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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苏东坡 中国古代，苏东坡这样的个体生命，可能绝无仅有。没人比他更丰富。他似乎穷尽了生命的可能性，穷尽了中国文化的可能性。他抵达了生存的广度与深度的极限。他生活在古代，却比现代人更现代。他生命中的核心要素，提纯了人类文化的“遗传基因”。 四川眉山是苏东坡的家乡，位于川西平原，在成都、峨眉山与乐山大佛之间。苏轼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俱属“唐宋八大家”。北宋蜀地有民谣：眉山生三苏，草木尽皆枯。三苏占尽人杰用尽地灵，眉山百年内草木不旺。这事儿见于宋人笔记，不知是真是假。 苏轼家境不错，早年幸福。母亲程氏有佳名，原系大家闺秀，知书识礼，她对苏轼的教导，史书多有提及。乳娘任采莲，几十年慈眉善目，以七十五岁
2、高龄谢世，苏轼为她撰写墓志铭。大文豪的巨笔，一生写过的墓志寥寥无几，王公贵族请不动的。母亲与乳娘，双双呵护苏轼的生长。及至成人，先后又有三个女人出现在苏轼的生活中，她们都姓王：王弗，王润之，王朝云。宋朝女人，我们终于能知道全名了，不像李白杜甫白居易的夫人。 母亲、乳娘、妻妾，环绕着苏东坡。有趣的，却是坡翁一生以豪放著称。女性的慈爱与温柔，给了他一颗异于常人的仁慈之心，但并未使他的性格有丝毫走样。他是男人气十足的。他悲天悯人有如杜甫，却比杜甫更快乐。他有很好的遗传：性格像父亲，而父亲又像祖父。祖父苏序，是眉山街上出了名儿的怪老头，酒量奇大，写过几千首永不流传的诗。他最大的爱好是打抱不平。丰年他积
3、谷屯粮，街坊以为他瞅着灾年要大捞一把。两年后果然闹饥荒，他在自家门前贴告示，围观的群众多达数百人。告示写得歪歪扭扭，而内容大快人心：屯积的粮食全部拿出来救济灾民。 过了三十余年，苏轼在杭州办“永安坊”，是为中国第一家公立私助的慈善医院，看病不收钱。祖孙二人行事，仿佛商量过。其时苏序已死去多年。其实苏轼祖上五代人，没有一个当官的。苏洵也不喜欢科举，他喜欢趁年轻到处走，“游荡不学。”二十七岁他忽然发愤读书，埋头苦干了，六年不抬头，也不写一个字他写的文章曾被人看不起，于是发誓，不读透经史决不再提笔为文。 此时苏轼两三岁，家里忽然有了许多书。宋代的眉山，是全国三大刻板印刷中心之一。十户人家，九户有藏书
4、。著名的孙氏书楼，藏书达数万卷。 而苏洵的远游，何尝不是很好的学习？古代信息闭塞，有志之士八方游走，几乎是一种“文化本能”。春秋战国四百年，策士、侠客、思想家，幽灵般地穿梭着，埋下中国人游荡的基因。苏洵游到成都，结识了益州太守张方平；游到京师，进入翰林学士欧阳修的超级沙龙。这个沙龙里有梅尧臣、曾巩、张先、司马光、王安石等，都是北宋政坛文坛响当当的人物。 苏洵的发愤和远游，为大儿子苏轼提供了两种财富：书籍的氛围，世界的广阔。一般小孩儿憧憬未来，持续三年或五年，这憧憬通常影响他的意志走向，预设他的未来。憧憬的过程中，会发生很多事儿，主观客观难以分辨。 苏东坡不可能是那种一天到晚枯坐书斋的男孩，他会
5、八方撒野，天上都是脚板印。苏轼在眉山一直待到二十岁，出去做官后又两度回来丁忧，加起来二十五、六年。“生活世界”留给他的印象太深了，这位终其一生对生活抱着不可思议的巨大热情的人，他为何坚决反对王安石搞急剧变法？理由是两点：风俗，道德。他深知风俗与道德来之不易。 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弱冠之年的苏轼进京应考，一考就拿了事实上的状元：主考官欧阳修，因猜测封闭试卷出自他的弟子曾巩之手，为避嫌，才把苏轼擢为第二。苏辙也考上了。两兄弟金榜题名，京师轰动。 苏轼很能考，目标明确像白居易。他被称为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其中也包括他非凡的科考本领。士大夫的生活道路，济苍生的政治理想，考不上一切免谈。年轻的
