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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老大哥，移过去一点1 对路易十四而言，即使在卧室里生活没有隐私都不是问题。事实上，这是这位法国君主向那些甚至是最为显赫的贵族展示自己绝对君权的一种方式。每天早晨，这些权贵们聚集在一起观摩太阳王起床、祈祷、上厕所、挑假发等活动。2 过去这种生活没有隐私的生活会成为我们的未来吗? 许多未来学家、科幻小说作家和隐私权倡导者都确信会这样。他们一直提醒人们“老大哥”在监视着我们。闭路电视摄像头常常跟踪你的行动；你的手机会泄露你所在的位置；你的过境证和信用卡会留下数码痕迹。现在公民有可能正受到监视。3 但是，在过去的几年中，某种奇怪的事情发生了。由于手机、数码相机和互联网的普及，监视技术被更为广泛地利用。
2、保安专家布鲁斯施奈尔认为，监视技术的微型化、数字存储设备价格的下降以及能够处理大量信息的更为尖端的系统的出现等因素的结合，意味着“监视能力曾经只由政府掌握，现在或在不久的将来，会掌握在每个人手中。”4 数字技术产品，如可拍照手机及互联网，与模拟技术同类产品大不相同。数字图像与传统照片不同，能被迅速、便捷地复制并传遍全球。另外一个重大不同是数码设备的使用更为广泛。大多数人都随身携带着可拍照手机。5 数码照相机的快速和普及使它们能做到使用胶卷的照相机做不到的事情。比如，10月份，田纳西州纳什维尔一宗抢劫案的受害者用可拍照手机拍下了劫匪的照片和他逃走时使用的交通工具。警方看了这些照片后，在广播里描述
3、了这名劫匪和他的卡车，10分钟后，此人便被抓获。6 然而，监视行为的大众化有利有弊。可拍照手机导致了窥淫癖现象，从而导致了维护个人形象权的新法规的出台。9月份，美国国会通过了“防止录像窥淫法”，该法案禁止在未经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对其裸露身体的各个部位或内衣拍照。该法案的出台是由于可拍照手机的普及以及在卧室、公共浴室、卫生间和更衣室出现隐蔽摄像头事件的增加。同样，德国议会也通过了一项议案，禁止未经授权在建筑物内拍照。沙特阿拉伯完全禁止进口和销售可拍照手机，因为宗教权威认为可拍照手机“传播淫秽思想”而对其加以谴责。韩国政府也命令制造商设计新型手机，拍照时能够发出“哔哔”声。7 人们还担心数码相机和可
4、拍照手机用于工业间谍活动。应公司客户需求，美国移动电话经营商斯伯林特公司推出一款没有拍照功能的热销手机。许多客户公司都已禁止把照相机带到工作场所。一些公司包括最先推出可拍照手机的韩国三星公司要求来访者和员工把可拍照手机留在研究和生产制造设施外。8 廉价的监视技术方便了其他犯罪活动。比如，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一家加油站的两名雇员在读卡机上方的天花板内安装了一个隐蔽的摄像头，记录了数千人的个人身份证号码。这两人还安装了一个仪器，当用户刷信用卡时，该仪器可以“扫描”他们账户的详细信息。时至被捕时，两人已收集了6000多人的账户信息，伪造了1000张银行卡。9 但是，监视技术的广泛使用也有其益处。
5、特别是它能提高透明度、加强责任感。比如，越来越多的摄像机被安装在学校里。像ParentWatch. com和KinderCam. com这样的网络服务商与美国上百家托儿所的摄像机联网，这样家长就可以看到他们的孩子（以及那些照看他们孩子的人）在做什么。学校也把网络摄像头设在教室里。像google这样的科技公司把网络摄像头设在员工餐厅内, 如果员工们看见打饭的队伍排得很长，就可以晚点去用餐。10 多伦多大学教授史蒂夫曼把公民监视的普及称为“平视”，因为多数摄像机不再是俯瞰，而是来自眼睛的视角高度。现在，摄像机不再被高置于楼顶并附在屋内天花板上，而是被普通人随身携带。最广为人知的例子就是罗德尼金遭警
