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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文学研究1996、2 p19刘兰芝形象的道德内涵及其典型意义6862字提要：本文论述孔雀东南飞的女主人公刘兰芝是一位符合汉代封建妇女道德的妇女形象。她慎言辞，端庄安闲，动静有度，执事勤苦，符合汉代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的要求。她以死拒绝再嫁，既是合人性的情感追求，也是在善恶冲突中对女性道德规范的恪守，是“从夫”与“从父”两难道德冲突中合情合理的选择。而这种人生选择是汉代儒学经典所肯定和东汉时代风尚所倡导的。因此，刘兰芝的生活道路，体现了中国古代妇女的悲剧命运。她由淑女而贤妻而烈女的道德实践，概括了中国古代妇女道德的基本内涵。这便是刘兰芝形象在其有深刻社会批判意义的同时所具有的美学伦理学价值。关键
2、词：刘兰芝；中国古代妇女道德孔雀东南飞的女主人公刘兰芝，不是一般的受到封建家长的迫害的不幸的古代妇女形象，而是一位“在忠实于家庭义务方面达到悲剧美的最高峰”的古代妇女的典型，是体现封建时代完美的“妇德”的形象。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对刘兰芝形象的道德内涵仅以“善良”“劳动妇女美德”概括之而语焉不详。本文试从道德层面作粗浅分析，以期更全面发掘这一形象及作品的典型意义，并在如何批判继承中国古代妇女道德问题上发表一孔之见。(一) 刘兰芝善良坚忍，她勤于纺织，工于剪裁，也确实体现了劳动妇女的特点和品德。但我们不可据此而将刘兰芝实践的道德规范仅仅框定在“劳动人民品德”的范畴内。在汉代乃至整个古代社会，男子
3、因贫富的不同，有或耕或读之别;女子则无论贵贱，都理当“专心纺织，不好戏笑”(班昭女诫)。因为这不仅是劳动妇女的生产活动，也是所有古代妇女道德的重要内容。除汉代经史皆有明文规定和记载之外，举凡妇女题材的文学作品，几乎无一例外的有纺织之事或纺织品的叙述描写。汉乐府相逢行长安有狭邪行记“黄金为君门，白玉为高堂”之家，三子皆入仕途，也得“大妇织罗绮(一作织纻绮)，中妇织流黄”即是明证。从焦家境况看，刘兰芝“夜夜勤作息”决非为生计所迫，由“大人故嫌迟”可知乃焦母有意折磨。刘兰芝独守闺户终日机杼，亦足见其“行无偏邪”。事实上，焦刘两家虽非高门巨户，也决非瓮牖绳枢之家。刘家“承籍有宦官”，焦仲卿身为“贵家子
4、”而“仕宦于台阁”。房中“箱帘六七十”，被遣回家的车马相送，太守迎亲的繁华场面，虽不乏夸饰之辞，但都足以说明刘兰芝是一位集大家闺秀小家碧玉于一身的女子。同大多数古代妇女一样，刘兰芝的生活空间局限于家庭，所面临的是全社会任何妇女所共同的人生课题。而她的家世和经济条件.也使她比贫苦劳动人家的女子更多地受到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思想的束缚和影响。开篇的主人公自白：“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读诗书。”以及篇中的刘母诉说，正是礼记“女子几十年不出”“妇人先嫁三月”这一长期教养和婚前训练的写照。其内容，无非诗书礼乐和“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 如上所述，古代妇女的生活空间局限于家庭，妇女道德
5、实际上即妇女的婚姻家庭道德。作品通过现实主义的叙述和描写，从女主人公是怎样处理自己同家庭诸成员的人际关系和她立身行事言谈举止两个方面展示了她的道德风范。 第一个方面，即在处理家庭人伦关系上，刘兰芝“谦让恭敬，先人后己”，未违“三从”之教。其表现有三：一曰对丈夫贞顺。刘兰芝首要的社会角色是妻子，她对焦仲卿恩爱始终，生死相依，无疑是出于夫妻情深。因为焦仲卿给予了她应有的理解、同情，在她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曾以微弱之躯，为她抵挡生活中的风雨，甚至到死，也未放弃对妻子的爱。但焦仲卿之所以如此，也离不开刘兰芝对为妻之道的恪守。在丈夫身为府吏，“常见日常稀”的情况下，刘兰芝“守节情不移”，面对婆母的专横暴烈
6、，她日夜纺织，奉养无差。可见夫妻之义重。在万般无奈之下，刘兰芝主动求遣，并非无情，而是对焦仲卿孝子角色的成全。被遣后虽明知“于今无会因”，一旦焦仲卿提出“还必相迎娶”，她马上以“时时为安慰，久久莫相忘”相劝慰。当丈夫以“誓天不相负”表明心迹时，刘兰芝无限感激，以“妾当作蒲苇”承诺于途中；以“府吏见丁咛”谢媒于娘家；以“勿违今日言”明志于诀别；以“举身赴清池”践约于“寂寂人定初”。二曰对长辈的孝顺。刘兰芝两头均已丧父，但从她对焦刘二母的态度亦足见孝顺之德。当然，如果说她对刘母的忍隐柔顺是出于骨肉之情(如回家受责和含泪备嫁)不足以突出体现其礼义，那么，她怎样对待焦母的凌辱和逼迫，则主要是人伦礼义的
7、束缚了。在平日的刁难虐待下，她仍不忘“供养卒大恩”；被遣前焦母的“槌床大怒”和堂上拜别时焦母的冷酷；都说明婆母在以“义绝”驱媳，但刘芝言辞委婉，依礼行事，谨奉孝道。显然，这不是内在的自然情感的流露，而是对“曲从舅姑”，道德规范的遵循。三曰对幼辈的慈爱。刘兰芝膝下尚无子，从她对小姑的情义，可以看到她“和于家”的品德：“却与小姑别，落泪连如子。”洒下的是一片真情。“始扶床”“如我长”的感慨，“勤心奉公姥，好自相扶将”“初七及下久，嬉戏莫相忘”的叮咛，感人至深。“妇人之得意于夫主，由舅姑之爱己也，舅姑之爱己，由叔嫂之誉己也。由此观之，我之臧否毁誉，一由叔妹。”只可叹刘兰芝虽持为嫂之德，却难移焦母铁石
