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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多元文化视野下边关要塞古村镇保护模式研究以山西右玉县右卫镇为例摘要：山西边关要塞古村镇地处农耕与游牧文化交错地带，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经历了从军城到治城的发展，积聚了多元、多样的文化资源。伴随着村镇功能的演变，右卫镇逐渐衍生出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既包括传统的军事、民族、宗教等文化，又蕴含现代的绿色资源。因此在多元文化视野下探讨右卫镇的保护，应实践传统文化与绿色资源相互结合的多维、立体保护模式，一方面增强绿色资源的文化内涵，另一方面打造传统文化的绿色环境，这样才能实现边关要塞型古村镇的合理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关键词：右卫镇；多元文化；传统文化；绿色资源；保护模式自古以来，山西北部及西北地区就是兵家必
2、争之地，汉族历代王朝都在此屯驻重兵、修建长城、储粮备边，用以抵御异族入侵，守卫京畿。战争催发了不同族群之间文化的交往，该地区也是中原汉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碰撞交融的文化区域，独特的地理生态孕育了大量的边关要塞型古村镇。如今，纵然战火逝去，但几经盛衰兴败，当年气势恢宏的防御性聚落，或以静静的姿态默默讲述战火纷飞的时代，或以浓厚的塞外之音传唱繁荣昌盛的岁月。这些古村镇与长城、烽堠等军事设施相互呼应，形成了古代封闭的层级防御体系。位于山西朔州市右玉县的右卫镇就是边关要塞古村镇的典型代表，2009年，右卫镇以其丰富的边关古堡和兼容并蓄的文化特色，被列入第三批山西省历史文化名镇的名录中。然而，随着社会的发
3、展，单纯为边防而建的军堡、城墙等物质遗产面临着被破坏、甚至消亡的窘境，又因地势偏远、交通不便，右卫镇的保护利用没有做到从该地物质遗存和文化资源的实际出发进行设计，而是直接借用其他古村镇的保护模式，难免使之蹈入雷同的境地。那么，如何在右卫古镇保护利用过程中，既使之重现昔日辉煌，又能够彰显其独特性，探索一条古村镇可持续发展的可靠路径，为同类古村镇的保护起到示范引领作用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本文选择右卫镇为调查点，通过追寻其形成、演变的历程，挖掘并整合右卫镇的多元文化，进而针对性地提出传统文化与绿色资源相结合的多维保护模式。一、从军城到治城：右卫镇的历史演变右卫镇雄踞雁北高原西北部，是晋蒙两省
4、交界的咽喉要地，平面图略似一片树叶。就其地理位置而言，境内地势险要，北依长城，东西两面以山脉、河流护卫，围成坚固的铁桶形状，体现出边关要塞的军事防卫特征。纵观右卫镇的历史，其形成、演变较为复杂，战国以前，这里分布有熏鬻、鬼方、土方、戎狄等部落。秦汉时期，汉王朝为击退匈奴的侵扰，开始行政建制，筑长城，设善无县。魏晋至隋唐，鲜卑、羯、氐、姜、突厥等民族开始在这一区域活动，中央于天宝年间在善无古城北部置静边军。随着蒙汉战争的升级，明廷在当地设卫筑屯、修边建堡，右卫的军事功能得到强化，防御性聚落快速发展起来。清代，全国走向统一，雍正三年(1725)升卫为县，置朔平府，该地的军事色彩逐渐淡去，边地贸易的
5、发展刺激着镇城经济功能的发生，逐步转变为商贸重镇。建国以后，为了改变恶劣的生态环境，右卫镇在漫长的绿化过程中形成了生态职能，古老的军事商贸城镇开始有了新的发展目标，由曾经的军城逐渐演变为治城。（一）战争助推：明清边墙修筑与军镇的构建右卫镇作为一座军事城镇，其形成与明蒙战争、康熙西征有密切关系。明初，元朝蒙古政权被推翻后，残余势力退居草原，但仍威胁中原地区。史载：“元人北归，屡谋兴复。永乐迁都北平，三面近塞。正统以后，敌患日多。故终明一世，边防甚重。” 清张廷玉明史八 志，卷九十一，兵三边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35页。为肃清残元势力，明廷采取主动进攻的军事策略，在蒙汉边界建镇城、设
