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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试论明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 明朝前期经济正处于恢复期，封建政府制定的经济政策重视鼓舞农业的发展，仍是由自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到了明中后期，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经济作物的种植得到了极大的推广，生产的目的也随之改变，不再仅仅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而是在自身需要得到满足后将部分交换，或者是为手工业生产提供原料。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的生产方式产生冲击，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手工业的长足发展在这一时期得到充分的体现。经过明前期统治者的励精图治，到明中后期，社会经济恢复发展，生产力水平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在这种丰富的物质基础和技术前提支持下，经济作物才得以广泛种植。大多数经济作物是为手工业提供原料，
2、或作为商品进入市场，从这一角度不难看出明中后期商业市场的广阔。在明清人眼中，苏州是江南也是全国最繁华的中心城市，苏州产品拥有区域内、全国以至海外的广大市场，各类手工业产品的生产具备有利的市场刺激而不断提高技术与质量，从而确立了苏州产品引领市场的地位。苏州有着先天的经济条件，丝织业繁盛，先进的生产机械和细密的分工，使产品种类愈加丰富，明中叶之时，苏州便有“郡城之东，皆习机业”之说，綾、罗、绸、缎等有数十种，而每一总类又可将其细致的分为各个分类，用绸为例子：苏州府便有线绸、绵绸、丝绸、度杜织绸等等在此情况下，人们固步自封的生活方式开始改变，农家除勤于栽桑养蚕等传统农业之外还兼营丝织业，富裕农家雇佣
3、机工，贫下农家多自缫自织。这对于蚕桑丝织业的发展是有决定意义的，同时洗染促使农业经济的商品化程度的提高，消费欲望变得多种多样，苏州附近各镇居民也大都“以机为田”，开始卷入了商品交换和新的生产关系之中。 二、苏州市民生活方式的变化 人们的社会生活并不是孤立的存在，他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政府政策、时代文化、社会结构等等都对社会生活有着巨大的影响，但不可忽视的是一定时代的经济因素，可以说，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其实正是通过社会生活的变化得以体现。明中后期，（即明武宗正德初年至明亡的150年间），在农业和手工业水平提高的基础上，商品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苏州地区在这一时期商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苏州人的
4、生活风尚向外辐射，影响遐迩。这无疑是生活时代性的最好体现，也能从其窥视明中后期商品经济发展之一斑。本文正是通过苏州市民的社会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两方面来探讨明中后期的商品经济发展状况。 社会生活方式是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群体和个人在物质和文化生活方面各种活动形式和行为特征的总和，它所涵盖的范围十分丰富且复杂，本文仅从苏州市民生活方式中衣、食、住、行四方面来进行论述。 （一）苏州市民服饰风尚的变化 衣冠服饰是人们思想观念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直接反映，直观代表着一个时期的时代特色。中国古代，衣食住行便不仅仅只是用于满足生存需求那么简单，而是具有文化内涵的体现，因而历代统治者皆将之视之为“礼”的组成部分。
