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与贺的四手联弹.》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章与贺的四手联弹.（55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章与贺的四手联弹数码相机的发明无疑是我们生活史上的一个大事件，它不仅提供了随时随地拍摄的便利，而且不必担心“浪费胶卷”，想拍就拍，存储和传输也都方便。三年前又办起了博客，学会了压缩图片，一些在不同地方拍摄的图片可以及时上传出来，于是就颇有些发表的成就感。柏林爱乐乐团这是著名的柏林爱乐乐团。我没有机会进入其中，不过，自己最喜欢的唱片和DVD许多都是在这座音乐的圣殿里演出的。例如，卡拉扬、阿巴多指挥的贝多芬九大交响曲等。1988年，已经进入垂暮之年的卡拉扬与满身童稚气的苏联钢琴天才基辛一起演出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演出大获成功，在全场观众的欢呼声中，怯生生的基辛走向卡拉扬，老人把孩子拥在怀里，
2、跟孩子的母亲说：这是个天才！第二年，卡拉扬逝世。临终前，他跟夫人说：我听到上帝在呼唤我。波恩的贝多芬故居这是我访问波恩的最大收获。疑问建筑在2000年我访问柏林的时候，在东柏林游览。看到了不少景致，其中包括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塑像，还有一些方方的缺乏个性的庞大建筑。另外，不同功用建筑的布局也很反映出社会主义国家的某种趋同性。当时看到了一座称为“论坛饭店”（Forum Hotel）的建筑，但是，2008年4月我再次访问这里时，发现当时的不少建筑都面目全非了，也没有找到论坛饭店，却看到这样的一座建筑，体型有些像，但是外观却不一样了，名字是Park Inn，是否是那座老建筑，竟有些不确定了。附：建筑的政
3、治学贺卫方一般人读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大抵上是以上卷为主的，因为那里包含着作者最经典的民主学说。不过，下卷里却也有一些有趣的讨论，涉及民主制度与文化的各个方面之间的关系。例如，第十二章的题目也是作者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美国人建造一些那么平凡的建筑物又建造一些那么宏伟的建筑物。他主要的解释是，因为在民主体制下，每个个人都显得很渺小和软弱，但是代表众人的国家却非常强大。于是，他们在营造自家的建筑时不会过于讲求，但是，公共建筑却一定要气象宏大才符合国民对于国家的想象。虽然号称一章的关于建筑的讨论不过区区两个印刷页码，其中的思想还是很让人深思。最近两本这个主题下的专门著作的中译本出版了，一是萨迪奇
4、和琼斯的建筑与民主（Deyan Sudjic and Helen Jones, Architecture and Democracy，李白云、任永杰译，上海人民，2006年7月版），另一本是萨迪奇的权力与建筑（The Edifice Complex，直译为宏大建筑情结，王晓刚、张秀芳译，重庆出版社，2007年5月版）。两本书的同一作者萨迪奇出身爱丁堡大学建筑系，现在是著名的建筑评论家。前一本研究的范围主要是议会建筑，从古希腊政治集会一直到最晚近的苏格兰新议会大厦。后一本则侧重分析政治家的以建筑显示权力的情结以及建筑师如何周旋于那些权力与艺术之间，让读者了解建筑与政治的复杂关系。初读建筑与权力一
5、书，对于那么多的政治家热衷于建筑，热衷于通过建筑显示权力颇有些惊讶，凯末尔、希特勒、墨索里尼、巴列维、密特朗、萨达姆. 侯赛因、布莱尔不一而足。关于希特勒，自己过去访问德国时，曾经在慕尼黑看到过一些线条质朴、与古典建筑风格迥异的白色建筑，陪同告诉我那正是纳粹时代留下的遗产。建筑与权力一书里对于希特勒这位建筑学院的落榜生如何终生痴迷于建筑的描述让我印象深刻。在希特勒看来：宏伟的建筑是消除我们德意志民族自卑感的一剂良药。任何人都不能只靠空话来领导一个民族走出自卑。他必须建造一些能让民众感到自豪的东西，那便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建筑。这并不是在炫耀，而是给一个国家以自信。一个拥有八千万人口的国家有权力拥
