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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城市产业发展、就业需求与人口流动：中国与国际经验 摘要：本文通过比较分析中国与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发达国家的典型国际大城市在城市产业分布、就业与人口聚集方面的一般规律及特征，揭示相应经济发展阶段城市人口规模、产业分布与劳动力就业分布关系的特征。研究表明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经济结构即产业结构及其布局将会根据要素相对价格发生变化并不断调整，市场机制调节劳动力需求变化促进就业人口结构的不断优化，由此城市人口流动及规模相应发生变化，国际大城市人口总量规模及其增长也将随之变动直至趋于平稳。 关键词：大城市；产业分布；就业需求；人口规模 1 引言 在经济快速发展和城市化快速推进的中国，理解城市发展和规模扩张
2、的一般规律及其特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把握城市发展的阶段特征，就更加困难。好在自从发达经济体实现工业化以来，现代城市的发展历程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城市发展与人口规模也的确表现出一般的规律性。如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2008清晰地刻画出21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出现的人口聚集和城市化进程，城市的持续发展和不断扩张的动力，正是来自于伴随着人口规模膨胀而不断提升的经济效率1。但同时，人口的过度聚集会带来拥挤，也就是我们常常观察到的“大城市病”。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看，城市的拥挤也会带来企业经营成本的上升。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城市扩张的动力和制约城市的力量，相互制约、形成平衡，并决定了城市的合理人口规模。正如埃
3、尔莎科斯(E.Shaks)所认为的，城市规模的分布是与经济发展时期的变化相关联的2。因此，相应的经济发展阶段，城市的均衡发展是要形成产业结构分布及其就业需求与人口规模及特征相适应的格局。 本文通过分析揭示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发达国家的典型国际大都市纽约、东京、巴黎和伦敦等的人口规模产业分布与劳动力就业分布关系及特征以北京为例，比较中国与同等人口规模的发达国家的国际性大都市在产业分布劳动力就业分布及结构方面的差异，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产业布局与人口流动和规模变动提供有益的国际经验。 2 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典型国际大都市 通过对比北京与东京、巴黎、纽约及伦敦等发达国家典型的国际性大都市发展中人口、劳
4、动力流动等方面的数据发现这些城市呈现出以下一些显著的特征：首先，相对于所在的经济体，国际大都市城市人口总量规模巨大，人口密度高。从可获得的数据观察(表1)，与纽约等其它国际大都市相比，北京人口总量相对较高，其中，纽约、东京、巴黎常住人口总量已超过或接近1200万中心城市人口密度超过2万人/km2的城市有东京、巴黎、纽约和北京，并且纽约中心城区的人口密度高于北京。因此，从人口规模总量和人口密度上来看，北京与这4个国际大都市有相似的特征，具有可比性。 其次，国际大都市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普遍高于所在国家的平均水平，但就业率相对偏低。表1的结果显示，东京、巴黎、纽约和伦敦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平均达到了7
5、0%左右，高于所在国家比重，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就业率分别高于和低于全国。我们认为这样的情况主要是由于劳动力迁移所致，由于迁移劳动力集中到大城市，但并不必然立即能够获得工作机会，故而造成了劳动年龄人口较多但就业率相对低的情况。无论对劳动力的国内迁移还是国际迁移，国际大都市都是吸引劳动力流入的主要地区。例如，巴黎非法国籍迁移劳动力比重已达常住劳动年龄人口总量的12%。北京因为中国劳动力资源总量和人口红利的原因，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就业率都高于纽约、巴黎等国际大都市的平均水平。从统计数据观察，北京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与就业率保持一致，与国际经验存在差异，高于全国水平。 第三，国际大都市中，劳动力的平均受教
