明从被压制的小人那里收获的只是若干世纪以来在被征服的人民大众中以神秘主义、军国主义、自发主义的方式种下的东西。” 赖希认为，法西斯主义是宗教神秘主义
7、的最高表现。法西斯主义不是一个希特勒或一个墨索里尼的行为，而是群众的非理性性格结构的表现。从群众角度看，民族主义的元首是民族的人格化。只要这个元首实际上是按照群众的民族感情来使民族人格化的，就会产生一种群众同他的个人纽带。如果他知道如何在群众个体中唤起情感的家庭纽带，他也就成了一个权威主义的父亲式的人物。“最要命的是群众个体同元首的自居作用这种自居作用是民族自我陶醉的心理学基础，即个人从民族的伟大中获得的自信心的心理学基础。”种族理论是一种生物学神秘主义，资本主义时代的可恶罪行，如掠夺成性、帝国主义侵略、欺骗劳动者、种族征服等等之所以可能，原因仅仅在于无数群众完全依赖于权威、缺乏自由、极端信奉
8、神秘主义。“这种性格结构不是天生固有的，而是社会条件灌输的，这种灌输现在一点没变，但它显示了一条出路，即重新塑造性格”。 赖希看到了法西斯主义兴起的群众心理学基础，并最早从心理学角度就此作分析，这比起那种单纯把法西斯主义当作一种经济现象或政治现象的观点来，在研究层次上无疑有新的开拓。但他把法西斯主义归结为群众的权威主义性格结构的表现，让群众为法西斯主义承担责任，这就抹煞了法西斯主义的阶级性质。赖希的思想中可看到的最有光泽的地方是他所说的：“应该把国际人类交往中自然的、生物的、劳动民主的发现理解为对法西斯主义的回答”，“应该用国际规模的自然的劳动、爱情和认识组织来埋葬它”。以此战胜社会中的非理性
9、现象，出现一个理性的平和的新世界。 二、沙利文的精神分析人际关系学说 沙利文(Sullivan)生于爱尔兰，后移居美国，接受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他亲身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法西斯的暴政和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使这位正直的精神病医生通过一些人的精神疾患洞悉社会的动荡。战争和政治危机不仅使精神病患者增多，而且也导致不同程度残废的新生儿，据有的学者研究，“希特勒前期德国儿童神经系统畸形率为0.07%，希特勒战前期为1.7%，战时是2.6%，继之，战后是6.5%。”沙利文在对和平的热望和对战争的痛恨中，四处奔走，大声疾呼，号召精神病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投身和平事业，医治疯狂的年代所给社会与个人带来的精神
10、疾患。沙利文超越了弗洛伊德的本能论和泛性论，他注意的是精神疾患的社会和文化层面，人们在相互交往中形成的独特的心理关系人际关系被他选用来作为研究人类心理过程（包括变态过程）的主要参数。由此他将自己的理论称之为精神分析的人际关系理论。 沙利文的人际关系理论基本观点是：一个人出生后，就生活在一个复杂多变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人的个性是社会的产物，只有在人与人之间关系中才能存在，只研究个人本身而不研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就无法研究个性的形成和发展问题。个人与他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是个性发展的原因。人际关系安全受到威胁时人会产生焦虑，焦虑性的紧张如果解除，个人得到的经验就是“人际安全”，这对个性
11、发展有重要的良性影响，反之则带来不良影响。他认为精神病既不是先天的也不是由身体构造决定的，而是由患者的人际关系的受损造成的。人际关系的操作造成患者的焦虑并进而导致其整个经验世界的分裂。卓有成效的心理治疗方法就必须从互动关系或人际关系入手。这样一来，精神病学所涉及的领域就是人际关系领域，精神病学自然也就和社会心理学紧密联系起来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沙利文致力将其倡导的以人际关系学说为核心的理论应用于解释与战争有关的社会心理学问题，具体涉及宣传、社会动员、领导、士气、反犹主义等。宣传，这个在现代战争及一般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影响的现象，被沙利文赋予十足的社会心理学色彩，说它是