6、苏轼头脑清醒，认准了目标就心无旁骛，这大约是优秀人物的共同特征。文章的题目叫刑赏忠厚之至论，头一次阐述他的仁政理想，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他终身朝着这个方向奋斗。换句话说，他的政治理念，二十岁就趋于成熟了。另外，他惊人地大胆，试卷中杜撰圣君尧帝的典故，闹得考官梅尧臣查史料一头雾水。问他时，他竟然说：想当然耳！ 按考试规则，杜撰典故万万不可。何况是杜撰圣人。 胆大源于自信。这可不是一般的自信，信手一笔，可能自毁前程。来自全国各地的黑压压的考生们谁敢？这事正史野史都有记载，可信度不成问题。没办法，这就是天才。 三父子在汴京得意了，老家眉山却传来噩耗：程夫人因病去世。苏轼苏辙匆匆办理了在籍进士的手续，回
7、老家丁母忧。 丁忧结束，再赴汴京。这次是举家迁徙，几十口人在东门外的“王家渡”上船，直下嘉州渝州，出夔门向荆门，抵京师，沿途阅县三十六。 苏轼参加由宋仁宗亲自主持的“制科”殿试，又考了第一。这第一叫做“制科三等”，宋代开国一百年，考上三等的仅有苏轼、吴育。一二等皆虚设。苏轼在皇帝的御座前，写下五千字的文章，又直接面试，对答如流。老皇帝显然被这个英气逼人的年轻人给吸引住了，看文章，看书法，听他滔滔不绝，虽然他批评朝政的尖锐言词实在不好听。比如他指责后宫花销太大，而仁宗本人勤政不足。言下之意，此时的宋仁宗有点像晚年的唐玄宗。 仁宗当天回后宫，对曹皇后感慨说：朕为子孙后代得了两位清平宰相啊。 另一位
8、指苏辙。苏辙制科试入四等。 这两兄弟的风光可想而知了。他们的文章风格成了考试前有个小插曲：考生们报名很踊跃，主考官开玩笑说，苏氏兄弟在此，你们觉得有希望吗？于是考生散去大半。 十年一度的制科试，录取名额不超过五个。考生的典范，京城民谣说：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欧阳修甚至在他沙龙里对新老作家说：三十年后，无人道着老夫也。这位北宋文坛领袖的话，在时下文坛的语境中听上去像奇谈怪论，像藏着什么阴谋。 值得注意的，是王安石不喜欢苏轼的带有策士气息的文风。他公开对人讲：“如果我是考官，我就不取他。”王安石时任翰林学士知制诰，负责起草诏令。朝廷对苏辙的任命书他不肯写，事情便耽搁下来，无限延期。北宋
9、这个现象也是颇为奇特。 苏轼以京官大理评事的身份出任凤翔签判，任期三年，有签署公文和断案的权力。风翔在陕西，距京师一千二百里。嘉佑六年（1061年）的冬天他走马上任，老父与弟弟留在汴京。 苏轼初做官，碰上新太守陈希亮，陈原是眉山青神县人，王弗的同乡。此人与苏洵也属旧交，按常理，该照顾苏轼才是，可他对苏轼严格得不近情理。他个子小，眼睛有点斜视，训斥部属喉咙大，动不动就暴跳如雷。为官几十年，他对训练年轻人才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他的确性子倔，两年中从未向苏轼作过任何解释。后来，苏轼已经有了不少官场体验，慢慢回忆老太守，怅然写道：“轼官于凤翔，实从公二年。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形于颜
10、色” 苏轼对妻子王弗的怀念，也是这种情形：王弗走了整整十年，他才细细咀嚼妻子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王弗享年二十七岁。 王弗去世不久，苏洵病殁于京城，享年五十九岁。 短短几年间，苏轼的父母妻子相继西去，最疼他、也最理解的人从他身边消失了。死亡，对我们的伟人的照面方式竟然是这样！他才三十岁。体验亲人们的死亡也是上苍对苏轼的一种磨练吗？ 熙宁八年（1075年），任密州太守的苏轼写下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是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岗。 熙宁初年王安石变法，苏轼反对他。 王安石
11、字介甫，朝野尊称他为荆公。这是北宋的一个奇人，大苏轼十五岁。苏轼官于凤翔，他已经做到翰林学士兼地方长官。他基层经验丰富，一心想把基层的成功经验推广到全国去。北宋三百二十州，王安石熟悉的几个州，条件都不错，比如江宁，历来是江南富庶之地。而由于荆公本人廉洁自律，吏治也颇见成效。 王安石善于等机会，更善于制造机会。凡为政治家，这是必备的素质。宋仁宗屡次召他进京，他拒绝，有一次躲圣旨竟然躲进了厕所。他的目光很厉害，和李白有一比，虽然两个奇人的锐眼射向不同的领域。仁宗老皇帝，王安石对他了如指掌。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发起的著名的“庆历新政”，不到一年就收场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仁宗老了，不想对国家动大手术。仁