5、明代也不例外，在服饰方面，明初就有定制： 洪武改元，诏衣冠悉服唐制。士民束发于顶，官则乌纱帽、圆领、束带、皂靴；士庶则服四代巾、杂色盘领衣，不得用黄玄；士庶妻首饰许用银镀金，耳环用金珠，钏环用银，服浅色团衫，用伫丝绫罗稠绢；乐妓则带明角皂褙，不许同。二十二年申严巾帽之禁，儒生、吏官、人员常戴本等头巾；乡村农夫许戴斗笠，出入市井不禁；不亲农业者不许。二十四年生员玉色绢布襕衫，宽袖皂线绦软巾、垂巾；农家许着细纱、绢布；商贾之家止许着绢布；如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着绸纱；农民许戴斗笠、蒲笠。1 如此严格明确的规定，在时间的推移下，渐渐被打破，到了永乐、洪熙年间，突破服饰禁令的现象就先后出现
6、。万历末年以后，江南的流行服饰由多元的模仿逐渐走向一个更稳定的模式，就是以苏州为风尚中心，扩及江南，再向各地传播。 苏州服饰最初重意象不重实物的模仿，故又称“苏意”，如万历建昌府志称：“迩来一二少年，浮慕三吴之风，侈谈江左，则高冠博袖，号曰苏意。”2指的便是高冠博袖的苏州式样的服饰。苏州服饰在万历后期蔚为风尚，冯梦龙喻世明言中描述的“头上戴一顶苏州的百柱鬃帽，身上穿一件鱼肚白的湖纱道袍”3；喻世明言中写江西赣州街头卖布的“头上带一顶新孝头巾，身穿旧白布道袍”；凌濛初拍案惊奇中描述富商的形象“头戴一顶前一顶前一片后一片的竹简巾儿，旁缝一对左一块右一块的蜜蜡金儿，身上穿一件细领大袖青线道袍儿，脚下
7、着一双低跟浅面红綾僧鞋儿。”4】这些都是最常见的“苏样”打扮，其重要因素包括高冠、道袍及浅履。道袍原为道士、僧侣所穿袍服，以白、灰、褐色布帛制成，大襟宽袖，下长至膝，领、袖、襟、裾都缘以黑边。“苏样”为了显其清雅，道袍通常为白色，衣袖越来越宽大，鞋跟则越来越低清初叶梦珠追忆明末冠服的演变说：“袖至三尺，拱手而袖底及靴，揖则堆于靴上，表里皆然。履初深而口几及踊，后至极浅，不逾寸许。”2所指即为苏样的素色道袍和低跟僧鞋。僧鞋原为释道所着之鞋，以各色布帛为面，大口、薄底，鞋帮比一般的鞋浅，因为轻便，士庶男子家居亦喜着之。苏样的浅面僧鞋，多用上好的丝绸制成，手工极其精巧，明末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利玛窦曾
8、赞叹中国人鞋子之精致，说男人的鞋是用布或绸做成的，上面绣的花十分讲究，甚至比西方贵妇人的还要讲究。整体而言，苏样是以雅士风格的冠服为主体，在配饰上则是强调苏州精巧的手艺与上等的织品，而其精致的质料和文样制裁的道袍则是它的基本款式。 王士性曾于广志绎中指出，苏人好古尚雅，对雅俗之分操有“海内上下进退之权”，他说： 姑苏人聪慧好古，又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其赏识品第本精，故物莫能违。有如斋头清玩、几案、床榻，近皆以紫檀、花梨为尚。尚古朴不尚雕镂，即物有雕镂，亦皆商周秦汉之式，海内僻远皆效尤之。5 可见在晚明的品味竞赛中，苏州文士操纵了雅与俗的解释权，
9、而其所谓雅素古朴的生活物件，并非仅靠财富即可轻易获得。 明末江南文人的雅俗论述，文震亨所撰写长物志可为代表，其论衣饰，首重雅素。他说： 衣冠制度，必与时宜。吾侪既不能披鹑带索，又不当欲缀垂珠，要须夏葛冬裘，被服娴雅，居城市有儒者之风，入山林有隐逸之象。若途染五彩，饰文繢，与铜山金穴之 子侈靡斗丽，亦岂诗人衣服粲粲之旨乎？6 他强调文士服饰应求“娴雅”，不宜与富家子弟争奇斗艳。综上所述，在晚明江南文士的雅俗论中，服饰上的美学品味显然以“古朴”与“淡雅”为两大要素，具体的表现则为式样的“崇古”与颜色的“尚白”，“苏样”盛行的复古僧鞋与白色道袍，可见此种尚雅审美观的最佳例证。有趣的是，经济与文化资本
10、俱无的小民百姓，在“苏样”的尚白风潮中似乎意外得到了模仿的便利，如万历新昌县志载： 小民俭啬，惟粗布白衣而已，至无丧亦服。孝服衣帽，盈巷满街，即帽铺亦惟制白巾帽，绝制白巾帽，绝不见有青色者。人皆买之，问之，云：为其价廉而便益也。2 由此可见，隆、万之际松江地区以布袍为寒酸，贫者必用绸裐色衣，谓之“薄华丽”，值得一提的是，隆、万年间，财力不逮着模仿的是色衣或华丽的流行服饰，万历以后小民人皆买之的是符合“苏意”风潮的白色衣帽。 明代中后期，文人才士多好离经叛道、恃才傲物，此风江南最盛，江南文人不羁的习气在服饰中也有所体现，他们常常以服饰的标新立异来显示与他人的与众不同，如变化多端的头巾、鞋子即为一
