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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鸿章的甲午镜鉴教训与启示翁 飞摘要：甲午战争是李鸿章个人命运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他外交生涯的最重要对手即是日本，从签订修好条规、到处理日军侵台、琉球交涉、朝鲜壬午、甲申事变过程中，他真切感觉到日本必为中国最大祸患；通过两次海防大讨论，苦心孤诣创建北洋海军，大半为制驭日本；但由于主观上一心“保和局”，对日本侵略、吞并中国的野心认识不足，在战前对日外交中出现多次重大失误，令人扼腕沉思。在李鸿章的外交生涯中，日本无疑是他打交道最多、最重要的防范对象。中日甲午战争更是李鸿章个人命运盛极而衰的巨大转折点，使他从“一路扶摇”充满荣耀的巅峰、跌落到“世人皆曰杀”的底谷；他主导的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在这场
2、综合国力的大比拼中败下阵来，中日两国的近代化进程也由此走向了不同的命运。一、李鸿章对日本认识的深化及应对1871年9月13日签订的中日修好条规及通商章程：海关税则，是李鸿章自“天津教案”接替曾国藩担任直隶总督以来，代表清政府签订的第一个对外条约，也是他与日本政府打交道之始。此时，刚走上明治维新道路不久的日本，已经显示出对中国大陆的觊觎与野心，抓住中国发生“天津教案”、西方列强聚讼不休这一特殊时刻，提出修约要求，成为找上门来的不速之客。但其使团照会则冠冕堂皇地说是为了与近邻“通情好，结和亲”。李鸿章颇为动容，向总理衙门函告：“日本距苏、浙仅三日程，精通中华文字，其兵甲较东岛各国差强，正可联为外援
3、，勿使西人倚为外府。” 引自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藏：日本换约档，同治九年九月十四日总署收署三口通商大臣成林函。也就是希望通过签订中日修好条规，达到“联东洋以制西洋”的目的。然而事实很快打破了李鸿章的幻想。就在修好条规签订的1871年冬，发生了所谓“琉球船民事件”，有66名琉球船民因遭海上飓风漂流到台湾，被当地牡丹社土著杀死54人，其余12人获救，由清地方政府妥为遣回。台湾自古为中国领土和辖区，琉球历史上亦久为中国藩属，船民事件本来与日本毫无关系。但日方却居心叵测借端生事，不仅为此事大造舆论，更于次年强行将琉球划为其藩属国。1874年5月6日，日方更藉口“琉球船民事件”，派出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兵3
4、600余人强行在台湾琅峤登陆，6月3日，攻占牡丹社，以龟山为基地，建立“都督府”意图久占，开始了侵台第一步。李鸿章自1874年4月28日得知日本侵台警信，至1874年10月底中日北京专条签订，连续发十八份公牍致总理衙门 这十六份总标题为“致总署”的公函分别是：1、三月十三日论日本派兵赴台湾，2、三月二十五日论日本图攻台湾，3、三月二十六日论法界击毙华人并止美人助倭，4、四月初二日论布置台湾，5、四月初四日论日本图台湾，6、四月十七日条复三事7、四月十九日东使柳原抵沪，8、四月二十一日论台湾，9、五月十一日论台湾兵事，10、六月初九日论接待东使柳原，11、六月十一日述柳原辩难（附问答节略）12、
5、六月十四日论柳原入京，13、六月十九日论台防，14、七月十六日论台事归属，七月二十四日论东使大久保行止，15、七月二十四日美国副领事毕格德来谒（附面议节略），16、八月十九日与法国热使晤谈节略，17、八月二十日采集台事众议，18、九月十二日述美使商论倭事（附问答节略。均载于新编李集31册，信函三，23111页。；又有十二封信致其进士同年、福建船政大臣兼办理台湾事务钦差大臣沈葆桢 李鸿章致沈葆桢函分别为：同治十三年三月三十日、十八日、五月初一日、初二日、十三日、二十四日、六月初六日、十三日、二十日、七月初五日、十六日、九月二十日，均载于新编李集31册，信函三，30114页。；另外还有给各路疆臣将