12、“不知不觉地利用假定的信息性行为，从而使那些易受影响者的价值态度发生或多或少无理性的变化。”他看到战争中利用宣传手段所煽动起的战争狂热的可怕性，如果说“无理性”多少具备了精神病学的色彩，那么他认为反犹主义和士气低落则直接是一种精神疾患，这都是因社会人际关系变动因素造成的。 三、弗洛姆的纳粹主义心理学 弗洛姆(Fromm)1900年出生在德国法兰克福一个犹太人家庭，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人物之一。1933年为逃避纳粹德国法西斯的迫害移居美国，成为精神分析的社会文化学派“首席发言人”。在他的逃避自由一书中专门有一节“纳粹主义心理学”的内容。 弗洛姆指出：“如果追究法西斯主义对大国产生吸引力的原因，我
13、们不得不承认心理因素所起的作用。”关于法西斯主义兴起的心理机制，他认为一是独裁主义性格所致。“仰慕权威，愿意屈从于权威，但同时又渴望自己成为权威，迫使他人屈从于他，”这就是所谓独裁主义性格。在此性格结构中，存在施虐和受虐两种内驱力，既矛盾、又统一，构成一“共生体”，但其强度因人而异。在他看来，施虐狂表现了人的主宰欲，要无限制地控制别人，使自己在别人的精神和肉体遭受痛苦中得到快感；受虐狂则表现人内在的自卑、无能和无足轻重感，在其受折磨和屈服于外力中得到快感（如自杀）。希特勒就具有这种性格的两种倾向：一方面渴望绝对控制大众，另一方面又渴望屈从于更强大的命运、历史和自然的力量。然而，如果仅仅是希特勒
14、及其法西斯魁首具有这种独裁主义性格的话，那是决不会形成大气候，掀起大风浪的。“希特勒独自灭绝了几百万犹太人吗？他们不是孤立的，他们有成千上万的人为他们杀人，为他们行刑，这些人不仅出于情愿，而且挺高兴为他们卖命。难道我们没有看到人对人的惨无人道比比皆是吗？在残酷的剥削中，在对受折磨的痛苦生灵的哀叹充耳不闻、心硬如铁的事实中”(11)。弗洛姆认为，法西斯主义之所以得以猖獗乃在于独裁主义性格的普遍化，他分析道：性格结构既决定人的思维、感觉，也决定了他的行为。原先，大多数德国工人拥护社会党和共产党，但后来其中一部分改投纳粹党的票，这是因为他们具有倾向于独裁主义性格，深深地崇拜权威，“正是由于这一事实，
15、希特勒才对多少具有相同性格结构的那部分人产生了强大的号召力。”(12) 弗洛姆认为法西斯主义的第二个心理机制是攻击性和嗜死狂。所谓攻击性是指富有破坏性的、敌意的和虐待狂的人，而以残酷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死亡本能则为嗜死狂，这是“对一切死亡的东西，一切与肢解有关的东西，一切与毁灭有关的东西的迷恋。”(13)弗洛姆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分析一些战争狂人的行为是和童年期不能建立正常的伊谛普斯情结，不能把母亲视为大地、家庭、温暖、安全以至生命的象征，而是代表着混沌和死亡有关。希特勒是个典型的嗜死狂，他下令大批屠杀犹太人和发动造成千百万人死亡的侵略战争，证明嗜死是希特勒的最重要的性格特征，他把他的全部力量用
16、于毁灭，用于征服、镇压和统治别人。弗洛姆还认为社会上有相当一部分人具有攻击性、破坏性，“纳粹主义诉诸这些破坏性冲动，并且利用这些冲动来发动反对其敌人的战争。”(14) 弗洛姆认为法西斯主义兴起的第三个心理机制是自我陶醉和民族自恋。极端自恋是自我主义的表现，这种人只认为自己的财产、思想、感情是现实的，他就是上帝，最有力量，最为聪明，而别的都是废物，乃至根本不存在。弗洛姆分析，“希特勒的整个一生中，他始终是个自我陶醉者”(15)。因为只关心他自己、他的计划、权力和野心，对其它都不感兴趣。最后他失败了，不能忍受自恋形象的崩溃，不得不自杀。倘若说自我陶醉构成希特勒的个体心理机制，那么民族自恋、国家自恋则构成了法西斯主义的群体心理机制。正是在这种心理机制作用下，法西斯分子把日耳曼民族神化，把本民族夸大为世界上最令人羡慕的、最为优秀的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