11、个重要的方面。顾起元记载：“南都服饰，在庆、历前尤为朴谨，官戴忠静冠，士戴方巾而已。近年以来，殊形诡制，日异月新。于是士大夫所戴其名甚夥，有汉巾、晋巾、唐巾、诸葛巾、纯阳巾、东坡巾、阳明巾、九华巾、玉台巾、逍遥巾、纱帽巾、华阳巾、四开巾、勇巾。巾之上或缀以玉结子，侧缀以二大玉环。而纯阳、九华、逍遥、华阳等巾，前后益两版，风至则飞扬。齐缝皆缘以皮金，其质或以帽罗、纬罗、漆纱，纱之外又有马尾纱、龙鳞纱，其色间有用天青、天蓝者。至以马尾织为巾，又有瓦楞、单丝、双丝之异。于是首服之侈汰，至今日极矣，足之所履，昔惟云履、素履，无它异式。今则又有方头、短脸、僧鞋，其跟益务为浅薄，至拖曳而后成步，其色则红、
12、紫、黄、绿、无所不有。士人衣服也时常求奇求异，范濂记载：“男人衣服，予弱冠时，皆用洗练褶，老者上长下短，少者上短下长，自后渐易两平，其式即皂隶所穿冬暖夏凉之服，盖胡制也。后改阳明衣、十八学士衣、二十四气衣，皆以练为度，亦不多见。隆、万以来，皆用道袍，而古者皆用阳明衣，乃其心好异，非好古也。”7 （二）苏州市民饮食风尚的变化 其次，苏州市民的饮食样式和格局也发生变化。人们的饮食也开始走向奢靡，首先体现在宴饮格局上，顾启元曾记述了明代中期前后宴会由俭入奢的转变：“外舅少冶公 尝言：南都正统中延客，止当日早，令一童子至各家邀云“请吃饭”，至巳时，则客已毕集矣。如六人、八人，止用大八仙棹一张，殽止四大
13、盘，四隅四小菜，不设果，酒用二大杯轮饮，棹中置一大碗，注水涤杯，更斟送次客，曰“汕碗”，午后散席。其后十余年，乃先日邀知，次早再速，棹及殽如前，但用四杯，有八杯者。再后十余年，始先日用一帖，帖阔一寸三四分，长可五寸，不书某生，但具姓名拜耳，上书“某日午刻一 饭”，棹、殽如前。再后十余年始用双帖，亦不过三摺，长五六寸，阔二寸，方书眷生或侍生拜，始设开席，两人一席，设果殽七八器，亦巳刻入席，申未即去。至正德、嘉靖间，乃有设乐及劳厨人之事矣。”8诚然，正德以后，江南的富贵之家竞借设宴来显示其宴会之奢华，佳肴果蔬之丰富，烹饪之讲究，器皿之精美，皆胜前时多矣。 晚明的情况，叶梦珠的记述颇为具体：“肆筵设
14、席，吴下向来丰盛。缙绅之家，或宴官长，一席之间水陆珍馐，多至数十品。即士庶及中人之家，新亲严席，有多至二三十品者。若十余品。若十余品则是寻常之会矣。然品必用木漆果山如浮屠样，蔬用小磁碟添案，小品用攒盒，俱以木漆架架高，取其适观而已。即食前方丈，盘中之餐，为物有限。崇祯初，始废果山楪架，用高装水果，严席则列五色，以饭盂盛之。相知之会，则一大瓯而兼间数色。蔬用大铙碗。逐渐大矣。”其时还盛行以妓乐歌舞之类伴席表演形式则视来客而定：“昔年严席，非梨园优人，必鼓吹合乐，或用相礼者。今若非优伶，则侑觴之具，一概不用，或挟女妓一二人，或用狭客一二人，弹筝度曲，并坐豪饮以尽欢”。8 饮食靡然向奢还表现在选料、
15、加工、烹饪的不厌其精上。金陵士大夫于食物烹饪上向来主张精致，但是金陵善食者又竞相声称吴越之人最有口福。可见，吴越人讲究美食，享受生活的程度之高，为江南传承已久的民俗，而这一传统在明代后期有进一步的发展。当时，为适应宴饮“水陆毕陈，或觅远方珍品”的需要，江南食品原料的来源也非常广泛，以蔬菜瓜果而言，因移植技术和交通运输的发达，许多品种都能出现在市场上。在这一风气中，士子文人又与一般富贵之家的摆阔不同，他们更注重烹饪的技巧、食品的色鲜味形以及品尝时的清雅兴致，如张岱回忆其吃螃蟹的情景：“蟹至十月与稻粱俱肥，壳如盘大，坟起，掀其壳。膏腻堆积，如玉脂珀屑，团结不散，甘腴虽八珍不及。一到十月，余与友人兄弟辈立蟹会，期于午后至，煮蟹食之。人六只，恐冷腥，迭番煮之。从以肥腊鸭、牛乳酪。醉甘蚶如琥珀，以鸭汁煮白菜如玉版。”8 江南各社会阶层皆盛行饮酒之风，也是饮食奢华的重要表现。富贵之家经常在宴席上豪饮自不必说，普通人家以酒待客也成为惯俗，甚至没有客人也经常自饮自乐。至于文人聚会，无论是吟诗作诗更是无酒不成欢。只有在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的程度之时，人们对饮食的追求才不会仅仅停留在果腹的状态下，而是转向色、香、味等更加考究、精致的方向。明中后期的情况正是如此。 （三）苏州市民住行规制的变化 明朝廷对百官士庶的住宅的建制也有严格的限制。明初，禁官民房屋，不许雕刻古帝后、圣贤人物及日月、龙凤、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