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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非营利组织与民主 id=6286在社会生活中，组织有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和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组织之分。以营利为目标的组织是经济组织，虽然对政治生活也有一定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受到限制的，以避免权钱交易之嫌疑。非营利组织是指无需向国家纳税的所有社会组织，实际上就是利益集团。1非营利组织是民主的亲密伴侣、重要支柱和必要前提，这似乎已经成为现代政治学的基本常识。不过，从现实情况来看，非营利组织与民主的关系并非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简单明了，因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它们之间既可能是正相关关系，也可能是反相关关系，还可能是不相关关系。一、正相关许多思想家均认为非营利组织是民主的必要前提，如彼德
2、?伯格和理查德纽豪斯认为，中介结构对于生气勃勃的民主社会是必要的。2政治学家爱德华希尔斯(EdwardShils)在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一书中也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想变得更加民主，那就必须建立具有相当密度的、个人自愿结合的、精巧的社团体制。非营利组织是民主必要前提，对这一观点的论证思路主要有两种，一是市民社会，二是多元主义。让我们先来分析市民社会的思路。在十八世纪以前，西方思想家所说的市民社会指的就是国家。但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市民社会获得了现代涵义，它不再是国家的代名词，成了专门指称存在于家庭与国家之间的独立的社会活动领域的专有名词。在西方思想史上，人们对市民社会持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一
3、是否定的态度，存在于法国大革命和黑格尔的著作中。二是肯定的态度，存在于英美文化传统中，认为市民社会是个人自由和权利的最可靠的避难所，在其中，个人自由和权利能够免于国家权力的无端侵害。肯定市民社会的态度与洛克的思想有关。洛克认为，政府的权威人民同意的或者默认的契约。3不过，现代市民社会的观念比洛克的思想要丰富。因为洛克的契约毕竟只涉及个人，而不涉及社会组织，不涉及个人与政府之间的中间地带。洛克的思想实质是以契约来约束政府权力，从而保护个人的自由和基本权利。市民社会的观念则是把个人组织起来，克服个人主义的局限性，以集体的力量来对抗家权力，从而保护个人的自由和基本权利。因为个人总是弱小的，他无法依靠
4、自己的力量独自对抗强大的国家权力。为了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并使自己的声音能够为国家所倾听，个人必须组织起来，以集体的力量来对抗国家权力。因此而形成的组织就是本书所说的非营利组织。由于这些组织处于政府与个人之间，所以又称为中介组织。中介组织对于民主的重要性为许多思想家所承认。如罗伯特?奈斯比特认为，中介组织是自由民主的真正源泉，因为中介组织在个人和现代社会宏观制度之间起着非常重要的沟通作用。中介组织为对抗国家非正当干预个人生活提供了缓冲区，现代政治史中的真正冲突并不如人们所常说的存在于个人与国家中间，而是存在于国家与社会组织集团之间。4威廉?康豪塞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众多的彼此独立、功能有限的组织
5、容许民主控制，但也隔绝精英与非精英相互之间非正当的影响。非营利组织在促进民主方面的作用不限于保护个人对抗国家，它也保护个人对抗他人的不当侵害，制约放肆的个人主义。如哲学家亚当?塞里格曼指出，市民社会不仅强调个人主义，而且还强调社群(munity)6，市民社会指的是既超越国家也超越个人存在的领域。市民社会既对抗国的影响，也制约放肆的个人主义，并通过某种方式对个人实施社会化，以使其学会相互合作。在西方历史上，宗教或者带有宗教色彩的自然法也曾经起过这方面的作用。但是随着宗教权威和自然法传统的衰落，非营利组织已经不得不担当起履行这一功能的重任。托克维尔也认为市民社会的功能就是对抗国家的影响、限制放肆的