6、卫所、筑边堡、屯重兵。“右卫云朔尤称边垣要壤，内则与雁门、宁武、偏关臂指联络，以拱卫畿辅，外则归化，迤北障塞崇闳，背亘青山，腋绕黄河，平沙旷野，直抵榆林、甘凉，驿邮、戍堠交错于牙帐之间。” 清刘士铭、王霷朔平府志，雍正十一年（1733），蒋泂 序，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4页。右卫与蒙古仅以长城相隔，因其特殊的军事地理位置，担负拱卫京师的职能。因此，“洪武二十五年于初设定边卫，筑城未几卫省，永乐七年复设大同右卫筑完。” 清刘士铭、王霷朔平府志，雍正十一年（1733），卷之三方舆志，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58页。右卫成为山西北部边防体系中的重要节点。正统年间，明蒙双方的势力有所
7、变化，蒙古骑兵逐渐南移，明朝调整战略部署，由进攻转为防守。正统十四年（1449），明廷将玉林并入大同右卫，即右玉林卫，其中以“黑嘴子等口为最冲，边外大松树、旧玉林一带，即土酋驻牧。本城孤悬西北，向来寇骑突犯，辄当其冲”，蒙汉以右玉林卫为分界，该地的军事地位愈加重要。 正统间以边外玉林卫内徙附入为右玉林卫，嘉靖四十五年重修，万历三年砖包，周九里，八分高连，女墙四丈二尺，涧三丈五尺。清顾祖禹 撰读史方舆纪要，贺次君、施和金 点校，卷四十四山西六，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020页。到嘉靖三十六年（1557），蒙人以俺答封贡事件中的经济摩擦为借口，启用重兵向右卫发动军事总攻，围困该地半年之久，
8、史称“右卫保卫战”，明实录有载：“虏自去年九月入犯边分，留部众于右卫四周。三五为队，阻关行旅。比松松寨来降，又闻参将尚表运饷入城，乃移大营内收。俺答驻右卫城西南，黄台吉驻东南，脱脱驻西北，各去城三舍许。由是内外断绝，斗粟束刍不能复进城。而城中亦无一人匹骑得出重围者。被围久，粮草匮竭，则诱谕富民，劝借得杂粮若干。既尽，则括牛马等畜，食之。樵采不通，民间尽撤屋而爨。” 明顾秉谦等纂修明世宗实录卷458，嘉靖三十七年四月壬辰，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7748页。在这次惨烈的战役中，明廷认识到卫城的战略地位，“右卫不守，即大同亦将为虏巢矣”，于是开始了频繁的修缮工程。万历二年（1574），右卫“
9、俱用砖瓷”，达到了“上巍乎焕焉”的空前盛况，以至于“虏望之崇崇而岩岩，咸咋舌以遁”，经过多次维护、重修，右玉林卫城垣固若金汤，敌军不敢来犯。大规模加固城墙的同时，明廷还在右卫周边广筑卫城、堡寨。先后建有定边卫、镇虏卫、高山卫等卫城，和杀胡、破胡、残胡等城堡。 孙靖国明代西口地区城堡的时空分布特征，载杀虎口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编西口文化论衡，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第568页。这些军事型建筑互为犄角，构成了以右卫镇为中心的层级防御体系。清代，康熙三次率军亲讨准噶尔部，平息叛乱，并派八旗兵驻防右卫，该镇的军事军事防御上升为该镇最重要的功能。杀虎口作为晋西北大门，直通塞外，且“川原平衍，便于
10、长驱，往往由此入犯”， 清顾祖禹 撰读史方舆纪要，贺次君、施和金 点校，卷四十四山西六，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993页。地形相对平缓，少数民族可顺势侵入中原。因此，政府必须选择临近杀虎口的地方驻扎，以取得战争的主动权。马齐等大臣经过考察后，认为右卫“与归化城相近，城中盖造房屋，可以驻兵；杀虎口外迤北五十里，东西五十里内，所有熟荒地亩，近者给兵，远者给大臣官员。归化城小，地荒田卤，难以耕种；右卫见有城，且近归化城，大益驻兵”清实录第五册圣祖实录（二）卷157，康熙三十一年十二月壬寅，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733页。也就是说，右卫接近归化城和杀虎口，军队驻扎此地便于把握战机，同时
11、它“与西安、宁夏相为犄角”， 清刘士铭、王霷朔平府志，雍正十一年（1733），申序，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11页。能对准噶尔部形成包围态势，而且镇城建制相对完整，内有屯田、房屋，能补充军需，避免重新另立新城。考虑到以上因素，康熙三十三年（1694），“圣祖仁皇帝特命大臣统八旗重兵驻防右卫，以扼杀虎口之冲”。 清刘士铭、王霷朔平府志，雍正十一年（1733），刘序，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6页。 至此，右卫镇的军事地位愈加重要，防卫前线的功能得到了巩固。伴随着防御地位的提高，右卫镇的镇城范围、规模都达到了顶峰：右卫的军事防线延长了“一百二十四里，边墩一百八十六座，火路墩一百八十二
