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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近现代政治文明转型的 工具理性思维 兼谈价值理性思维对发展中国家政治文明的重要性 郭小聪文明超 一导言：概念的梳理与问题的提出 在探讨问题之前，先对题目中一些重要的概念进行梳理是很有必要的。 首先，关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西方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在其著 作经济与社会中，把人类的理性形式区分为两种：工具理性( 目的合理 性) 与价值理性。工具理性指的是：“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 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 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换句通俗的话讲，工具理性就是：“用理 性的办法来看什么工具最有效，以便达到我们( 无论是否合理) 的目的。”
2、从 这里看，工具理性( 目的合理性) 注重如何运用手段达到目的，至于目的本身 的价值及所使用手段本身固有的价值倾向，则不予重视。换言之，工具理性主 义者往往是这样的人：在目的上，他更关注目的实现的结果及过程的可操作性， 而不是目的的终极价值；而在手段上，他关注的是手段的功效及其现实可行性， 而不是手段本身带有的价值倾向及意义。与工具理性相对的是价值合理性，它 作者简介：郭小聪，中山大学政务学院、行政管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文明超中 山大学政务学院行政管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德 马克思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 9 9 8 ，第5 6 页。 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
3、联书店，1 9 9 6 ，第6 3 页。 中国近现代政治文明转型的工具理性思维羽3 4 5 涉及的是人们对某些事物或行为所赋予的价值含义，以及人们对某些价值观念的 追求。 其次，关于政治文明。在西方传统政治学中，“政治文明”并不是一个广泛 使用的概念，而在中国则使用较多。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与修订后的中国共产 党章程中都使用了“政治文明”这个词语。而在此之前，我国许多学者早就 对这个概念进行过讨论。其中有一些学者把“政治文明”视为与物质文明、精 神文明并列的，人类文明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这样就赋予了“政治文明”非 常广泛的内涵。“所谓政治文明，简单地说，就是指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状 态。从静态的
4、角度看，它是人类社会政治进程中取得的全部成果；从动态的角度 看，它是人类社会政治进化发展的具体过程。政治文明包括政治意识文明、政治 制度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三个组成部分，是由这三个部分构成的有机整体。” 本文基本上同意并采用这个定义。 再次，关于中国政治文明的转型及其过程中的工具理性思维。本文所论述的 中国政治文明的转型主要指的是从与传统君主专制相适应的政治文明向现代自由 民主的政治文明转化。其中包括政治制度的变迁与人们的政治意识、观念、行为 的改变。从时间上看，中国政治文明的转型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本文的论述 主要涉及近现代，也就是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时问。在中国近 现代政治文
5、明转型过程中，西方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的学说在中国的传播起着 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从某个角度看，中国近现代政治文明的转型，实际上就 是学习西方政治制度、文化并把它们本土化的过程。但是，正如一些学者看到 的那样，在这个学习西方政治制度、思想学说的过程中，人们往往带有一种工 具理性思维倾向。他们都是把西方政治制度与政治学说当成救国图存的工具。 这种工具理性思维对中国近现代政治文明的转型甚至之后的政治发展都有着重要 的影响。 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是关于工具理性思维在中国政治文明转型过程中的地 位、表现，及其历史原因与作用，并结合党的十六大报告，探讨新的历史条件下 价值合理性思维对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6、的作用。 虞崇胜：政治文明概念辨析，理论前沿2 0 0 2 年第4 期。 刘世军：近代中国政治文明转型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 0 0 0 ，第l O 页。 8 4 6 囝 政治改革与政府转型 工具理性思维在中国近现代政治文明 转型中的地位和表现 从中国近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历史来看，“体制与思潮互动是近代中国政治 文明转型的基本图式”。移植西方政治制度与传播西方政治思想学说，是近现 代中国政治文明转型的主要方式。然而，人们在学习西方政治制度与政治思想学 说上都体现出一种明显的工具理性倾向。因此，中国近现代政治文明转型中的工 具理性也就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表现在移植西方的政治制度以
7、改变中国落后现状的“制度决 定论”。这方面的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有两个：一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 “戊戌变法”，一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在他们看来，中国在近现代 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最重要原因在于政治制度的不合理。因此，他们认为，要 改变中国的落后现状就必须从政治制度上进行改良或革命。 这种看法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也得到某些国外学者的肯定。“1 9 世 纪中国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政治结构的固有脆弱性及后来其所遭到 的腐蚀。中国政治体制不仅仅因其本身的性质日益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发生的变化 不协调，无法应付与外部政治挑战俱来的冲击力所强加给它的问题，更重要的 是，1 9 世
8、纪末2 0 世纪初的可悲记录表明，旧的政治秩序受到了严重的内伤。” 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无论是“戊戌变法”还是“辛亥革命”都是企图借用西 方政治制度来建立新的政治秩序。但是，他们这种政治思维明显带有工具理性倾 向。他们仅仅把西方政治制度视为一种有效的工具与手段，从而可以单独从西方 政治文化土壤中抽取出来使用。“我们可以把这种仅仅根据一种外来制度的效 能来决定仿效这种制度，以求实现该制度的效能的思想倾向和观念，称之为 制度决定论。”这种急功近利的“制度决定论”，无法考虑培育人们与移植 来的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政治文化和价值观。 刘世军：近代中国政治文明转型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 0 0 0 ，第l