6、育程度和就业者的社会经济职业身份比重高于所在国家平均水平。例如，巴黎的就业总量中(2009)，有29%是管理者和高专业技能的就业者，而法国平均水平只有13%；中介服务的专业工作者也占到了25%，非体力劳动者占27.8%；体力劳动者占13.2%，而法国的平均水平为24%；其他就业身份占5.0%。 3 产业分布与劳动力需求特征：国际经验 第一，国际大都市的产业结构分布中，服务业对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占有绝对的比重，制造业等其它产业比重平均水平接近10%左右。从表2国际大都市发展的经验来观察，建筑业和制造业占城市GDP总的份额平均水平在10%左右。其中，建筑业占城市GDP总的份额在4%左右(如东京、巴
7、黎、伦敦，纽约为3.15%)；制造业占城市GDP总的份额中，东京和巴黎的比例稍高于纽约和伦敦，相比较，这与纽约和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功能定位有关。而服务业占城市GDP总的份额东京为84.9%、巴黎为87.2%、纽约为91.2%、伦敦为89.7%。相比较而言，北京服务业占城市GDP总的份额只有75.1%，与其它几个城市平均相差近15%左右。与此同时，北京的制造业的比重高出其它国际大都市十几个百分点，制造业比重明显偏高，从这个方面来看，北京的服务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从人均GDP来看，国际大都市人均GDP均明显高于所在经济体的平均水平，但东京、巴黎、纽约和伦敦的人均GDP水平与其全国平
8、均水平的差距远小于北京与全国人均GDP的差距，同时东京、巴黎、纽约和伦敦的人均GDP水平高出北京约56倍(表2)，这也是北京与国际大都市的显著差异所在。 第二，国际大都市各产业的就业结构与其产业分布结构基本保持一致。从表3的结果可以观察出，东京服务业就业比重占82.6%，巴黎服务业就业比重占85.0%，纽约服务业就业比重占91.2%，服务业就业对城市就业贡献的份额占据绝对比重，并且与其产业结构分布(表2的产值份额)保持一致。这表明服务业不仅是国际大都市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而且是国际大都市就业需求的主要来源和创造者。而相应的建筑业就业比重、制造业就业比重与其产业结构比重(产业份额)基本保持一致相
9、比较而言，北京制造业就业份额明显高于其它国际大都市，北京从业人员中制造业就业比重占17.3%，而服务业就业比重明显低于国际发展经验的平均水平。 第三，国际大都市的产业分布集中于生产率较高的行业。从表4东京、巴黎、纽约的发展经验来看，各产业生产率的表现与国际大都市产业分布结构及各产业的就业需求结构状况相一致。其中，东京的服务业生产率为206,673美元/人，比制造业生产率149,488美元/人高出38%，并高于东京城市整体生产率；巴黎的服务业生产率为116,279美元/人，比制造业生产率983,51美元/人高出18%，比建筑业生产率92,456美元/人高出26%，也高于巴黎城市整体生产率；纽约的
10、服务业生产率为129.501美元/人，高于制造业生产率127,524美元/人和纽约城市总体生产率。这表明生产率高低不仅体现在了国际大都市产业结构分布和就业需求，而且更是国际大都市功能定位和产业布局调整的主要依据之一。然而很明显，北京城市总体生产率水平跟其它4个国际大都市还有很大差距(表4)。 第四，国际大都市服务业内部高端服务业与低端服务业的产值与就业呈现反向关系，即高端服务业产值比重高，但相对就业少，而低端服务业的产值比重较低，但和更多的就业相联系。我们根据国际经验和有关研究，将服务于生产和商业的服务业定义为高端服务业，将主要服务于人的服务业定义为低端服务业。在服务业内部细分产业中，金融业、
11、Business-to-Business服务业(为生产、商贸服务的服务业)、信息产业以及专业与商业咨询服务业等高端服务业，其产业分布的产值比重与就业需求也呈现类似反向关系。 从表5国际大都市的经验数据可以看出，东京的高端服务业和低端服务业产值比重分别为60.2%和24.7%，而就业需求比重分别9.2%和73.6%；巴黎的高端服务业和低端服务业产值比重分别为48.0%和39.2%，而就业需求比重分别为35.0%和45.1%；纽约的高端服务业和低端服务业产值比重分别为52.7%和38.4%，而就业需求比重分别为23.6%和67.4%。另一方面，高端服务业的生产率远高于低端服务业生产率。其中，东京的
