窥观中国传统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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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窥观中国传统政治文化 窥观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一、专制的起源中国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的黄土地，黄土地土质松软、林木稀疏，是比较容易开垦的土地。依据蒙古人种最早生活在现在是寒冷地区的西伯利亚东北部这一情况，结合后羿射日、大禹治水的传说，推断古时黄河流域气候炎热，后来才逐渐变冷，雨水也应该比现在多。随着气候变冷，在西伯利亚过着渔猎生活的蒙古种人，逐步南迁，有些部落到黄河流域的黄土地后，发明了种养技术，开垦土地，进入农耕。由于以农户为单位的农业经营模式能够达到农业生产效率的最大化,因此,农耕的生产方式加快了渔猎生产时期原始共产制的解体，形成以家庭为主体、以血缘为联结的氏族社会。以家庭为中心的生产模式，促生

2、了父权和家族观念。在渔猎生产向农耕生产转化过程中，以集体生产协作为主的社会联结，逐渐让位于以血缘为主的社会联结。随着集体协作生产活动的减少，血缘关系对协调社会秩序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宗法制度因应生产方式的变化而自发生成。权力的集中起初是出于抵御不断南迁的部落的侵掠，或许还有治水的需要,上古的历史传说多与治水有关。不论是抵御外部入侵，还是治理河道、修建排水或灌溉系统，都需要大量的人力协作。为完成这些工作，必须由少数人来指挥协调，这就是集权政体产生的原因。夏朝是否存在争议颇多，传说中大禹是以领导指挥治水而获得政权的，那一段时期，或许正是氏族部落组织向集权社会过渡的时期，夏族或许己建立了王权并成为部落

3、联盟的领袖。有人说商族是大草原的蒙古种人游牧民族,通过间接的途径掌握了发源于中东的青铜冶炼和战车技术。商族依靠先进的青铜武器和战车技术，侵入华北平原，征服了黄河中下游流域，以今河南省为中心，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有实际意义的王朝国家：商王朝。被商王朝征服或依附商王朝的种族集团成为臣服商王朝的属国。为什么推断商族是外来的游牧民族，可能是依据己考证的商族的一些文化特征推断的。笫一，商族崇鬼；笫二，商族是兄弟相传；笫三，商族妇女地位高；笫四，商族喜狩猎；笫五，商族有杀人作祭祀的习惯。这些特征有较多的母系社会和游猎社会的残余，与华夏农耕文化有显著不同之处。公元前二千纪，正是游牧民族进入世界历史记载的时期，整

4、个欧亚大陆都处于一个骚动的时期，由于马的驯养和战车技术的使用，游牧民族发起了笫一波向农耕民族侵掠的浪潮，很多古代帝国和文明，在这一波的攻击中被推翻或消灭。商族正是在这一时期侵入华夏民族，建立了中国文字记录史上笫一个王朝。这样的事，在此后中国的历史上累累发生。但是由于这些入侵的民族，大都首先迁居到中国文化的边缘地带，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并最终都溶入中国文化。因此，不断的入侵和因此产生的王朝变更，并没有使中国文化像其它西方古代文化一样，被中断或终止，使中国从由新石器时代产生的文化，连续地发展出来的古代文明，一直持续到现在。而欧亚大草原和北欧游牧民族对西方世界连续不断的攻击和入侵，虽然不断地中止西方

5、文化，瓦解西方旧的社会制度，却最终造就了现代西方文明。商族作为外来民族，以征服建立了王权，必然会强化专制制度。商族人数不多，直接管理的地域不大，但商族通过垄断青铜冶炼技术，维持其宗主国地位。周族原是臣服商王朝的属国之一，屏蔽商王朝的西北。现存的资料不能证实周民族的，但周族居渭水流域，此处是中国农耕文化的发源地，应该是较早进入农耕的民族。当时，周族与西北“蛮夷”为邻，在与西北各游牧种族的周旋过程中也掌握了青铜冶炼技术，虽然工艺粗糙一些，但打破了商族对青铜的垄断，逐渐壮大，并最终在一些其它的部落的支持下，于公元前1050年灭掉推翻了商朝。周王朝的势力范围远远地超过商朝。从渭水流域到山东东部，从华北

6、平原到长江中下游。但是，由于当时的交通工具只能依赖车马等原始手段，可能是为了更有效地统治管理这样大的势力范围，也可能是农耕文化中家族观念的作用，周王朝将大批王族家庭成员，支持、依附商族王朝的氏族或部落领袖，封为各地的诸侯。而诸侯则将其领地再分封给其公族成员和追随者，使之成为食邑的宗主，形成亲亲相随的宗法制度，从而产生“君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民食力”的社会制度。在这一社会制度下，世袭的周王依靠王室成员为主的诸侯，统治各诸侯国。诸侯虽然听命于周王，但在本诸侯国却是万人之上的君主。诸侯国的君主依靠其公族成员为主的卿大夫，统领分封的领地。卿大丈通过“士”，即贵族武士，统治庶民、工商、皂隶等，形成