6、帅之函件不下百余封。如此密集的关注和参与，说明此时的李鸿章，对日本迟早要为中国大患的观念已初步形成。这期间他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应对：一是积极支持沈葆桢的对日谈判，并极速抽调唐定奎部铭武军13营6500人驰援台湾驻扎凤山、与侵台日军形成对峙之势；二是7月24日在津直接与新任驻华公使、也是老对手的柳原前光会谈，当面驳斥日方“台湾生番地方不是中国属地”的谬论，坚持说：“在我台湾一岛，怎不是我地方？且生番所杀是琉球人，不是日本人，何须日本多事？”并坚持认为琉球也“是我属国”。 李鸿章：与日本公使柳原前光、郑永宁问答节略同治十三年六月十一日巳时；新编李集31册，信函三，6869页。三是通过其他西方列强进行
7、斡旋，尤其是规劝助日之当事国美国罢手。他曾致函总理衙门，建议会晤美国外交官，劝说美国遵从国际公法撤回充当侵台日军顾问的李让礼（即李仙得），同时严禁其商船不准应雇装载弁兵。 李鸿章：致总署 论日本图攻台湾同治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新编李集31册，信函三，27页。并建议由驻美副公使容闳直接前往华盛顿美国会递交抗议照会。在由日军侵台事件引起的第一次海防大讨论中，李鸿章递上了著名的筹议海防折，他指出：“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
8、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进而认为，要应付这样的变局和强敌，就必须整顿海防；“而欲整顿海防，舍变法与用人，别无下手之方。” 李鸿章：筹议海防折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新编李集第6册，奏议六，159160页。这番话振聋发聩，不仅开了重视近代海防之先声，而且还揭示了他所奉行的中体西用的洋务总纲。他还示意淮系同僚、老部下丁日昌再次递上著名的海防条议（后六条），透过日军侵台事件，详细分析日本将成为中国最危险的对手，因此有必要兴办北、东、南三洋海军，目前应优先建成北洋海军；而当时由于新疆尚有阿古柏等叛乱势力盘踞，左宗棠等
9、力主迅速收复新疆。于是清廷下旨，海塞防并重，海防则“分洋分任”，即将用于海防的每年400万两经费，分给南北洋大臣筹建海军；因而又引出南洋大臣沈葆桢以大局为重，“南款北让”，五年为期，先建成北洋一军；目的也即是针对日本唑唑逼人的侵略态势。日本侵华的大陆政策，分为南下和北进两路，南下即灭琉球、侵台湾；北进则是以朝鲜为跳板，进而侵入满蒙也就是我国东北，最后实现其吞并整个亚洲大陆的野心。1882年它趁朝鲜发生“壬午兵变”而命公使花房义质率军赴朝，企图控制大院君政权；当时李鸿章正在家乡为母守孝，署理直隶总督张树声与庆军统领吴长庆等紧急定议，吴长庆果断率军赴朝，平息兵变，擒回祸乱首领大院君李罡应，稳定了局
10、势。日方则一伎不成，又施一伎，军事侵逼不成，又采取威胁利诱手段，强迫朝鲜与之订立济物浦条约及修好条规续约，日本通过条约，可取得一大笔赔款，扩大了商务活动的范围，但最重要的是取得了在朝鲜驻兵的权利。壬午兵变发生之初，清政府即谕令李鸿章夺情销假视事。当李鸿章回抵任所时，朝鲜局面已经粗定。对于张树声布置采取的各项措施，如诱执大院君、平息朝鲜兵变，李鸿章均表肯定；但他很快意识到，朝日济物浦条约后患最大的乃是驻兵条款，特上奏提出：“俟日兵一年期满撤尽，庆军乃酌量抽撤，此即救倭约之驻兵也。” 李鸿章：议复张佩纶条陈六事折光绪八年十月初五日，新编李集第10册，奏议十，112页。但事态发展并未如李鸿章所愿，1
11、884年冬，朝鲜再次发生”甲申政变”，这是由亲日派开化党人金玉均等发动，政变的目的：一是废除对中国的朝贡关系，脱离中国而独立；二是改革朝鲜内政。但开化党在政变过程中采取的亲日态度以及与日本的合作，无疑是与虎谋皮，在根本上违背了朝鲜民族的利益，得不到朝鲜人民的支持，只维持了短暂的“三日天下”。当时总理清军驻朝防营营务处的袁世凯，在政变前夕就敏锐地捕捉到相关信息，向李鸿章报告：“朝鲜君臣为日人播弄，执迷不悟。每浸润于王，王亦深被其惑，欲离中国，更思他图。探其本源，由法人有事，料中国兵力难分，不惟不能加兵朝鲜，更不能启衅俄人，欲乘此时机，引强邻自卫，即可称雄自主，并驾齐驱，不受制中国，亦不俯首他邦。