8、心肠。 第二个方面，刘兰芝的言行举止，合乎“四德”要求，“敦礼则耳目手足起动作，皆有规短可寻而不容越。其妇德既如前述，又体现于妇言妇容妇功之中。先闻其言：作品记刘兰芝求遣之辞，义正言婉；拜别之辞，贬己自责；密誓之辞，情真义重；谢媒之辞，颇有分寸。皆能依对象处境的不同而有别，所谓“择词而说，不遂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受母钱币多，不堪母驱使。”是不忘长辈之善不言人过的措词。“本自无教训”“生小出野里”是严于责己，示卑弱以让人。“儿实无罪过”，仅此一句，回复亲娘的责备追问，吞下了多少委屈和苦衷。是“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的突出体现。她对焦仲卿“盘石”“蒲苇”之誓，取譬于诗邶风柏舟，又足见其
9、习于诗书之言的教养。次察其容：汉代对妇容的要求有二，一曰“不必颜色鲜丽”，二曰 “沐浴以时，身不含垢。”，从焦母对刘兰芝的指责和对“东家贤女”外貌的夸张看，大概刘兰芝平日忙于家务纺织之事而不遑打扮，这在焦母这个以儿子为“贵家子”的俗气之人看来，似乎有失体面，但刘兰芝所为，未失妇容。一旦被遣，依汉礼仪应着嫁时之装以“大归”时，她“事事四五通”严妆而出，令人有“精妙世无双”之叹。“细步”处，俨然大家风范。临别前对房中什物的捡点交待，可证平日操持的稳重和临乱不苟；拜别焦家的礼节和言行，足见其虽内心痛苦而容止安详。即使投身清池，也不忘脱履于岸，既可表明心迹，又可免无谓的牵连。真可渭“清闲宁静，守节整齐
10、，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末考其“妇工”：专心勤苦，则“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功效极高，则“三日断五疋”“朝成绣侠裙，晚成单罗衫。”连“织嫌日一匹，织素五尺余”(上山采蘼芜)的善织女子也难于企及。她身上所著之衣，房中的红罗帐、绿碧青丝绳等等用物，也正是其妇功妇德的物化形态。 从妇女道德的两个方面来看刘兰芝其人，在日常生活中，她不失为一位合乎汉代“三从四德”规范的淑女、贤妻和孝顺的儿媳。(二) 那么，刘兰芝在被遣之后拒绝家长和官吏对她的操纵，以死抗争，是否意味着同封建人伦礼法的彻底决裂，即背叛了她长期恪守的妇德规范呢?不错，刘兰芝之所以选择一死拒绝再婚，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无法割舍同丈夫的恩爱深
11、情，不愿放弃自己的生活理想。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刘兰芝的这一人生选择是合乎那个时代妇女道德规范人格标准的选择。刘兰芝的死，是殉情，也是殉道。即“发乎情，止乎礼义”。 第一，在兄长令其出嫁的决定作出之后，刘兰芝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顺从兄长之意。嫁太守家以求终此一生，或可得荣华富贵；一是谨守与仲卿之约，宁为玉碎，不求瓦全。前者谓之“从父”之德，后者谓之“从夫”之义。正是这种情与义都处于两难的人生选择中，刘兰芝选择了后者。这种选择，既合乎“愿得一心人，白首不分离”的妇女生活理想，也合乎“从一而终”的封建妇女道德信条。太平御览引杜预女记叙汉代女子徐淑事，可与刘兰芝之举相互发明：徐淑丧夫，兄弟将嫁
12、之。徐淑为书曰:“烈士有不移之志，贞女无回嫁之行。”并以“不能匡我以道，博我以文”反诘之。徐淑所为，深为当时及之后的舆论所赞许，合乎妇德规范。难道刘兰芝顺从刘兄之见，嫁太守家以求“足以荣与身”，反而合乎封建道德吗？从封建妇女道德的标准看来，刘兰芝的这一选择，既合夫妻恩爱之情，又合“女无回式之行”的礼义。第二，个体的道德实践，源于自身的道德信念；而个体的道德信念，乃是一定时代和社会的道德原则和基本规范内化的结果。刘兰芝以死殉情和道，正是汉代儒学经典所倡导的人伦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东汉尚气节这一时代风尚的产物。汉代儒学不仅依据先秦孔子之礼提出了一整套三纲五常的宗法制度，还依据孔子之“仁”，孟子之“义”以弘扬人格境界。同男子“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相呼应，妇女的人生价值取向是“贤妃”“哲妇”“高士”“贞女”。刘向的列女传分类编定的古代妇女事迹，是对“母仪”“贞顺”“节义”“贤明”的形象解说，汉代诗歌列女操贞女引高拘操雉朝飞操和杞梁妻歌的风靡于世，正是妇女重品性操守风尚的曲折反映。班婕杼（？）犯颜直谏以正成帝之失，孟光以天下无道，其夫开罪汉章帝而能与之安贫乐道弃君国而隐，举案齐眉，更是当朝的范例。尤其是东汉时期，由于各种矛盾的加深，统治阶级倡导砥砺名节，“盖其时轻生尚气已成习俗，故志节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