12、高端服务业生产率是低端服务业生产率的20倍，巴黎的高端服务业生产率比低端服务业的生产率高出56%，纽约的高端服务业生产率是低端服务业的3倍。这些表明这些国际大都市的产业结构更多地集中干生产率高的高端产业。 巴黎的服务业细分产业结构分布与就业需求结构也呈现上述类似的反向关系。纽约产业分布与就业需求，交通、零售贸易和仓储，教育健康和文化娱乐业，社会组织和公共管理等低端服务业的产业分布与就业需求同高端服务业相比较，则呈现刚好相反的关系。北京服务业细分产业中，金融业、信息产业、专业和商业服务业的产业分布与就业需求还没有呈现出明显的反向关系，及其高端服务业的发展与其它国际大城市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 4
13、经济发展阶段，产业分布与就业结构变动 随着人口转变新阶段的到来，中国经济迎来其发展的刘易斯转折点，即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逐渐消失，人口即通过对生产要素相对丰裕程度的影响，改变劳动和资本的相对要素价格和投入(蔡昉，2007)3。刘易斯转折点意味着劳动力需求增长速度，超过了现行工资水平下的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需要提高工资才能保持劳动力供给满足经济对劳动力的需求(Lewis，1972；Ranis and Fei，1961)4-5。因此，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导致产业结构及其布局将会根据要素相对价格发生变化。而这将会使城市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结构和规模随之发生怎样的变化?这点日本的发展历程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解
14、释。 根据有关研究，日本在1960年前后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Minami，1968)6。一个经济体跨域刘易斯转折点之后，劳动力成本上升，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出现较快的增长。从图1可以看出，日本在1960年跨越经济发展的刘易斯转折点之后，东京的工资上涨幅度很快，从19601965年间，东京地区的平均名义工资指数出现了明显的快速上涨。如果以1960年东京地区平均名义工资为基数(1960=100)，刘易斯转折点后的5年，1965年东京地区的平均名义工资指数相对于1960年已经上涨到157.6，名义工资上涨了50%以上。 如果我们从一个更长历史视角来观察日本在当年跨越刘易斯转折点后的发展阶段，东京这个大都
15、市各个产业的工资增长情况及趋势，就会发现，东京各产业的工资上涨是普遍性的(图2)，即不论在制造业还是服务业，均呈现出长期的工资上涨趋势。从图2可以观察出，日本跨越刘易斯转折点之后，东京的制造业、高端服务业、低端服务业的平均工资水平均呈现长期的增长趋势。 其中，(1)高端服务业的平均工资总体上增长幅度要远高于制造业和服务业；并且，在刚跨越刘易斯转折点后的19601970年间，高端服务业、制造业以及低端服务业的平均工资水平上涨幅度及水平基本保持相同的增长幅度。 (2)到1970年代以后，高端服务业的平均工资水平增长幅度明显高于制造业和低端服务业，并且差距呈现扩大趋势。而制造业和低端服务业的平均工资
16、增长幅度在19701980年间基本保持相同的增长幅度和水平。 (3)1980年之后，制造业的平均工资水平增长幅度超过了低端服务业，这是因为随着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相应的对制造业劳动力的人力资本要求也越来越高。而低端服务业由于是主要服务于消费者和居民生活为主的服务业，其从业劳动力相对于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要求的人力资本较低，因而低端服务业的平均工资增长幅度低于制造业的平均工资增长幅度。同样，高端服务业则是以知识、技术以及资本密集型为特征的服务业，是经济增长的创新驱动力所在，其平均工资增长幅度也因此是最高的。 一个经济体跨越了经济发展的刘易斯转折点之后，由于普通劳动者工资的上涨，要满足经济增长所需的劳动力供给就必须提高工资。工资上涨的结果就是劳动力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