6、察殴打的录像以及令人震惊的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照片。11 可拍照手机可能对新闻媒体产生深刻的影响。可拍照手机使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新闻摄影师。旧媒体正开始欢迎这种趋势，这并不奇怪。最近，圣地亚哥联合论坛报创办了一个网站，专门征集读者用可拍照手机拍摄的新闻照片。英国广播公司也鼓励访问其网站的用户上传自拍的新闻事件图片。12 未来学会的保罗塞福认为，公司和政府将不得假设照相机或麦克风有可能无时无刻无所不在。如果工厂的危险环境或化工厂的污染情况不仅仅是被描述一下，而且还能通过图片和录像展示出来，那么厂方就很难抵赖了。比如，动物权利保护者创办了网上多媒体档案库，人们可以在此存储并查看拍摄自养鸡场、屠
7、宰场和皮毛加工厂的生动图像。用金枪鱼网捕捉海豚的录像等材料会使消费者义愤填庸。13 去年，一位德国议员在拍摄一份机密文件时被逮个正着。这份文件只在一次医疗保健改革的背景会议上分发了几份（而后又被收回）。据说，一些柏林政客让记者在一次重要会议前给他们打电话，然后不挂断电话，实际上把他们的电话变成了窃听器，让记者偷听其他议员的讲话。14 1996年11月，塞内加尔内政部长没有注意到一个站在旁边的人拿着接通的手机，当承认地方选举有舞弊行为时被曝光。选举宣告无效。2000年，在该国总统选举中，电台派记者到每个计票站，并给他们配备了手机。每个选区的结果宣布后，记者就向电台打电话报告结果，然后电台马上播报
8、。这就减少了选举作弊的机会，使得权力交接顺利进行，落选的总统很快承认失败。15 监视技术广泛使用的社会效应仍不明朗。透明社会一书的作者戴维布雷恩提出，这将导致自我约束：毕竟，偷窥者不是很受欢迎。在饭店里，一般来说，被发现正盯着别人看比让人看到自己胡子上沾着面包屑更尴尬。他指出，美国有句格言说，“一个武装的社会是有礼貌的社会”，依此类推，“一个用照相机武装的社会可能会变得更有礼貌”。布雷恩先生说，换句话说，摄像机及其他监视技术的无处不在可能最终使人更加循规蹈矩，因为他们会压抑个性以免他人过多地注意自己。16 正如隐私权倡导者一直警告的那样，受人监视的社会即将到来，但并不是以他们想像的那种形态出现
9、。注视着每个人的不仅仅只有“老大哥”还有越来越多的小兄弟。古代文物与当代政治迈克尔基莫尔曼1柏林新博物馆最近重新开放了，这里成千上万的人排着长队，想看一眼奈费尔提蒂王后的半身雕像，文化战争的又一场冲突随即爆发了。2埃及首席考古学家扎西哈瓦斯曾经宣布，埃及要求德国立即归还奈费尔提蒂雕像，除非德国能够证明，有着3500年历史的、阿克那顿国王的王后的这尊雕像，不是一个世纪以前从埃及非法偷运出境的。3哈瓦斯先生对Spiegel在线说，“我们并非追珍索宝之徒，如果有确定的证据，证明这尊雕像不是偷运出境的，那就不存在任何问题。”4之后他又说，他确信这件艺术品是被偷运出境的。5事实上，全球化不但没有缩小国家
10、之间的文化差异，反而加剧了这种差异。民族主义势力热中于让文化为己所用，因为文化具有象征意义，有着巨大的潜在经济利益，而且文化使动辄引起纷争的身份政治有了合法的说法。6哈瓦斯先生最近还在法国放了一炮，他要求卢浮宫将五幅湿壁画残片归还给埃及。2000年和2003年，卢浮宫从一家美术馆和一次拍卖会上买到了这些残片。这些残片是从卢克索附近的一个有着3200年历史的古墓中发掘出来的，之后一直藏于卢克索博物馆。埃及此前提出过这种要求，但是这一次，埃及中止了卢浮宫在开罗附近的撒卡拉的长期发掘，并且声称将中止与卢浮宫在其会展中的合作。7法国很明白其中的意思，承诺立即将这些残片归还给埃及。8巴黎、柏林和开罗不会
11、没有注意到，哈瓦斯先生提出的归还奈费尔提蒂雕像以及中止卢浮宫的发掘活动的要求，正是在埃及文化部长法鲁克赫斯尼竞选联合国的文化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一职遭到惨痛失败之后提出的。这一职位在上个月下旬给了保加利亚的一位外交官。赫斯尼先生本可以成为获得这一职位的首个阿拉伯人，埃及总统赫斯尼穆巴拉克以自己极大的威信打了保票，说部长将得到这一职位。9但是一些犹太组织以及知名的法国和德国知识界人士（尽管不是以色列政府）发起了反对赫斯尼先生竞选的活动。去年，在埃及议会开会期间，有人就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藏有犹太书籍一事问及赫斯尼先生，他说，“让我们一起烧掉这些书吧。假如真有犹太书籍的话，我会当着你的面亲自把
