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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孔子,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山东曲阜）人，出身于没落的宋国贵族家庭，刻苦好学。曾从事儒（贵族丧事赞礼者）的职业，中年时开办私学。一度出任鲁国的中都宰，司空，司寇等职，四年后因遭小人暗算，弃职，后率弟子周游列国，经十三年，晚年归鲁，继续讲学，整理古籍，整理诗、书等古代典籍，删修春秋。他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提出了“仁”的思想。论语20篇，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关于孔子言行的纪录。,孔子出生在鲁国，那里是西周初年周公旦的封地，每年都要举行祭祀周公的大典，民间还保留着婚丧、祭祖的礼节。孔子从小就对这些礼节十分感兴趣，小时候的游戏常常也是将家里祭祀时存放供品的祭器摆出来
2、，以此练习礼仪。可见，周礼早已深入孔子的内心，以至恢复周礼成为他后来政治生涯的一个目标。,当时在春秋时代，鲁国有个规定，凡是到国外旅行去，看到有鲁国人在外国被卖为奴隶的，可以花钱把他赎出来，回到鲁国后，到国库去报帐，国库照付。孔子有一个学生，真的在国外看到有鲁国人被卖为奴隶了，他就把他赎出来。赎出来以后，他没到国库去报帐，别人都说这个人品格高尚。孔子知道后，大骂这个学生，说这个学生做错了。别人奇怪了，做好事嘛，又赎了人，又不去报帐，这不是好事吗？不是品格高尚吗？孔子说看问题不能这样看，他这个做法，实际上妨碍了更多的奴隶从鲁国人被赎出来。这个人回来后没有去报帐，将来别人看见做奴隶的鲁国人，本想赎
3、他出来，又想，我赎了以后，如果去报帐，别人就要议论：以前某某人不报帐，你去报帐，你的品格不如他。这样，这个人就可能装作没看见，不去赎人了。所以，这个做法就妨碍了更多的鲁国奴隶被人家赎买出来，是有害的。 还有一个故事：一个人掉到水里去了，孔子的一个学生跳下水去，把人救起来了，家属感谢他，给他一头牛，他就收了。别人就议论了：下水救人还要钱？孔子知道了，表扬这个学生，说这个学生做得对，这会使更多的落水人被救。因为救了人之后，人家给钱，是可以收的，于是再有人落水，就有人愿意去救。所以要看客观的效果。,孔子的哲学思想,孔子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哲学家。虽然他自称“述而不作“，而实际上他在诸子百家争鸣之前夕
4、，开创性地建立了一个包括天道观、人道观、认识论、方法论等方面的哲学思想体系。按他所提出的主要哲学范畴的逻辑展开，其哲学思想体系可概括为：“命-礼-仁-知-中庸“。,在天道观方面，孔子较少讲天道问题。子贡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治长）因为孔子对殷商周以来的宗教天命论，处于既敬重又存疑的矛盾状态。关于“天“，论语所记确是不多，仅二十二见。孔子所谓“天“，有时指主宰一切的上天。他提出“畏天命“（季氏），“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有时又指广袤的自然。如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阳货）反映了春秋时期正处于关于“天“的观念的变动时期，即由“主宰之天“逐渐向“
5、自然之天“过渡。关于“命“，孔子是肯定的。他认为“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并自称“五十而知天命“（为政）。不过孔子所说的“命“，并不是指上天的绝对意志和命令，而是一种人力所无法挽回的历史必然性。孔子所谓“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宪问），即是指这种必然性。可是孔子又不认为人是无可作为的，相反他主张人“命“面前应持积极的态度。正由于此，别人视他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者“（宪问），他也自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述而）。有这样的天道观，使他对鬼神持怀疑态度，这是不奇怪的。他“不语怪、力、乱、神“（同上），还强调“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八佾），“未知
6、生，焉知死“（先进）。,在人道观上，孔子主张立礼复礼，纳仁入礼，仁礼结合。 “礼“在孔子思想体系中，是一个重要范畴。从修身来说，他认为首先要学礼，“不学礼，无以立“（季氏），并且要“约之以礼“（雍也），“克己复礼“（颜渊）。从治国来说，他主张“齐之以礼“（为政）。“为国以礼（先进）“。强调“礼“的重要性，并非是孔子的创造。前人早已论述过，如子产说过：“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强调要“复礼“，在春秋末也不是合乎潮流的新思想。孔子独创性的贡献在于纳仁入礼，仁礼结合。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又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