6、有这样的建筑，我们的敌人和朋友都一定要认识到这些建筑巩固了我们的政权。书中有描述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哈查到德国总理府觐见希特勒的那一段，写得真是惊心动魄，既有对于哈查心理的描写，又有对于总理府建筑细节的刻画总理府前广场四分之一英里的长道，没有任何家具陈设的大厅，透露出无比威严的强硬线条，闪闪发光的青铜门，四千平方英尺的办公室，所有这一切，把书中的一句话的意蕴活生生地表现出来：“如果说建筑曾被用做战争的武器，那这里便是了。”虽然萨迪奇在中文版序言里提到他1992年对北京的访问，不过，他并没有对于中国古今的建筑与权力关系作出论述。记得基辛格在回忆录里提到过人民大会堂，他的评价仿佛是“庞大而丑陋”，那是
7、否因为他第一次来华访问也在这里感受到某种羞辱？假如有适合的作者写一下社会主义与建筑之间的关系，或许也会是一本很精彩的书。前次访问柏林，柏林墙刚拆除不久，东柏林作为东德首都的格局还没有变化，那里的中心广场的格局也是一边是大会堂，另一边相对的是博物馆，上首是领导人的检阅台，跟我们这里的格局真是何其相似乃尔。前面我们提到托克维尔，他主要讨论的是民主制度下的建筑风格，但是如果做一个对比，我们会发现专制与专制两种对立体制下的的建筑风格却有着类似之处，那就是国家政治建筑的宏大和一般民众住宅的渺小一样形成巨大反差。如果说民主体制下这个结果来自民众对于国家伟大的想象的话，那么专制体制下则来自于统治者把建筑作为
8、震慑子民及外人的权力修辞术。此外，如果专制不仅建立在政治的集权上，而且也建立在财富的高度集中上，那么就会对小民百姓的居室风格产生更严重的影响。此话怎讲？无论怎样的房子，都要建在土地上。“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土地的权利安排对于人们的建房心理和结果影响至大。如果土地的私人所有权得到法律严格的保护，人们就会存长远之心，倾尽全力修造坚实华丽、垂之久远的屋宇。相反，如果土地权利设定短暂，朝不虑夕，甚至压根儿没有私人的土地所有权，那么私人就不可能用心费力建设美轮美奂的豪宅，反而只是追求眼前的享乐。孟子那句话我们都耳熟能详：“无恒产者无恒心”，与其他生活必需品相比，如果土地权利能够变成真正的恒产，建于其上
9、的房子就会“恒产化”，它不止惠及一代，而且庇荫子孙后代。但是，如果人们没有长远之想，住宅能够遮风避雨就得过且过了。这是建筑的政治学的另一层意义。原载南方周末2008年5月15日纳粹德国海军部，一座典型的希特勒喜好类型的建筑大阪城大阪城，一座俊秀飘逸的建筑在居住的宾馆里俯瞰大阪城这是一张自拍的照片。夜晚，窗外的大阪城居然与室内的场景在玻璃上聚为一体了。洪堡大学四帧这样的书摊最让人喜欢，2000年我在这里买到了一本关于柏林墙的英文书。这是洪堡大学对面的一个小广场，纳粹时期曾在这里焚书。联邦德国议会大楼。从前是一座有些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二战时代顶部被炸毁。现在的顶部是一座透明玻璃与钢结合的独特结构
10、，设计者为诺曼福斯特爵士。那个顶部也是个旅游景点，人们可以沿着内壁的长廊行走，向外是柏林市的景观，向下则是国会的议事堂。如果正赶上国会会期，完全可以边看景，边旁听国会辩论。日本国会众议院议事堂。议长坐席之上有红色帷幕的是天皇宝座所在，不过，据说天皇基本上不来旁听。附：日本宪政何以能成功贺卫方2007年8月28日下午，按照日程安排访问日本国会，众议院国际部涉外课的林山泰彦先生很热情地接待了我。2004年12月，我曾经来这里访问过，不过，前次和这一次都只有两个小时，走马观花而已。上一次访问后，自己也有意识地搜集一些涉及到日本宪法以及国会制度的书来看，以弥补知识上的不足。以往访问欧美国家的议会时，由
