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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官员廉洁与构建廉洁社会的关系(702) 论官员廉洁与构建廉洁社会的关系（2012年7月15日）风清气正的廉洁社会是任何善政和公民都竭力追求的目标。政府官员作为施政主体，既有廉洁从政的官德要求，也有加强廉政建设的职责义务，从更高的层面看，还应该为构建廉洁社会发挥表率和推动作用，使官员廉洁成为构建廉洁社会的风向标。一、官员廉洁对构建廉洁社会的意义1、从系统论来看，官员廉洁是廉洁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社会是一个巨大的系统。社会系统能否健康发展，以及发展速度的快慢，取决于系统中的领导核心。自从国家和阶级出现以后, 官员无疑都是各自社会系统的领导核心。农业社会是相对简单的系统，由为数不多的官员进行管
2、理；工业社会比农业社会复杂得多，社会系统的决策、控制必须是集体领导，并采用民主的方法。从历史上来看，官员廉洁关系全局、影响深远。河南内乡县衙三堂门前挂着一幅楹联，上联为：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下联为：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充分说明了官员作为社会系统领导核心，对于本系统有效运转的决定意义。在各社会系统中，官员作为与民众相对应的范畴，总要占据社会总人口的一定比例，而且社会分工越发达，承担公共管理职能的人员占总人口的比重就越高。据人社部今年3月份公布，我国公务员共有689万人，参公管理人员88万人，这个群体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官员。集体领导
3、在工业社会中又体现为政党的领导。我们党作为执政党，党员担任官员中的要职，多数官员都从党员队伍中选拔，党员参与党内的民主管理，也参与作为执政党对国家事务的集体领导。据中组部发布的数据，截至2011年底全国党员总数为8260万名。从人数规模来看，官员廉洁乃至党员廉洁，对社会廉洁影响巨大。党政机关及其它公共机构是一个组织严密、纪律严明、协调一致的组织系统。无论是对外的行动力和战斗力，还是内部的信息交流、联合协作都非常强。因此，官员廉洁与否，其效应都容易通过子系统进行扩散和放大，相比其它社会系统，具有更大的影响。2、从方法论来看，官员廉洁是构建廉洁社会的难点。凡事皆有方法。斯宾诺莎说，方法引导我们走向
4、智慧。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分析法是我们认识事物、解决矛盾的根本方法。借助矛盾分析法，在官员廉洁与构建廉洁社会的互动关系上，能进一步廓清我们的认识。一要用“一分为二”的辩证观点看待官员廉洁问题。在中国历史上，几乎历朝历代都倡导廉洁价值观，反对腐败现象。我们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与腐败水火不相容。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轨迹表明，政治清明的时期占主流，腐败黑暗的时期占支流；官员群体中廉洁的占主流，腐败分子占支流。因此，反腐败是一项正义的事业，廉洁官员会受到社会的褒扬。但是腐败现象又是阶级社会以来的一个顽症，从未得到根除，一些统治者甚至由于对腐败的忽视和纵容，导致政权灭亡。我们党领导的反腐败斗
5、争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三个并存”“两个依然”的局面将长期存在。二要用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方法认识我们党存在的腐败问题。纵观各个封建王朝和旧政权，反腐败的态度往往是前期苛严、中期疏忽、晚期放任，特别是晚期官员腐败积重难返后，成为改朝换代的普遍原因。清朝的灭亡就是如此。1881年左宗棠收复新疆后奉召回京任职，被门房索要4万两白银的“进城费”，左宗棠断然拒绝，被关在城门外等了5天。进京后不久，皇太后宣他召对，赐给他咸丰皇帝生前戴过的墨镜。太监们向他讨取赏钱。结果，恭亲王担心太监捣鬼，花8000两银子才摆平此事。晚清这类朝廷重臣被皇帝身边太监和小吏挟制的现象经常发生，多数人只能按照“潜规则”乖乖就范
6、，由此可见当时的腐败程度。1945年黄炎培先生与毛泽东主席在延安谈话，提出经历史反复印证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面对黄炎培的疑问，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窑洞对”。毛泽东的回答是有底气的，也体现了共产党人反腐倡廉的决心。我们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是政权的根基。解放前党以廉洁取信于民，在人民的支持下发展壮大，夺取了全国政权。建国后，全党牢记“两个务必”，与党内腐败现象作坚决斗争，曾经在一段时期将腐败降到较低程度，党的人民性和民主性