6、个人主义。自愿结合的组织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他们促进个人主义，而是它有助于克服个人主义引起的问题，即个人主义有弱化民众和使解决共同问题的任务复杂化的倾向。所以，人们的素质越高，人们就越需要自愿结合的织，也就越能够克服个人主义的局限性。托克维尔说：在民主国家，所有公民是独立的并且是弱小的；他们自己很难做什么事情，也不能迫使其同伴帮助他们。所以，如果他们不学会自愿地相互帮助，他们都势单力薄。据此看来，非营利组织是民主的关键，其原因不仅是它能够促进自由，而且是它能够促进团结。就如托克维尔所说：只有通过人与人相互之间的互惠影响，情感和舆论才能得到补给，人心才能得以宽广，人智才能得到开发。8当代研究专制制
7、度的学者也有同样的理路，如彼德?伯格和理查德?纽豪斯认为自愿组织的关键作用在于创造并维持社会价值，而康豪塞则认为，非营利组织能够避免社会原子化，从而使得大众不易于被反民主的专制势力所蛊惑。自愿结合的组织能够提供民主所需要的实际的技术训练，因而具有民主教育的功能。就如彼德?伯格和理查德?纽豪斯所说：社团创制法律，选举官员，开展辩论，倡议行动进程，这就履行了民主学校的功能。虽然我们可能认为某些社团的目标是琐碎的、误导的或者怪诞的，但是它们的确履行了这一富有活力的功能。市民社会理论的核心观念是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存在着一个王国，在这个王国中存在着由众多的自愿结合的组织构成的网络结构。市民社会中的非
8、营利组织服务于民主的途径有二，一是通过插入中介制度这一缓冲区来保护个人对抗自高自大的国家权力；二是通过训练个人并创制社会团结络约束放肆的个人主义并培养合作精神。因此，市民社会理论的重点在于政治领域之外的社会领域，强调对抗国家权力、保护个人自由和权利，强调培养公民间的合作精神。让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多元主义的基本思路。在美国，多元主义者的理论对手是精英理论。精英理论认为，美国政治表面上看起来是民主的，但真正统治美国的是权力精英，因为精英们把握着重要决策职位，选民在选举时实际上并未真正选择政策。高度分化的政治体制使得有机会出任选任职位的公民无法对其政治行为完全负责。多元主义认为，精英理论是错误的，在存
9、在精英统治现象的情况下，众多的利益集团中的精英们之间也存在着实际的竞争，这时即使没有公众的大规模直接参与，政治体制也仍然会是民主的。在一个社会中，这样的组织数量越多，其政治体制的民主水平也就越高。非营利组织不仅可以对抗国家、保护个人，而且也能够保护非营利组织在控制或影响国家的努力中免于其他组织的非正当侵害。组织越多样化，权力精英在政治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可能性也就越小。多元主义者认为，所有的政治都不过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最好的政治制度就是能够保护自由结社的权利以及能够调和不同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的制度。社会是一个充满利害冲突的场所。个人从来就属于许多不同的利益集团，而且其成员身分和忠诚对象
10、也是交叉的、相互冲突的。只有自由的最大化才能保证个人在多重利益集团之间作出适当的选择。在政治多元主义看来，所有的利益要求都不是什么坏事情，它既值得自己追求也值得他人尊重。而且，利益集团在为个人的利益服务方面远比个人有效。那些找不到合适集团参加的人就应该自己成立利益集团。只要有能力，就应该去影响政府。多元主义者认为，美国社会存在着大量的利益集团，这些集团的成员身分并不完全重叠，其权力基础也各不相同，而影响决策的技术也五花八门。市民社会理论与多元主义理论存在着一定的区别，市民社会理论认为非营利组织在政治领域之外来对抗国家，保护个人，培养公民的团结精神。而多元主义者认为非营利组织是深入政治领域并对其
11、进行民主控制的机制。但是，它们的共同点也是显然的，因为它们均认为非营利组织不仅有助于民主而且对于民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二、负相关自愿结合的非营利组织与民主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这种观念之所以深入人心，并成为政治学的一般原则，其原因就在于市民社会理论和多元主义观念已经成了相当多的人的思维定势。不过，非营利组织与民主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并不是无懈可击的。在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中，一直有人对市民社会和多元主义的观念不以为然。雅各宾主义、反多元主义、民粹主义就是其中的典型。雅各宾主义认为，市民社会和多元主义观念有两个基本假设，一是非营利组织和中介制度天生以个人为目的，赋予个人以力量，给个人以自由；二是非营利组织之