12、座，总统见在官军九千二百六十七员，名马骡二千一百五十三匹头，内援兵官军一千五百三十一员，名马骡一千一百七十四匹头”。 明杨时宁 编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出版，民国70年（1982），第333-334页。随着军镇规模的扩大，也为便于管理，政府不断设置官职，如参将、布政使、总兵等，官员各司其职，忠诚驻守，使右卫在“九边”中发挥着边陲重地的作用。从以上军制、兵制的设置情况可知，右卫镇自建制之初，就被赋予了拱卫京师、抵御异族入侵的军事防御职能，并在战争的推动下不断得到强化。（二）开市设关：军卫带动下的右卫镇经济功能的扩展 军事功能的强化进一步刺激着聚落经济成分的发展，右卫镇的经济功能也
13、有显著增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明蒙民族贸易带动了边贸市场的发展；二、清初设关征税促进了杀虎口市场的繁荣；三、边地内部军民贸易扩展了沿边军事消费带。 余同元明后期长城沿线的民族贸易市场，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右卫镇不仅是明廷与蒙古部族抗争的战场，也是蒙汉民族开展贸易的场所，贸易的主要形式是“马市”，这种形式带动了右卫镇边贸市场的发展。在右卫镇西北部尚存较大规模的明蒙官方交易市场杀胡堡和云石堡。 明朝为了抵御蒙古瓦剌南侵，多次从此口出兵征战，故而起名“杀胡口”。清代，政府为缓和民族矛盾，促进中原与塞外的贸易，遂改名为“杀虎堡”，因此本文仅在明蒙互市贸易中使用“杀胡堡”的说法，其他地方使
14、用“杀虎堡”。杀胡堡距右卫约四十里，“隆庆五年（1571），设市场于此，为往来之孔道”； 清顾祖禹 撰读史方舆纪要，贺次君、施和金 点校，卷四十四山西六，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027页。云石堡“因地势平旷，又置市场于此，密迩市口，转输之资”。 清顾祖禹 撰读史方舆纪要，贺次君、施和金 点校，卷四十四山西六，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028页。右卫镇马市主要和蒙古族“兀慎、摆腰、羊羔儿虎儿害恰”等部落进行互市， 曹永年蒙古民族通史，第三卷，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32页。蒙人多以马匹、皮张、木植等物换取汉族的衣物、粮食、农器等。 美亨利赛瑞斯（Henry Se
15、rruys）著明蒙关系III贸易关系:马市(1400-1600)，王苗苗 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页。频繁的民族贸易促进了本城经济的繁荣，据朔平府志记载：“朝贡陪臣星轺，络绎冠盖相望且彛民于此互市，商贾负贩与椎结侏离蜂屯而蚁聚”，该地商贾云集，行人络绎不绝，交易相当活跃。 清刘士铭、王霷，朔平府志，雍正十一年（1733），刘序，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7页。当时游历右卫的法国学者也记录了杀胡堡互市的情况：“镇城内约有三四百间用作商业贸易的商铺，蒙古人来这里出售食物并购买他们需要的东西，有大约一千名明朝的士兵、骑兵及步兵守卫镇城和长城，此外还有专门的官员负责指挥”。
16、 法杜赫德（J.B.Du Halde）编纂中华帝国志，转引自美亨利赛瑞斯（Henry Serruys）著明蒙关系III贸易关系:马市(1400-1600 )，王苗苗 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41页。明廷在进行经济贸易的同时，也注重军事戒备，专派士兵驻守管理马市。随着民间交易的频繁，除官市之外，政府还增设了民市、私市，马市周边村镇开始加入到贸易场所中，出现了“汉夷贸迁，蚁聚城市，日不下五六百骑”的交易盛况，右卫镇的市场因素不断增强，该镇逐渐成为商贸集镇。 明顾秉谦等纂修明实录神宗实录卷558，万历四十五年六月甲午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82年，第10522页。随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