7、决定我党最终战胜消极腐败，这是我们党的特殊性。三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的科学化。在现阶段，反腐败斗争仍然面临严峻挑战，腐败案件呈现许多新形态、新特点，如以权谋私期权化、获利敛财间接化、对抗调查智能化、腐败案件涉外化等，查处腐败的难度加大。互联网的普及对反腐败提出了新挑战，网民通过网络自由表达，大量揭发和披露腐败问题，对党风廉政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对构建廉洁社会表现出急切的愿望。对于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必须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与时俱进，大胆创新，及时提出解决腐败问题的新思路、新举措。四要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官员廉洁是构建廉洁社会的重点和难点。构建廉洁社会是一项系统
8、工程，除了官员廉洁外，还有很多领域和群体的廉洁建设需要统筹兼顾、同步推进。但是官员廉洁始终是重点和难点，是构建廉洁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构建廉洁社会也是如此。廉政建设固然离不开群众的监督和参与，更要靠官员自身的努力。官员行动起来向腐败宣战，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反腐倡廉决策部署，以党风带政风促民风，改造整个社会风气，最终才能实现廉洁社会目标。3、从发展观来看，官员廉洁是构建廉洁社会的先导力量。发展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一个总特征，事物的发展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在社会历史领域，构建廉洁社会也要坚持正确的发展观。要遵循事物由量变到质变的的发展
9、规律，理解事物发展前进性与曲折性的辩证关系。纵观国（境）内外反腐败斗争、构建廉洁社会的经验，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廉洁社会是与生俱来的。新加坡、韩国、香港地区最初都是腐败盛行、民怨沸腾，后来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政府大力整饬，社会才由乱到治、由腐败转为清明。这些国家和地区构建廉洁社会的共同规律是，由治吏到治民，以官员廉洁为先导，带动构建社会廉洁。比如香港社会在20世纪中叶腐败很严重，当时随着经济迅猛发展，批文、办照、拿证、领牌等社会服务需求随之增多，政府部门、公共机构贪污受贿现象相当普遍，而且日趋严重，普通市民深受其害。除了警务人员的贪污问题严重外，其他公共机构的贪污也大范围存在，如救护人员要先索
10、取“茶钱”，才肯将病人送往医院；病人要给医院职工“打赏”，才能取得便盆或一杯开水。当时流行这样的比喻；贪污就像一辆巴士，你可以上车跟大伙儿同流合污，否则只能够站在路旁默不作声，若有人试图挡在巴士前面，只会被巴士撞倒。公职人员的受贿、分赃等不廉洁行为逐渐变得制度化，即使正直的人们一旦获得了公权力，也会很快堕入腐败的行列。到20世纪60年代，民间的年轻人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当中开始浮现不满的情绪，其后学生也响应参与反贪污运动，香港社会由此掀起了一场“静默的革命”。市民对贪腐的态度亦由无奈转为公开唾弃，且进而积极举报，孕育廉洁社会。1973年香港成立廉政公署，全力打击贪腐。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廉政公
11、署从抓公共机构廉政建设，扩大到抓民间机构廉洁问题，使香港从昔日的贿赂成风、贪污盛行，成为今天被公认为全球最为安全廉洁的地区之一。4、从社会学来看，官员廉洁是构建廉洁社会的心理基础。社会心理直接形成于社会现象对人们的刺激和人们的理解与感受。自古以来，“廉”与“礼”、“义”、“耻”并列为治国的四大方略，是国家管理的四大支柱。古语云：“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廉洁作为一种社会心理的长期积淀，已经演化成为一种文化。社会心理分为个人心理和群体心理，个人心理是道德修养的基础，群体心理是社会风气的雏形。官员普遍树立廉洁意识，自觉遵守廉洁准则，有助于全民崇廉、养廉、护廉心理的强化，从而形成廉洁社会的共同心理基础
