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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孙占元：论清政府筹办海防http:/ 2004年09月17日 22:08 舰船知识网络版论文提要孙占元1874年的日本侵略中国台湾事件，引起了清政府的关注。清政府在对台湾的布防和与日本交涉退兵的过程中，逐步意识到加强海防的重要性，于是有以防备日本侵略为主题的海防之议，北洋海军的创办成为海防之议的产物。清政府随后采取了大治水师的方略，在北洋精练海军，北洋海军正式成军，但却从此又裹足不前，尤其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际，清政府力主议和并丢弃制海权，导致筹办海防的结果落空。论清政府筹办海防孙占元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起，中国有海无防的严峻形势开始受到一些有识之士的关注。林则徐的“时事艰如此，凭谁议海防”
2、的呐喊，痛陈了清政府长期闭关锁国、对海防一向漠视而导致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烘托出海防议的重要性和其艰难性。又经过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创痛巨深，尤其是1874年的日本侵略台湾事件，清政府才意识到加强海防的必要性。于是，在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展开了关于海防问题的大讨论，这就是海防之议。议海防的目的在于备战御敌，防备日本的侵略是中心议题，购置铁甲舰成为海防议的实质性内容，大治水师、建立海军衙门、在北洋精炼水师一支筹备战御海的议论与措施，把海防议和清廷备战活动逐步向前推进，并影响到甲午战局与甲午和战之争。一、从日本侵台谈起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古代的台湾无论是早期住民的社会生活，还是
3、祖国大陆与台湾的紧密联系，都已证明了中国的大陆与台湾岛却是作为中国的一个整体而存在的。三国时期吴王孙权派大军到达台湾，南宋乾道年间已派兵巡防澎湖，元在澎湖设巡检司，明代汉人大批迁居台湾，明末清初郑成功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清初康熙年间台湾郑氏归顺清朝等，均表明大陆与台湾的联系和台湾作为中国领土的一个部分，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尤其在近代中国，1874年的日本侵台事件，引起清政府的警觉，海防之议于是兴起，对由福建省管辖的“孤悬海外”的宝岛台湾的关注日益加强。1885年清政府设置台湾行省，台湾的近代化开始起步。1894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并于1895年胁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强迫清政府将
4、台湾岛、澎湖列岛及附属岛屿割让给日本。可见，从日本侵台之日起到日本攫取到中国的领土台湾，日本侵略中国的目的已十分清楚。同时，从清政府针对日本侵台事件而引发了海防之议，这是清政府正式筹办海防的开始。1.日本侵台事件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台湾便成为外国侵略者图谋侵占的重要目标。1847年和1849年，美国派遣舰只驶至台湾，勘察矿藏。1853年，美国海军统领皮雷率舰队窜到台湾，向美国政府建议占领台湾作为军事基地。1856年，美国驻华专使巴驾向其政府提出一项由美、英、法三国分别占领台湾、舟山群岛、朝鲜的计划。1867年，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率军舰到台湾南部的琅王乔挑衅，被击退。美国政府又命令其驻日海军将领