12、宗后的英宗，身体不好，意志力上不来，曹太后权同听政。英宗在位三年，王安石“按兵不动”。他辞官，越辞声望越大。治平四年（1064年），英宗从政治舞台上神秘地消失了。神宗继位，改元熙宁。这好学的年轻人身强体壮，意志力远胜于诸皇子，并且越过前朝，直追宋太祖的时代。 王安石要等待的，就是这样的皇帝。 所谓历史奇人，一定是目光长远，能看到几十年。如果他看清了看准了，整个国家几代人都会受惠于他。反之，则麻烦大了。荆公变法的是与非，这一千年来争论不休。 苏轼同样主张变革，他曾对宋仁宗说：“天下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苏轼说出了有良知的士大夫的普遍隐忧。 二十年前，范仲淹的“庆历新政”首先拿官吏开刀，喊出
13、响彻历史的口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忧什么？忧国运不能长久。可是大批官员忧他的官帽，忧他的待遇，谁动了他的帽子和钱袋，他要拚命的。 范仲淹失败了。时隔一代人，变革的声音又大起来。这一次，血气方刚的宋神宗碰上一代奇人王安石，两股大力相加，新法得以骤行天下。两三年间，七八个新法相继出台，一经出台立马实施，免役法，市易法，均输法，青苗法，保甲法，教育法、农田水利法涉及面之广，力度之大，几乎空前绝后。 王安石推行新法有如暴风骤雨，一个新法未见成效，另一个又来了。他不怕走极端的。也许汲取了当年范仲淹推新政不够狠、导致守旧势力反扑的教训，王安石的战略是先走极端，然后再来纠正。但问题的出现也
14、是设计者始料未及的。各法皆有不同类型的弊端。 后人评价熙宁诸法说：“法非不良，而吏非其人。”王安石凭借他几个州的基层经验，把新法推向三百州。可能他觉得，全国官吏的素质都像他和他的部下。 苏轼也有自己的基层体验，凤翔十个县，他曾跑遍每一个县衙，每一处村落。在老家眉山，他对维系生活世界的风俗与道德，作了大量细致的考察，进而得出结论：风俗，道德，对国家的长治久安至关重要。老百姓惶惶不可终日，国家又怎么能够长期富强？ 苏轼以民为本，王安石以国为本，二者矛盾了。 苏轼官小，王安石官大，但小官处处反对大官，弄得大官非常头疼。俗话说人微言轻，苏轼却是典型的官小声音大。有一天皇帝突然在便殿召见他，问以国策。他
15、一点不客气，当面批评神宗：“进人太锐，听言太广，求治太急！”神宗听了很不舒服，却好歹忍住了，温和地说：“卿三言，朕当熟思之。卿在阁馆，当为朕深思治乱。” 神宗是个奇怪的年轻人，一面独裁，一面又想倾听大臣们的意见。毕竟变法事关重大，他和唐宪宗一样要做中兴之主，重启国运。他有重用苏轼的念头，征求王安石的意见，王安石明确表态：不可。 王安石对苏氏兄弟都抱着戒心。他所执掌的变法领导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曾用苏辙为检详文字，负责起草一系列新法。苏辙却屡与他意见相左。终于没法合作，苏辙主动辞职。 苏轼、苏辙的政治主张高度一致。兄弟始终共命运，价值观的相同可能是首要因素。早年在眉山，他们共读圣贤书，讨论国
16、家大事。父亲苏洵也加入进来。叫做“南轩”的书房常常响起三苏父子激烈争论的声音。在德语中，“真理”一词含有争辩、争而后得的意思。 王安石要干大事，扭转历史的走向，必须清除绊脚石。然而绊脚石真是太多了，王安石手脚并用，又踢又搬的，如果不是绊脚石自己走掉，“拗相公”力气再大，估计也只能干瞪眼。司马光、范纯仁、富弼、范镇一群重臣相继离开朝廷，类似现代政治格局中的内阁集体辞职。神宗皇帝哭着挽留，但大臣们去意已决，纷纷乞外放，做地方官去了。司马光在洛阳一待十五年，埋头写他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他和王安石一样耐心等待时机，蓄积能量重新跃入活生生的历史进程。 在王安石眼里，苏轼是个古灵精怪的绊脚石，体积不大，却很沉很沉，搬它费力，踢它脚疼。这石头还善于在京师的地面上四处滚动，发出各种刺耳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