11、于自己国家缺乏议会政治的实践，导致相互交流只能在一个浅层次进行，这样的感受一直是自己很无奈的事情。当与外国的法官就司法制度和司法改革进行交流时，总有许多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充满了交流的愉悦，与在国会里的交流形成了很大的反差。日本的国会成立于1890年，一开始就分为贵族院和众议院两院。贵族院仿效英国贵族院建立，成员几乎完全由世袭或敕选产生，贵族是在1884年敕封爵位的前宫廷贵族、封建藩主以及政治精英。众议员由缴纳15日元以上税款的男性国民（仅占全国人口1多）选举产生。按照1889年宪法，预算和任何永久性的法律都必须经过两院的多数通过。虽然这样的国会距离当年民主派的理想相距甚远，不过，“日本国会虽有
12、局限，却是非西方国家第一个试验成功的国会制度。尽管开始时摇摆不定，但这个制度生存了下来，并被证明具有足够的灵活性，能够得到出色的发展。”（赖肖尔：当代日本人，页83-84）现代议会离不开政党政治。日本国会之所以能够“得到出色的发展”，是跟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形成的政党制度有关的。在国会主建筑的大厅里，矗立着为国会发展贡献至伟的三位政治家的塑像，他们是板垣退助、大隈重信和伊藤博文。这三位中的板垣和大隈是宪政初期两党的领导人，伊藤则是明治宪法最主要的设计者和推行者，也是1900年从板垣那里分裂出来的新政党政友会的领导人。部分地依赖日本没有全面接受那种彻底改造社会的激进的外来学说，政党政治也没有走上两党
13、之间水火不容、你死我活的结局。所以，直到今天，虽然有过自民党一党长期执政（其实是内部多种派系竞争执政）的历史，但是，不久前的选举中，民主党已经成为参议院（从前的贵族院）中的多数党。这样，一些法案，例如反恐特别措施法，在众参两院均能获得通过的可能性就降低了。事实上，这也成为安倍晋三首相于9月12日宣布辞职的直接原因之一。所谓现代的政党政治，祛除意识形态上的神圣色彩，把党见差异限制在国计民生的世俗事务上是相当重要的，否则就难免把党争演为战争。但是，同样重要的是，政党也多少应当避免过于结党营私，要体现出某种政治美德、处事的真诚以及对于国家和国民利益的忠诚。在这个方面，尽管也出现过一些政治丑闻，不过，
14、从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官僚体系大致上保持了相当的忠诚、富于牺牲的精神和工作效率。这种忠诚和对效率的讲求确保当政党利益发生冲突时具有相互妥协和继续合作的空间。这也是日本国会能够成功的重要前提条件。在许多非西方国家，引进的议会制度之所以流于失败，还因为人们无法通过议会以及宪法来对于君主（如果还保留的话）或无君主之名但有君主之实的威权者的权力加以限制，议会主权终不免变成一种装饰。国民只是付出了支撑议会运行的代价，却全然享受不到民主制的好处，实际上仍然生活在专制统治之下。这种虚假的民主制甚至比从前那种君主制更糟，因为君主制还假定了国王或皇帝对于社稷的责任，而在虚假民主制之下，真正的决策者却根本不会为决
15、策所带来的任何后果负责。在这一点上，日本又是东方国家中的一个特例。既保留天皇，却又实行真正的议会主权，这样的君主立宪体制能够历经“激荡的百年史”而保存下来，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在这里，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前近代社会结构和历史演进差异带来的影响。遥想当年，将军藩主拥兵自重，战争冲突此起彼伏，但是奇怪的是，没有哪个赳赳武夫想到“天皇轮流做”，用暴力取而代之，黄袍加身（关于日本人对于天皇的观念及其对于日本政治生活的影响，参看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商务版，页87及以下；赖肖尔，前引，238-43）。超越孝道而把对国家的忠诚置于首位，这是日本与中国在文化上的一个重大差异，也解释了后来两国政治制度近代不同走势的根源。回到跟林山泰彦先生的交流。他告诉我，虽然众议员的任期是四年，但是由于首相可以在形势对于本党有利的时候解散议会，举行众议院选举，因此，大致上只能平均到三年。政府解散众议院举行再选举目的是为了直接诉诸国民意志本身。当然，重选的结果也可能事与愿违，那就是反对党占据了众议院的多数席位，那就意味着政府的更迭。与众议院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