5、贝尔率军舰两艘侵台，美国陆战队180余人在琅王乔登陆，被高山族人民击退。美国侵台的目的未得逞，转面支持日本侵略台湾。1872年起，美国经驻日公使德龙和日本当局勾结，准备合作进攻台湾。又以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为日本出谋，策划侵台具体步骤。李仙得告诉日本人，台湾“番地”是中国政令所不及的化外之地，只需用2000人左右兵力即可占领，而且不必担心美国的干涉。他在此后给美国政府的一份秘密报告中称：“我一向认为西方国家对日本的真实政策，是鼓励日本采取一系列行动，使日本政府与中国政府、朝鲜政府彼此仇视。”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开始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积极向外扩张。有了美国的支持，日本更是有恃无恐。1
6、871年底，一向向中国政府朝贡的琉球国渔民到台南避风，被当地民众误杀数十人。1873年，日本借此事件同清政府交涉，总理衙门据理驳斥。同年，日本派桦山资纪带领一批留华学生前往台湾，秘密搜集情报，测绘地图，为发动侵略战争作准备。这批特务在台活动近一年，足迹遍及台湾各地。在秘密准备侵台的同时，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尖锐矛盾。日本政府为缓和国内矛盾，决定侵略台湾。1874年，日本设立“台湾都督府”，作为侵台机构。以西乡从道为“台湾事务都督”，大隈重信为“台湾番地事务局”长官，聘李仙得为该局二品官，侵台兵力共3600余人。此时，东京大阪富豪纷纷捐助所谓“伐蕃之举”。日本试图举兵侵台遭到了英、俄、西班牙等国
7、的强烈反对，美国也表示承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日本军队不顾国际舆论的压力和清政府的反对，于1874年4月悍然侵略中国台湾。4月30日，西乡从道率舰到达厦门，托词借地操练。5月10日，日军在台湾琅王乔登陆，攻下石门。6月进攻牡丹社，并以龟山为基地，建立“都督府”，修筑医院、营房、道路，并向各处番社分发日本国旗，准备久居。2.清政府布防台湾与台事专条的签订清政府于1874年5月11日照会日方，提出抗议。5月14日，任命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为督办台防大臣，福建布政使潘蔚为帮办，率军队船舰驶往台湾救援。6月中旬，沈葆桢到达台湾。他立即着手台湾防务，在府城与澎湖增建炮台，在安平厦门间安装置海底电线，增调淮军
8、精锐武毅铭字军十三营6500人入台，部署于凤山；陆上防务北路由台湾镇总兵负责，南路由台湾兵备道负责，海上防务由福州船政局制造的六艘船舰常驻澎湖，在台北、厦门、福州也各有战舰驻守。与此同时，沈葆桢还派人招抚各处番社。这一系列防备措施使清军士气大振。而此时的侵台日军因天气炎热，水土不服，疾病流行，士气低落。对于台湾的形势，沈葆桢上奏称：“倭备虽增，倭情渐怯，我但厚集兵力，无隙可乘，彼必贴耳而去。”李鸿章也认为：“日船非我新船之敌，中国兵将之众，断不畏彼三四千人”。当时日本“抵台南之船均非中国新船之敌”，不敢轻易开战。但日本却在外交上捞到了好处。由于日本此时得到美、英的支持，清政府对外迫屈服于外交压
9、力，对内迫于边疆危机及内政外交的重重困难，也只好于10月30日同日本签订了台事专条(即中日台湾事件专约)，清政府付给“日本国从前被害难民之家”白银10万两，修道建房等费用白银40万两。日军则同意于12月撤出台湾。经过这场斗争，日本侵台计划破产，台事专条表明整个台湾的主权都属于中国。日本侵台之后，清政府一是意识到台湾事关清朝的海防，改变了治台政策，开始采取若干防务改革措施。沈葆桢在日本侵台事件刚结束时上奏称：“此次之善后与往时不同，台地之所谓善后，即台地之所创始也。”他建议“仿江苏巡抚分驻苏州之例，移福建巡抚驻台”。1875年11月，清廷决定福建巡抚“冬春驻台湾，夏秋驻福州”。这个有关行政体制的
10、改变，对清政府治理台湾有着重要影响。二是清政府在应付日本侵台事件时，觉察到了海防空虚的严重性。督办台防大臣沈葆桢率先意识到日本拥有铁甲舰对中国海防所构成的威胁。1874年6月14日，他会同福州将军文煜等人上奏指出：日本“越境称兵，此其意有所图，尚何待问。中西人人发指，非虚言也。此时示以挞伐之威，并不得谓衅自我开。彼既利欲薰心，未必甘为理屈。而所以敢于鸱张者，则又窥中国器械之未精，兼恃美国暗中之资助。其已抵台南各船，均非中国新船之敌。而该国尚有铁甲船二号，虽非完璧，而以摧寻常轮船，则绰绰有余。彼有而我无之，水师气为之夺，则两号铁甲船，不容不购也。”这说明中方有打退日军侵略的意图，且沈葆桢已调派由