7、以血亲关系为主的“家国”。国是王室家庭的财产，周王就是统治阶层这一大家庭的家长。问题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农耕文明的生产方式，弱化了氏族或部落组织在生产活动中的集体协作的作用。氏族或部落组织仅仅依靠血缘关系和祖先崇拜联结在一起比较脆弱，因此，一旦集权政体建立起来，公权力成为协调和维持社会秩序的手段后，氏族和部落组织很容易被迅速瓦解，形成家国和家庭的二元社会，由于缺乏中间力量的制约，专制就很容易产生。事实上，所谓的以血缘或准血缘为关系的宗法制度，在周朝，主要存在于统治贵族阶层。在平民社会，经过以王室家庭成员为主的贵族阶层以诸侯、大夫、士三级分封后，大夫与士，特别是士一级会直接延伸到民间宗室联结中

8、,士直接管理农户，向农户征集税赋和劳力。而且，土地层层分封，实际是土地连同土地之上的农户一同封赐，封地即是封户。这样,王室家族的宗室关系和宗法制度，撕裂和削弱民间社会的宗室关系和宗法制度。同时，还消除了民间氏族部落、民族的界限，溶合形成了华夏民族这一人类大群体。二、宗法制度的崩溃和思想的繁荣不知道周王朝以血缘关系联结的宗法制度，对各诸侯国有多大的控制力,和有效地管制了多久。但周王朝建立之初，位于晋东南、周朝中心地带的唐国即发生了叛乱，是周公旦率兵剿灭了唐的叛乱。周王朝成立之初，共分封了八百多诸侯，而到春秋初期，只剩下二百来个诸侯国，可见兼并战争在西周时期就已激烈地发生。随着时间的迁移，血缘亲近

9、度越来越远，诸侯基于血亲关系向周王履行臣子义务的观点越来越淡，诸侯之间的兼并及诸侯国内宗室之间的兼并、篡位越演越烈。而地处西北的周王都城不断遭到游牧民族的攻击，最终，反叛的诸侯联合犬戎部落，攻占了周朝的都城。周王朝只得将都城东迁洛邑，周王从此失去了王权的实质性权力。周王朝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由于宗室间不断的战争而开始崩溃。进入春秋时期，冶炼和铸造铁器的技术传入中国（也有很多中国人坚持中国是人工制铁技术的独立发源地），农业开垦和土地深耕逐渐地推广，加之欧亚大草原游牧民族的大流动，可能还给中国传来了的其它一些农业技术，也不断被推广，粮食产量不断提高，人口迅速增多，社会进入一段繁荣发展的时期。

10、伴随铁器兵器的出现和人口增加的，是诸侯间和宗室间的战争规模的增大。其次是楚国、吴越、秦等具有蛮夷色彩的诸侯强国出现，产生新的威胁。东周各诸侯企图通过多边条约、联婚等形式会盟，以霸主代替周王的地位，把战争控制到最低限度，并维护社会的政治稳定。然而，建立秩序的努力往往只能带来短暂的和平，甚至就不曾带来和平，最终都已失败而告终。到公元前453年，魏、赵、韩三个不同血缘关系的卿大夫合谋篡位，“三家分晋”，非周王宗室成员的诸侯占据了主导地位，周王朝以家庭成员联结的宗法制度崩溃。由于民间社会的宗族关系和宗法制度，在西周时就己被层层分封所削弱或消解，伴随周朝统治阶层宗法制度的崩溃，宗族关系和宗法制度从此退出

11、是中国社会的主流。因此，夸大宗法制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及“小共同体”在传统中国社会的作用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吞并、战争、篡位已没有任何制度和道德的约束，战争越加残酷和暴烈。旧有的政治制度和精神权威崩溃后，必须寻找新的指导原则，诸子百家带来一个思想繁荣的时代。或许是目睹了旧的社会秩序瓦解后,全社会为动荡和战争支付了昂贵的成本,个体人在混乱的社会中和专制制度下显得孤零无助，人的生命和生存的权利总受到残酷的剥夺，承受着绵延不断的苦难。战国时代，中国早期的哲学家们，便将关注的目标，集中到社会性和政治性的思考和观察，形成重视社会而非个人的哲学传统。另一方面，二千多年前，应该还生活着不少处于较为原始社会状态