12、此等意见，举国之有权势者，半皆如是。” 附 袁丞世凯来禀光绪十年九月二十五日到，新编李集第33册，信函五，418页。对此，李鸿章指示他与驻朝将领”不动声色，坚守镇静”。政变发生后，袁世凯联合驻朝庆军吴兆有部迅速出兵，保护朝鲜王宫，并驱除了闯入王宫的日军。事后，由日方全权大臣井上馨与朝鲜全权大臣金弘基于1885年1月9日在汉城签订了屈辱的朝日续增条约（即汉城条约）。明明是日本干涉朝鲜内政，策动叛乱，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率军队侵入王官，帮助政变分子挟持国王，杀戮大臣，最后却要朝鲜向日本谢罪，赔费惩凶，而朝方要求日方缉拿政变祸首却只字不提；日方还排斥中方宗主国特使吴大澂，不让其参与谈判，以至吴大澂只得
13、闯入谈判现场，索取纸笔写下抗议文字扬长而去。在甲申政变中，中国军队迅速出动平乱，粉碎了日本的阴谋，取得胜利。中、朝两方完全可以抓住竹添策动政变一事不放，追究日本的责任，挫败日本的野心，此时却听任汉城条约的签订，这固然与当时中法战争紧张进行、清政府害怕腹背受敌有关，其一贯对外妥协的路线，是造成这一恶果的重要原因，咎无可辞。日本同朝鲜缔结汉城条约，只解决了甲申政变造成的日朝关系紧张的问题。由于在甲申事变中日军队直接发生了冲突，中日关系更为紧张。如何处理同中国的关系，是日本朝野关注的焦点。为此，1885年2月24日，日本政府正式任命参议兼宫内卿伊藤博文为特派全权大使、以参议兼农商务卿陆军中将西乡从道
14、为辅佐，组成谈判使团来华，与中方全权大臣李鸿章经过六次艰难的谈判，最后于4月18日，签订中日天津会议专条。其中，4月10日在直隶总督衙门举行第四次会谈，至为关键。伊藤在前几次谈判中，始终纠缠于议处军官、偿恤难民两大问题；此次忽然绕开前议，同意首先讨论双方从朝鲜撤兵问题，表面上虽为日方所提出，其实撤兵问题亦是李鸿章最为关注的，一者庆军远驻异域已近三年，劳师靡饷，势难持久；二者中日双方同驻一地，随时可能“擦枪走火”。第一次会谈刚结束时，李鸿章即向总署表示：“撤兵一节彼所注意，但须两国同撤，尚无难妥酌办理。” 李鸿章：致总署 述倭使议办各节光绪十一年二月十九日，新编李集第33册，信函五，462页。
15、此次会谈进行得似乎比较顺利，双方都同意撤回，只就一些细节问题有所争议。但李鸿章恰恰忽视了，中日两国谈判共同撤兵问题，牵涉到朝鲜的地位、以及中朝、朝日关系的历史与未来的根本问题，难度极大，本不可掉以轻心。但李鸿章被伊藤表面上的让步迷惑住了，在会谈结束时，竟然信口开河说：“我有一大议论预为言明。我知贵国现无侵占朝鲜之意，嗣后若日本有此事，中国必派兵争战；若中国有侵占朝鲜之事，日本亦可派兵争战，若他国有侵占朝鲜之事，中日两国皆当派兵救护。缘朝鲜关系我两国紧要藩篱，不得不加顾虑，目前无事姑议撤兵可耳。” 同上。朝鲜明明是中国的藩属国，中国有保护属国的责任，面对屡屡称之为“永为中土之患”的日本，李鸿章不去强调中国的宗主权，却声称日本“亦可派兵救护”，这无异于表明中日两国对朝鲜有同等的权利与义务，是日本多年来一直谋求而不可得的，正中伊藤下怀，所以他连忙接口说：“中堂所论光明正大，极有远见，与我意见相同，当谨识勿忘。” 附 与日使伊藤问答节略光绪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申刻，新编李集第33册，信函五，473页。 这应该说是李鸿章所犯的最糟糕的一次外交错误。在最终签订的天津会议专条三条中，第三条：“将来朝鲜国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 附 议定专条条款光绪十一年三月初一日，新编李集第33册，信函五，481482页。为九年以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