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空间与意象性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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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时间、空间与意象性叙事重读张爱玲李长中一、现代知识分子的时间意识及其文学表述 1,中国现代社会文化思潮中的时间意识。自19世纪末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传入中国,被“先进的中国人”作为观察社会、反对封建专制和外国列强的思想武器。曾有人说,“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读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燃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

2、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 所以,先有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后有胡适所说:“今日吾国之急需,不在新奇之学说,高深之哲理,而在所以求学论事观物经国之术。以吾所见言之,有三术焉,皆起死之神丹也:一曰归纳的理论,二曰历史的眼光,三曰进化的观念”。胡适还特别强调在形成文学革命思想时,“影响我个人最大的,就是我平常所说的历史的文学进化观念。这个观念是我的文学革命论的基本理论”。胡适的“文学革命论”的基本理论就是文学的进化论。以“进化”论之。与“进化”相对立的“老人”,便被赋予诸多负面和否定性的文化内涵,成为现代性主体的“他者”,与“青年”成为对立的范畴,自此成为现代中国

3、一个独特的文化景观,也成为现代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主要表征。 在这里,“老人”作为现代性的“反证”:一指老人作为现代性叙述的反面例证。中国现代文学常常呈现为一种有浓厚青年色彩的文学,从晚清的“新民”到“五四”的“新青年”乃至以后的创作,作家往往将“同情和助力”“放在更年轻的一代人的身上” 。老人承载着专制、腐朽、落后、守旧、愚昧等诸多负面含义。二指从现代文化、现代文学对老人的想象,老人作为现代性主体的“他者”,与青年成为对立范畴。形塑出20世纪文学的反封建主题;老人作为家长制与传统文化的象征几乎天然地成为一种社会进步进化的障碍。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中讴歌:“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

4、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疑是指老人)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冰心的斯人独憔悴是最早通过父子冲突展示老一代对年轻一代压制的文本。颖石、颖铭兄弟被官僚父亲化卿先生“禁闭”在封建家庭的“幽灵塔”中,毫无反抗之力。 孙俍工家风中的祖老太太以五十余年的孤苦守节获得大总统赐题的匾额,要孙辈继承“家风”,可是年轻的孙子孙女却要求打破礼教,主张自由恋爱。洪灵菲流亡中的沈之菲感觉他的家庭是“坟墓”,“父母的思想和时代隔绝,确有点像墓中的枯骨”。以“枯骨”指代父母辈;家中的高老太爷以自己的权力阻断了青年对美好未来的召唤;周朴园(雷

5、雨)悲剧的内涵已表明他作为封建专制代表的不合理性、腐朽性;吴老太爷(子夜)一到上海便被五光十色的“现代”喧嚣刺激而中风,象征性地标志了老一代退出历史舞台的无可挽回;“老马”(二马)“是一点不含糊的老民族里的一个老分子”,他死抱着陈腐的规矩和一文不值的面子,麻木不仁,不思变革。咆哮的土地中的李敬斋、 茅盾“农村三部曲”中的老通宝等习惯忍从,与青年的进步、革命、顺应潮流对比,老人们落后、颟顸、愚顽的类型化特征被强化。其他诸如老栓、老包、老马、老通宝等以“老”呼之的形象,成为国民劣根性的注解符号。 2,张爱玲的时间意识及其小说创作 尽管成长于现代中国进化论的文化土壤之中,但张爱玲却不相信进化论,传统

6、因袭的重量及其自身遭际,成就了张爱玲的日常生活情节。张爱玲曾说,她四岁起便有了怀疑一切的眼光。家族的败落,再继之以家庭的破裂,无疑使她染上一种深沉的孤独感和被遗弃感,清醒的失落感和没落感,导致了她对人性的悲观,对历史文明发展的悲观。张爱玲在流言里说过: “ 这个世界什么东西都靠不住, 一捏便粉碎了。她还说,“人是生活在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的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被抛弃了。为了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过的记忆。”(自己的文章 她不相信时代的发展能够根本改变每个人的命运,时代只是造就个别人或某个群体或英雄或悲剧的命运,