12、。这种廉洁心理的形成过程往往是，由个人的修养发展到对官员的道德要求，进而成为一种社会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这就要求官员要廉洁奉公，严于律己，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民众也要树立廉洁意识，从支持官员施政、监督官员廉政出发，明辨是非，依法行使公民权利，形成全社会的廉洁心理和廉洁意识，促进社会廉洁风气的养成。二、官员不廉洁行为的社会表征既然官员廉洁对于构建廉洁社会至关重要，官员不廉洁行为作为官员廉洁的对立面，应当为所有致力于廉政建设和期许社会廉洁的人们高度关注并认真研究解决。千百年来，由于吏治积弊和文化败俗的影响，官员不廉洁行为林林总总，在不同时期、地域以各式形态迭次显露。（一）私欲无限膨胀的贪官。以
13、贪婪为基本表征，贪权、贪钱、贪色，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严重扭曲，陷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泥潭不能自拔，为官的动力即为追求个人的荣华富贵和封妻荫子的小集团利益，将国家和人民利益臵之度外。四川省粮食局原局长李益良，犯受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他在忏悔书中说：在周围“有心之人”的赞美声和请客送礼中, 我的贪欲被唤醒了。贪欲就像洪水猛兽, 轻而易举就把我内心那本不强大的廉洁自律防线冲破了, 缺乏定力的我从此走上了不归路。2010年8月，原甘肃省肃北县县长曼曼涉嫌严重经济犯罪被刑拘。办案人员仅从其家中地下室一坛子内，就起获了价值不菲的金砖、金饼、金牌等各式黄金制品十余公斤。中国古代
14、的大贪官在当时祸国殃民，到后世遗臭万年。像明代宰相刘谨，有人评价他聚敛钱财像“抽水机”；清乾隆宠臣和绅富可敌国，其家产相当于清朝中央政府8年的财政收入。（二）背离主流价值的歪官。以歪思想、歪手段、歪言论为基本表征，理想信念动摇，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持怀疑态度，不信唯物论，求神拜佛看风水，不讲辩证法，偏听偏信走极端。歪思想必然造成歪言行，求官不走组织路线，而靠拉帮结派、“跑官要官”；工作不尚实绩，急功近利，拔苗助长，专搞 “短、平、快”的形象工程、速效工程。个人言论上，不讲政治纪律，不讲诚信原则，在公众场合说一些不合时宜、损害政府权威、伤害群众感情的话，对群众表态许诺多，
15、兑现落实少，失信于人，甚至为达个人目的蓄意编造、散布谣言诬陷他人，危害政治生态。比如近年来发生的某些地方官员的言论（且不说他的行为），与中央一再要求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其对民众心灵的伤害和政治信任的销蚀是难以估量的。纵观多起拆迁悲剧，本该保持中立的地方政府，却一次次在商业拆迁中冲锋陷阵。“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我只懂拆迁法，不知道什么物权法”，这些出自地方官员的蛮横言语，不仅把自己摆在群众利益的对立面，也损害着政府依法治国的权威，加大了基层治理的难度和风险。以2009年发生的“逯军门”为例，在记者要求郑州市城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对老百姓信访处理意见进行解释时
16、，他反问记者：“你们广播电台管这闲事作什么？”“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逯军的这一番怪论，折射出他在思想上的腐化变质和缺乏起码的党性修养，这种人怎么有资格担任党的领导干部。（三）事业无所作为的庸官。这类官员才具平庸、思路庸常、志趣庸俗，为人处事固守中庸之道。有的不肯承担责任、不愿坚持原则，遇到矛盾绕着走，见到麻烦往外推，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有的想干事却能力不足，思想因循守旧，方法邯郸学步，盲目蛮干瞎折腾，结果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老百姓怨声载道。有的媚俗从众心理严重，把自己等同于普通百姓，甘当群众“尾巴”，不敢与社会上歪风邪气作斗争，反而身陷其中，同流合污，社会影响极坏。今年3月9日，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参加山东团第五小组讨论时，建议地方官员不要在会议上汇报成绩，要多提建议，作为人大代表参与审议工作的讨论，就是有机会接地气儿。当时，王歧山打断小组会议召集人、烟台市委书记张江汀的冗长奉承的开场白，批评说：“这些话全是浪费时间的。”王岐山在苦心劝导党的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