9、l 页。 【美) 吉尔伯特罗兹曼等：中国的现代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1 9 9 S 第2 7 2 页。 萧功秦：危机中的变革上海三联出版社，1 9 9 9 ，第1 5 6 页。 中国近现代政治文明转型的工具理性思维习3 4 7 西方传统政治学中强调的个人自由与个人权利的观念，是与西方立宪代议制 相适应的政治文化基础。无疑，这种强调个人自由与权利的自由、民主政治价值 观，是中国传统政治文明中所缺少的。因此，当他们把西方的立宪代议制剥掉 原有的政治价值观基础并应用到中国的时候，他们忽视了一个必然碰到的问题： 如何使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从西方移植过来的立宪代议制和
10、谐共处? “如果政治 角色和结构与体系的中心政治价值之间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政治文化和政治结 构就会是和谐的。个人可以十分喜悦地利用可以得到的政治机会，并以最少的痛 苦和忧愁接受各种要求。”但是，中国传统文化赋予统治者“主子”与被统治 者“奴才”的政治角色，与民主、自由的政治价值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所以， “戊戌变法”得不到深受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影响的保守派的欢迎，也几乎没受到 习惯了这种文化的民众的支持。相对而言，“辛亥革命”要成功得多，它通过激 烈的革命方式摧毁了传统的君主专制及其相应的政治文明，并使它所倡导的自由 民主政治价值观开始渐渐得到人们的重视。“一场革命最有意义的成就便是政治 价值观
11、和政治态度方面的迅速变化。”然而，袁世凯、张勋复辟帝制的闹剧使 我们不得不承认，“辛亥革命”后建立起来的立宪共和制，仍然缺乏自由、民主 的政治价值观基础。 中国近现代政治文明转型中的工具理性思维的第二个方面，表现为引进西方 政治思想、学说，充当改造中国民众国民性、改造社会的思想工具。 在经过一系列的变革与革命失败之后，人们似乎开始发觉政治文化在中国政 治文明转型中的重要性。人们开始在思想文化层面对中国传统政治文明进行深刻 的反思，并且开始大量介绍与传播西方政治学说。然而，他们介绍、宣传西方政 治学说的最重要原因，并不在于他们信仰这些学说，而是他们相信这些政治学说 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换句话讲，
12、他们把这些政治思想、学说视为一种手段、工 具。他们接受这些思想、学说的首要原因是它们的实际功效。这种工具理性思维 在“五四”运动中的知识分子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其中，李大钊是个典型的 参见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 9 9 6 ，第2 8 5 2 8 9 页。 美 格林斯坦、波尔斯比：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卷，储复耘译，商务印书馆，1 9 9 6 ，第 1 6 7 页。 美 塞缪尔P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三联书店1 9 9 6 第2 8 3 页。 3 4 8 政治改革与政府转型 例子。他的这种工具理性思维在他与胡适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中体现得淋漓 尽致。在他答复胡适
13、责难他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一公开信 中，明白表达了他把社会主义、马列主义作为工具来改造中国社会现实的想法： 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它会因时 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产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在别的资本主义盛行的国 家，他们可以用社会主义作工具去打倒资产阶级。在我们这不事生产的官僚强 盗横行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用它作工具，去驱除这班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 对此，美籍华人学者林毓生先生作了分析： 李氏接受马列主义的理由并不在于它的真理性，而是基于它能够提供工 具性效果的考虑。然而，关键则是主义的工具性是由它的高扬的理想主义 ( 或鸟托邦主义) 来提供的。换句话说。李氏
14、对于马列主义是否在知识上提 出了有关人性、历史、政治、经济、社会的真知灼见，兴趣不大。马列主义 之所以能使他很快信服，是因为它的乌托邦主义的政治效用。李氏认为提倡 这样乌托邦主义及其实现的方式，能够导致大多数中国人参与具有共同目标 的政治运动。至于把作为目的的乌托邦主义变为形成政治运动的手段这 一转折所呈现的理论上与实际上的诸多问题，李氏不是没有清楚地意识 到，便是并不受它们的干扰。 当然，作者所进行的只是文本上的分析，而且也有所偏颇，我们不能因此而 怀疑李大钊对马列主义的信仰。后来他为了共产主义事业而献出自己的生命也可 以证明这一点。但是，单从文本来看，其中蕴涵的工具理性思维是非常明显的。而
15、 在当时，这样的工具理性思维倾向并不只李大钊一个人有，而是在知识分子中存在 的一种普遍现象。因为“无论是个人自由( 个人主义) ，还是个性解放 ( 反集体抗争) ，也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后来的社会主义，他们一开始在舶来 林毓生：热烈与冷静，上海文艺出版社，1 9 9 8 第1 5 6 1 5 7 页。 林毓生：热烈与冷静，上海文艺出版社，1 9 9 8 第1 5 7 页。 中国近现代政治文明转型的工具理性思维 3 4 9 时就都有极为强烈的手段意义。在启蒙思想家看来，西方的这些新玩意不只是 一种新观念，更重要的是一种反抗旧社会，建立新社会的全面改造之手段。9 Y 三中国近现代政治文明转型偏重
16、工具理性思维的原因分析 要对中国近现代政治文明转型中工具理性思维产生的原因进行明确而简单的 归纳，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涉及对当时那段历史中人们面对中国政治经济情况 而产生的政治心理和社会心理的判断。 首先，这种工具理性思维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与人们对近现代中国政治秩 序、心理秩序受到严重破坏而产生的危机感有着内在联系。鸦片战争以及一系列 对外国作战的失败无疑是对中国政治秩序与人们的心理秩序的沉重打击。割地赔 款的结果严重削弱了传统政治文明的合法性，人们似乎感觉到了一种国破家亡的 危机感，而这种危机感并不是个短期效应。“反抗外来侵略欺侮成了中国近现代 思想的重要主题，它实际上支配和影响了好多代人的行为、活动和思想。”同 时，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也使得这种危机感更加明显与激烈，救国图存也就成了 中国人民在整个近现代历史中最为迫切的任务。 在政治制度上，“一种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