12、间的竞争是确定公共利益的途径。雅各宾主义者对这两个基本假设均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非营利组织不见得必然有利于个人自由。在许多国家，家庭、宗族、教会、社区等中介制度结构往往压制个人的力量，限制个人的自由，而不是赋予个人以力量，给个人以自由。这些中介制度把个人束缚在现行社会控制中，并经常强化派别界线。结果，它们经常削弱民主统治的基础，并创造人身依附的体系或者派别敌意。在历史上，1793年法国的中介组织就并未给民众以力量，而是削弱了民众。也正是这一原因，以解放人性和争取民主为标志的法国大革命一直努力抵制这些中介组织的权力。法国大革命的思想领袖卢梭是雅各宾主义的理论代表。卢梭说：为
13、了很好地表达公意，最重要的是国家之内不能有派系存在，并且每个公民只能是表示自己的意见。10为了实现民主，必须遏制派系的发展，必须消除任何中介组织，从而更广泛地开拓人类理性的自由发展，取缔植根于旧制度中的特权，扫清民主所需要的人民自由表达其意志的障碍。雅各宾主义的态度在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中也有所体现。黑格尔象卢梭那样深深地怀疑市民社会，认为市民社会是特殊利益相互冲突的领域，充满着奢侈和欲望、肉体和伦理堕落。11当然，雅各宾主义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在各国政治实践也有现实的基础。在欧洲尤其是法国政治生活中，雅各宾主义仍然很有活力。坚持雅各宾主义的政治家均认为，特殊利益集团会挫败民众对国家的控制，所以
14、以这些特殊利益集团为主导的社会显然无法实现民主。只有通过能够涵盖整个社会的民主选举的国家才能表达人民的民主意志。自愿结合的组织是特权或者特殊利益的工具，所以是人性解放和人民表达公意的障碍。从历史事实来看，非营利组织在法国革命一百多年以后即1901年才在法国得到合法地位，直到今天为止，许多法国人仍然认为有组织利益集团的压力是偏见、非正义和无效率的源泉，国家及其官员则是公共利益的保护者，并且许多法国人还认为法国的民主比美国的民主还要民主，因为美国的多数意志经常为狭隘利益集团的需要所挫败，而法国却很少出现这种情况。雅各宾主义的主张在东欧也有强烈的反响。例如捷克总理克劳斯(VaclavKlaus)在反
15、对对赞助活动实施税收减免政策时所陈述的理由就具有雅各宾主义的味道。他说，对赞助活动实施税收减免，无疑是将赞助者的特殊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上。在过去我们生活在错误的、父爱主义的国家怀抱里，它替我们做出选择，何者该资助，何者该执行，而所用的钱全出自我们自己。现在，我们进行了一场革命，国家变成了我们自己的国家。感谢上帝，我们能够影响国家决策，并且能够参与国家在日常工作方面的偏好和优先次序的决定了。然而，赞助者寻求税收减免，实质上就是在寻求把自己的偏好来取代公众通过民主程序通过国家做出的公共偏好。克劳斯说，如果个人把资助行为看作是绝对个人的决定，或者运用其税后的钱，这是正确的。但是，如果赞助者用税前的钱
16、，那么他不仅违反了平等纳税的原则，而且也违反了公益物品平等分配的原则。赞助者有意无意地通过其行为告诉我们他不承认国家作为赞助者身分的观点，他要根据自己的意志来实行赞助，他不赞成国家对优先次序的选择，也反对国家对公益物品的保障。雅各宾主义在美国也有一定的市场。美国公众关于责任政党原则的争论中有些人就认为集团之间的斗争不会自动产生公共利益。他们认为，民主要求若干机制，以便使选任官员对他们追求的政策负责。换言之，民主不仅需要利益表达，而且还需要利益综合，把相互冲突的利益的聚合为可管理的整体利益，并在不同利益中找出重要不重要的次序，以及向选民提供在可能作出的合理选择中可理解的许多项目创议。自愿结合的组织可能很好地履行前者，但是它们没有手段履行后者。就如著名的美国政治科学家沙茨奈德所说，压力战术的显著特点不仅是它能否赢得选举，而且还在于是否试图劝服多数。压力政治是短路多数的一种方法。12在此意义上，只有政党才给予提供民主控制的机制的希望。政党能够团结政治领导集团，并把他们集中在能够为选民所评估的项目行为中。美国利益集团研究者贝里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