12、的氏族或部落。先秦诸子可能从对这些原始氏族的考察，看到自发生成的秩序和宗法制度下局部社会的和谐。和这一局部和谐强烈对比的是，无休止的战争、动乱、死亡、苦难，使人们增强了对西周初期社会稳定的向往。所以，诸子百家大都又把以往的时代看成理想的社会。儒家先圣的思想尤为突出，他们以人道主义的思路，认为要改变当时的混乱局面，必须“复礼”，即恢复王道、礼仪和秩序；为达成社会稳定，社会里应各守本份、各行其道。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此意。孔孟之道要求君王必须行王道、施仁政。天意就是民心，逆天意的无道之君应该被推翻。孟子回答齐宣王问：“武王伐纣。臣弑其君，可乎？”的问题时，答得非常明确：“残贼之人谓之

13、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末闻弑君也”。儒家先圣认为君王应该是道德高尚的仁义之人，无道之君实质是残贼之人，是“独夫”，诛一“独夫”不叫弑君。孔子和孟子周游列国，向专制的君王推销儒家思想，要求专制君王“行仁义、施仁政”，无异于与虎谋皮，难怪到处受冷落，时不时要为衣食无着发愁。倒是应该称赞一下道家先哲的先见之明，他们反对儒家的“仁义”之说，认为“仁义”是先王的旅舍，只可以暂住不可以久居。提倡“仁义施政”，必定会被假托“仁义”的君王所利用。很不幸，这一点被言中了。诸子百家这一思想繁华时代，与古希腊的哲人时代、希伯莱先知时代几乎同时产生，离基督诞生也仅几百年左右。然而，中国的哲学思想却与地中海地区强调神及彼

14、岸世界、着重于个人观察的哲学传统形成鲜明对比。追寻其原因，除东周时期诸侯、宗室间互相征战形成的混乱局面，使人们感到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迫切性外；诸子多出自官家，大都以劝说君王采纳他们的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为目标，有些还抱有以此实现自已的晋身为目的。所以，作为救世的学说，诸子百家多从现实政治出发，缺乏思考个体、社会的目的及其意义的自觉性，这可能就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先天性缺陷。道家也许是一个的例外，或者说一个另类。道家起源于楚国，当时算是“蛮夷”之地，道家可能受原始文化的影响更大，也更有机会考察原始氏族或部落，所以道家鼓吹带有上古文化色彩的“天人合一”。今天被理解为人与自然的和谐，而自然的和谐就是

15、道。“人天合一”一方面是个人的独立和解放，另一方面是自然秩序的生成。要达至“天人合一”，关键是“无为”，就是顺其自然。如果没有人为的强力干预，和谐的社会就能自发生成。道家的学说在汉初的实践获得巨大的成功，可惜被汉武帝刘彻抛弃。道家学说在退出主流意识形态后，由于其思想基本上是一种避世哲学，又有强烈的神秘主义色彩，被发展出一种道家宗教。但道教外在缺乏一个人格化的神，内在不能解决人们对“下辈子”的困惑，无法在崇神鬼,拜祖宗，而不明哲理的草根阶层扎根，终不能成大气候，并最终被边缘化。三、法家政权的传承和民间社会的消亡在诸子百家中，最终突颖而出的是法家学说。法家学说的核心内容是建立君主专制的统一国家，以

16、严刑竣法维护社会的秩序，实现富国强兵。法家思想认为人性本恶，百性都是自私自利的愚蠢之徒，官吏则各谋私利。近者如夫妻、亲者如父子都不可信赖。因此，君王不能依靠“仁义、道德”进行统治，而必须采用奖罚，以法律进行统治。法家学说认为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可以不择手段。法家崇尚“法、势、术”，即“以法刑人、以势压人、以术驭人”。秦国全面接受了法家学说，先后重用法家代表人物商鞅、李斯为相，建设了一个法家政权，并最终成为中国大一统的中央政权。法家重耕战，力图建设一个单纯的农业社会。法家将学者、纵横家、侠士、门客和工商者列为五种国家蛀虫，认为他们的地位和财富高于耕种、作战的人，有害于富国强兵，应该除掉这五种人。富国强兵必然由全民支付成本，史记记载：“初，商君相秦，用法严酷，尝临谓论囚，渭水尽赤。为相十年，人多怨之”。不知道此记载是否真实。不过商鞅最终被秦人追杀，“车裂以徇（即撕尸示众），尽灭其家”，应该是事实。对于当时参加追杀商鞅的，是贵族奴隶主，还是平民，反正对文本的解释只存在于解释者的解释中，似乎没必要深究了。秦之所以最后获得诸侯兼并战争，除秦比较早、也比较彻底推行法家学说外，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