12、它们烧掉。”这件事使得艾里韦塞尔、克劳德兰兹曼和伯纳尔-亨利列维在世界报上发表文章，呼吁阻止赫斯尼先生竞选，文章还引用赫斯尼先生2001年说过的话，他说以色列文化是建立在偷窃基础上的“野蛮文化。”10此后，赫斯尼先生向这家法国报纸表示，他对自己的那些话表示遗憾，还说“种族主义，否定别人，以及伤害犹太文化或者任何其他文化的念头，是我最不能容忍的。”11后来赫斯尼先生竞选失败，就将自己的失败归咎于犹太人的阴谋。12他对埃及一家周刊说，“这个阴谋之大，超出了你的想象。”13事实上，最终导致赫斯尼先生竞选失败的原因，除了他与埃及陈旧的、腐化的专制政权之间的密切关系之外，可能还有一个原因。1985年，在
13、阿基尔洛罗号邮轮上发生了一场恐怖袭击，当时他是埃及的外交官，有人怀疑他为袭击者提供了保护。在这次恐怖袭击中，一位犹太裔美国游客在轮椅中遭到枪杀后被推到海里。14不管怎样，就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竞选结果之后的几天，哈瓦斯先生就对法国和德国采取了行动。有人问及他的时机选择问题，他强调这两件事情之间根本没有联系，声称他两个月以前就已经向法国人提出了归还要求。但是那是在赫斯尼先生的竞选即将失败的时候。哈瓦斯先生还说，去年八月他突然宣布修复埃及境内的一个犹太教堂的决定与赫斯尼先生的竞选一事没有关联。这就不足为奇了。回想当时，很显然此举是为了平息日益高涨的犹太人对埃及部长的反对情绪。15多少年来，每当政
14、治时机成熟的时候，埃及就不时地提出归还奈费尔提蒂雕像的要求。德国人指出，路德维希博夏特于1912年在泰尔埃尔阿马尔那发现了这尊雕像，在埃及的官方许可下才把它带到柏林。就在几天前，伊拉克重申了要求德国归还巴比伦古城伊什塔尔城门的请求，这座城门是在一战之前发掘出来运到柏林的。16就伊拉克而言，政府似乎是在下赌注，认为德国对目前战争的矛盾立场也许有助于影响国内公众对于归还伊什塔尔城门的态度。这和2002年萨达姆侯赛因政权的做法是一样的。当时的政权大打遣返牌，将其视为一种策略，与联合国就允许武器检查人员入境检查问题进行谈判。17对于埃及公众来说，赫斯尼先生的失败是对政府领导不力的又一责难。一位隶属穆斯
15、林兄弟会的议员马辛拉迪在阿尔-达斯托日报上发表文章说，“政府成员的策略是永远保住自己的位置，这样的政权将不断遭到挫折、失败和倒退。”18埃及剩下的、唯一可能有效的武器或许就是文物了。文物牵引着公众的情感和民族的自豪感。艺术界喜欢反思文物辗转流落的兴衰得失，以及几个世纪以来由于帝国主义掠夺而造成的不公正现象，而隐藏在埃及文物归还要求背后的真正问题，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是民族主义。19当然，法律就是法律，趁火打劫是不能容忍的，尽管几十年、几个世纪已经过去了，法律发生了变化，人口迁移了，帝国兴亡更替，合法与否的争论可能说不清楚了。但是更大的事实在于，一切有关遗产归宿的争论是否站得住脚，最终都取决于国际关系这个没什么道德可讲的领域，就是说，像埃及和伊拉克这样的现代政府，通过要求归还其目前境内古文化遗址发掘出土的艺术品的做法，使西方对殖民主义产生愧疚感，藉此或许可以赢得世人的同情。与此同时，俄罗斯在二战结束时从德国偷窃了难以数计的珍宝，现在国际上却没人大声疾呼，要求物归原主。也没有人要求瑞典交出其在350年前与丹麦的战争中掠夺的战利品。这其中关涉的是情感因素，而不是无懈可击的逻辑和一贯的政策问题。20风云变幻的现实政治，正义涵义的不断更迁，决定了这一切。这样说并非挖苦人。大量合理的证据，包括法律方面的、道德方面的、知识方面的、经济方面的和艺术方面的，都足以证明应该将埃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