11、福州船政局制成的九艘轮船布防于台、澎一带，足以将日军从台湾逐出，但日本已购到铁甲舰的潜在军事实力，使沈葆桢在处理台湾事务时只能谨慎从事。当然，日军鉴于台湾防务有所加强，也未敢挑起战火，最后通过外交讹诈在北京谈判中捞取了50万两白银而退兵。值得注意的是，清朝统治集团并未因日本的退兵而感到万事大吉，反而是愈益认清了加强海防的重要性，这是非常可贵的。二、清政府筹议海防1874年11月5日，总理衙门大臣奕讠斤等人呈上切筹海防的奏折，提出了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条“紧要机宜”，请饬沿海、滨江督抚详细筹议，拉开了第一次海防议的序幕。1.海防议防日的主题与购置铁甲舰的动议这次关于海防问题大讨
12、论的中心内容是如何防日，即“揣度日本情势未能一日忘我，不能不豫为之备，于是有海防之议”。而议论的焦点则是怎样布置海防和应否订购铁甲舰问题。关于这一点，大学士文祥于11月26日在各省督抚复奏未到之前的条陈中有十分清晰的表述。他指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所奏切筹海防一折，系远谋持久，尚待从容定议；而目前所难缓者，惟防日本为尤亟。以时局论之，日本与闽浙一苇可航。倭人习惯食言，此番追兵，即无中变，不能保其必无后患”，“日本东洋一小国耳，新习西洋兵法，仅购铁甲船二只，竟敢籍端发难，而沈葆桢及沿海疆臣等佥以铁甲尚未购妥，不便与之决裂。是此次之迁就了事，实以制备未齐之故，若再因循泄沓，而不亟求整顿，一旦变生，
13、更形棘手。”他把防日与购铁甲舰摆到了重要位置，其见解可谓切中了海防之议的实质问题。接着，沿海、滨江各省督抚的复奏和陕甘总督左宗棠的复总理衙门函陆续汇集京师，就筹议海防提出了各自的见解。其中有重申海岸陆防者，有主张以重江防而固海口防守者，有强调通过兴办海军来加强海面防守者。后一种观点无疑代表了海防议的正确导向，持这种意见的人主要是几位洋务派人物。直隶总督李鸿章以变局观分析了中国已面临“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面对着“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认为“今日而欲整顿海防，舍变法与用人，别无下手之方”，指出中国海防的重点为“直隶之大沽、北塘、山海关一带，系京畿门户，最为紧要”，主张“今议防海，则必鉴前辙，揣敌
14、情，其防之法，大要分为两端：一为守定不动之法，如口内炮台壁垒格外坚固，须能抵御敌船大炮之弹，而炮台所用炮位，须能击破铁甲船，又必有守口巨炮铁船，设法阻挡水路，并藏伏水雷等器；一是挪移泛应之法，如兵船与陆军多而且精，随时游击，可以防敌兵沿海登岸，是外海水师铁甲船与守口大炮铁船皆断不可少之物”。他分析了闽、沪二局造船的情况，认为“以中国造船之银，倍于外洋购船之价，今急欲成军，须在外国定造为省便”，于是建议从英国订造兵船及铁甲船，并派中国学生工匠赴国外“学习造工，并讲求驾驶操练之法，俟成部后，配齐地位，随船回华，庶有实济。”李鸿章急于海军成军和从国外订购铁甲舰且派人出国学习主张是有一定道理的。沈葆桢
15、再度申明置办铁甲船的必要性，他说：“木轮船足以辅铁甲船，仍不足以御铁甲船，则铁甲船终不能不办也。”他所念念不忘的是中国海军必须装备世界上最先进的铁甲船。左宗棠也主张应重点设防，指出：“要处宜防宜严，非甚要处防之而不必严可也。”他还认为：“轮船之造，原以沿海防不胜防，得此则一日千里，有警即赴，不至失时，可以战为防”。他建议购进铁甲船后由闽局“华匠仿制”，“撤沪局而以所有经费畀之闽局，则仿造铁甲轮船不无小补。”他的以战为防和购置与仿造铁甲船的观点诚为难得之见。督抚们的奏议呈递后，经“廷议”认可了加强海防的重要性，于是总理衙门于1875年5月30日上奏提出了先就北洋创设水师一军，俟力渐充，就一化三，
16、择要分布”建议，可见海防之议的归结点就是建立海军问题，而北洋海军又处于优先发展的地位。同日，清廷发布上谕批准了总理衙门的上奏，任命李鸿章、沈葆桢分别督办北洋、南洋海防事宜，并称：“海防关系紧要，既为目前当务之急，又属国家久远之图，至铁甲船需费过巨，购买甚难，著李鸿章、沈葆桢酌度情形，如实利于用，即先购一两只，再行续办。”这样，中国的海防事务总算有了专人兼管，清廷采纳了造船与买船同步进行的发展海军方案，订购铁甲舰的吁请得到肯定。从此，在清政府“先就北洋创设本师一军”方针指导下，北洋海军进入初创阶段。因此，可以说北洋海军是海防之议的产物。然而，历史的惰性常常是令人震惊的。海防之议本来以防日起见，把购买铁甲船列为讨论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总理衙门在1875年总结海防之议的一份奏折中却认为“迄今并无必须购办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