7、对于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则难以撼动。所以,她不追求人生张扬的一面,而是关注人生沉稳的一面。 传奇 上海书店 1985年影印山河图书公司1946年增订初版 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的封面是她的好友炎樱设计的:一张晚清的时装仕女图,画着个女人幽幽地在那里弄骨牌,旁边坐着奶妈,抱着孩子,仿佛是晚饭后家常的一幕,可是栏杆外,很突兀地,有个比例不对的人形,像鬼魂出现似的,正好奇地孜孜往里窥视。这幅画很能说明张爱玲的小说创作的命意和其时代特质。其次,画中那破窗而入的现代人正预示着现代文明对封闭的传统生活方式的介入。在现代思潮的冲击下,过去那种迂缓、安静的生活节奏一步步受到威胁和破坏。而这种快节奏的现代社会的来临

8、,对于仍妄想留连于过去社会的人们来说,无疑是十分残酷的。 在中国人的宗教中,张爱玲说:“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认为人一年年活下去,并不走到哪里去;人类一代一代下去,也并不走到哪里去。那么,活着有什么意义呢? 不管有意义没有,反正是活着的。我们怎样处置自己,并没多大关系,但是活得好一点是快乐的,所以为了自己的享受,还是守规矩的好。在那之外,就小心地留下了空白并非懵腾地骚动着神秘的可能性的白雾,而是一切思想悬崖勒马的绝对停止,有如中国画上部严厉的空白不可少的空白,没有它,图画便失去了均衡。不论在艺术里还是在人生里,最难得的就是知道什么时候应当歇手。中国人最引以为自傲的就是这种约束的美。”对传统、对过去的

9、依恋成了张爱玲叙事的基本动力。反映在她的文本里就是对线性时间进化论的抵制。在自己的文章中,她将“人生飞扬的一面”和“人生安稳的一面”作了鲜明的比照:“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带有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安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这种时间意识成为她一再在文章中张扬的主题。 她的连环套,题目本身就是对她的时间意识的绝妙隐喻。“连环套”是由“连环”和“套”组成。“连环”为一个套一个的一串环,喻一个接着一个互相关联,没有时间的区别和差异。曹七巧三十年来的故事都

10、是在一个“昏暗暗的,永远是下午”的姜公馆里倾情演绎。她在文明的衰朽、时代的梦魇中意识到抗拒不可逆转的、线性的时间的某种可能性,即返回到过去,以”过去”来对抗“现在”。在五四遗事中:罗先生在五四曾那么勇敢、热烈地追求自由婚恋,为了与心仪的新女性范小姐结成眷属,不惜与夫人打10年艰苦卓绝的离婚大战,然而没过多久,他便褪尽了理想的光芒,重蹈起传统的覆辙,不仅接回曾经离掉的前妻,而且又加上了第三位妻子,一家人“不用另外找搭子,关起门来就是一桌麻将”。足见张爱玲不相信发展和进步的神话,1943年8月的封锁一开篇,一辆电车便在封锁的铃声中无奈的停在了马路中间。 封锁了。摇铃了。叮玲玲玲玲玲切断了时间与空间

11、。” 金锁记中曹七巧赶走季泽后,看到“酸梅汤沿着桌子一滴一滴朝下滴,像迟迟的夜漏 一滴,一滴一更,二更一年,一百年。”失却了爱情的长安一起聆听到那首古老的民歌:“悠悠忽忽听见了口琴的声音,迟钝地吹出了long long Ago 告诉我那故事,往日我最爱的故事,许久以前,许久以前” 上海为了“节省天光”,将所有的时钟都拨快了一小时,然而白公扪里说:“我们用的是老钟,”他们的十点钟是人家的十一点。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胡琴咿咿哑哑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 正中天然几上,玻璃罩子里,搁着珐蓝自鸣钟,机括早坏了,停了多年。两旁垂着朱红对联,闪着金