7、云乎哉？“（阳货）虽然“仁“的概念古已有之，但是孔子赋以新的涵义。他不仅以“爱人“来释仁，而且提出了为“仁之方“，即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其原则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孔子纳仁入礼，使“礼“不单是作为外在的强制性的东西起作用，而且有“仁“作为内在的理性自觉的力量来支撑。以“仁“为人的最高精神境界，不免使人有神秘之感。孔子又提出以知求仁。他把“知“作为求仁、达仁的必要条件。他说：“未知，焉得仁？“（公冶长）孔子论知，指认识人们之间的伦理关系，即是去认识“善“，但论述知识之获得，毕竟是跨入了求“真“的认识领域。,在认识论上，孔子尚未摒弃“生而知之“的先验论观点，
8、并且把“生知“列为认识能力的“上“等。可是他未予强调。在孔子认识中占重要位置的倒是他反复论述的“学而知之“。他称自己“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他强调“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阳货）在认识过程中，孔子注重多闻、多见、认为知识靠“多闻“、“多见“来获得。对闻见得来的知识，不可都信以为真，必须细加观察。他说：“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卫灵公）他提出“视“、“观“、“察“三步递进的观察次序：“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为政）孔子还进一点提出相当于理性认识阶段的“思“。他强调学、思结合。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同上）并提倡“
9、再思“（公冶长）、“三思“（荀子.法行）与“九思“（季氏）。他在闻道、得道、传道上的“一以贯之“的境界，就是靠学、思结合而达到的。孔子还主张在“思“的过程中，运用“反“的方法，即不断进行类比，并加以演绎推理，以取得“举一反三“之效。他说：“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在认识过程中，孔子不以“思“为止，认为在思的基础上，还应不断地“习“、“行“。他说：“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学而）他主张要“敏于行“（里仁），认为“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不过孔子所说之“习“、“行“，偏重于道德实践，即所谓“行义以达其道“（季氏）。关于判别认识是非的标准，孔子尚未用明确的方式表达出来。他所说
10、的评价一个人要“听其言而观其行“（公冶长），似乎是主张以言行的统一作为判断的标准。但他又提出“能近取譬“、推己及人的为“仁之方“，即认为每一个君子都具有理性，理性即能判断是非。后世儒者又进一步加以发展，提出以“仁“、“义“等道德原则作为判别是非的最高标准。,在方法论上，孔子吸收了西周、春秋时代的“中和“观念，把它发展成为“中庸“思想。“中庸“既是一种世界观，也是一种对待自然、社会、人生的基本方法。“中庸“作为方法论原则其基本内容包括： （1）“叩其两端“。孔子认为凡事皆有两端，故把握事物必须“叩其两端“（子罕）。孔子言“两端“即言事物之终始、上下、进止、损益、博约、辩讷、勇怯、张驰等。“ （2
11、）“执两用中“。中庸记孔子言曰：“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又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强调立身处事时时要合乎中道。但对貌似执“中“，实无原则的“乡原“，孔子是深恶痛绝的。 （3）“过犹不及“。孔子认为超过事物一定的界限未达到一定界限同样是错误的。孔子的中庸思想既含有承认事物对立面相互依存，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辩证法因素，又具有保持其限度以避免事物的转化的消极一面。,孔子经其终生倡导和历代儒家的发展，使中国儒家学说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作为中国人的指导思想逾两千余年。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德治主义，他执著地倡导德化社会与德化人生。德化社会的最高标准是“礼”，德化人生的最高价值是“仁”。孔子教导人们积极奉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放人”的忠恕之道”，以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和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孔子倡明“天人合一”之教，以善处人与自然的关系，他还阐述和弘扬了人不仅要“仁民”，也要“爱物”的道理。孔子坚决主张国家要实行“富之教之”的德政，使社会与文化得到发展。孔子认为文明的最高成就在于造就理想人格以创立理想社会，通过潜志躬行“内圣外王之道”，以达到“天下为公”、“大同世界”之境界。由于孔子的卓越贡献和思想影响深远，他被中国人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谢谢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