12、色寿字团花,一朵花托住一个墨汁淋漓的大字。在微光里,一个个的字都像浮在半空中,离着纸老远。流苏觉得自己就是对联上的一个字,虚飘飘的,不落实地。白公馆有这么一点像神仙的洞府:这里悠悠忽忽过了一天,世上已经过了一千年。可是这里过了一千年,也同一天差不多,因为每天都是一样的单调与无聊。这里,青春是不希罕的。他们有的是青春孩子一个个的被生出来,新的明亮的眼睛,新的红嫩的嘴,新的智慧。一年又一年的磨下来,眼睛钝了,人钝了,下一代又生出来了。这一代便被吸收到朱红洒金的辉煌的背景里去,一点一点的淡金便是从前的人的怯怯的眼睛。 倾城之恋 在作品五四遗事中我们更可以看到:罗先生在五四高潮中曾那么勇敢、那么热烈地

13、追求自由婚恋,而且为了与心仪已久的新女性范小姐结成眷属,不惜与夫人打10年艰苦卓绝的离婚大战,最后他确实如愿以偿,然而没过多久,他便在平庸琐碎的婚后生活中褪尽了理想的光芒,重蹈起传统的覆辙,不仅接回曾经离掉的前妻,而且又加上了第三位妻子,一家人“不用另外找搭子,关起门来就是一桌麻将”,尽享起三妻四妾的“惬意”生活。轰轰烈烈的追求个性解放的运动,最终以闹剧结尾。足见张爱玲不相信发展和进步的神话,在传奇再版序中,张爱玲也曾写道:“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将来的荒原下,断瓦残垣里,只有蹦蹦戏花旦这样的女人,才能够夷然地活下去。”因此,她清楚地意识到其笔下的人物根本无法融

14、入正常的线性时间轨道,他们只能陷于时间的泥淖之中不能自拔。张爱玲不相信不可逆转的、线性的时间,尽管时间实际上在向前走,但她却以返回到过去,以过去对抗现在。”,尽管她的各式人物竭尽全力试图突围,但最后的结局总是在风风雨雨之后,又回到了起点。 针对傅雷批评倾城之恋中的范柳原和白流苏,是“疲乏,厚倦,苟且,浑身小智小慧的人,担当不了悲剧的角色”。张爱玲却认为这样写是更真实的,他们虽然“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着时代的总量”。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很少看到线性的情节发展,也没有明确的时间标识,如金锁记中,”风从窗子里进来,对面挂着的回文雕漆长镜被吹得摇摇晃晃,磕托磕托敲着墙。七巧双手按住了镜子。镜子里反

15、映着的翠竹帘子和一副金绿山水屏条依旧在风中来回荡漾着,望久了,便有一种晕船的感觉。再定睛看时,翠竹帘子已经褪了色,金绿山水换了一张她丈夫的遗像,镜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一切都是虚的,模糊的。张爱玲的小说作了两种相对应的叙述策略,一是在小说叙事中自觉借鉴中国传统话本小说的叙事资源,二是在“老人/青年”的代际关系中不是呈现出对立状态,而是顺应、因袭的继承。 先看第一个问题。 张对时间滞后性与俗常性的沉溺一直是其文本的主要着力点,如倾城之恋中的这一段:在老套的“我爱你”的表白中穿插了一句古诗,假柳原之口说出: “诗经上有一首诗”流苏忙道:“我不懂这些。”柳原不耐烦道:“知道你不懂,你若懂,也用不着我讲了!我念给你听: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的中文根本不行,可不知道解释得对不对。我看那是最悲哀的一首诗,生与死的离别,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的。比起外界的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可是我们偏要说:我永远和你在一起;我们一生一世都别离开。好像我们自己做得了主似的!” 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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