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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民对待“三农”问题态度的现实思考 ：“三农”问题是当前中国问题的重中之重”，然而近几年的一系列改革并没有真正使农民的生活状况得到改善，农民对每一次出台的政策，在欣喜之余还是失望和无奈，农民对侍“三农”问题的态度变得比较消极。因此，要想真正解决“三农问题”，必须要合并税费，规范征收；改革乡镇体制，完善村民自治；缩小城乡差距，加快城镇化进程。近年来，当“三农”问题愈来愈成为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焦点时，作为“三农”问题主角的农民对此却比较消极。中国的农民最朴实，也最讲究实际，他们只对实实在在改善他们生活的结果感兴趣，他们大都不太关心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更不太懂关于“三农”问题的理论。由于种种原因，
2、农民对待“三农”问题的态度由积极变得消极，由期望变成无奈，这其中所隐含的东西值得思考。一、农民对待“三农”问题的态度（一）税费名目繁多，农民怨声载道“民以食为天”，中国共产党从执政伊始，就对发展农业，增加农产品供给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文革”后，农村经济产生了短暂的繁荣，在上世纪80年代，农民收入有了一定的提高，农民生活普遍有所改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中国农民得到了解放，给中国的经济注入了勃勃生机。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农业兴，百业兴；农民富，国家富；农村稳，天下稳。但自90年代以来，农业陷入困境，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甚至有所减少，农民的负担越来越重，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困难。从统计数字上看，各地农民
3、负担都不重，大概在纯收入的5左右，但由于基层政府摊派的各种税达1260种之多，农民实际缴纳的税费占到其收入的4080，中央每年投到农村的建设经费，真正用到农民身上的只有22左右，大多数被地方政府以各种借口吞并或挪用了。中央出台各种措施，力图遏制农村中的各种摊派以减轻农民负担，农民不同程度上也得到了一点实惠，然而农村的税费改革因为没有涉及到产生摊派的农村行政制度，难以推行，更难以奏效。“时下农民最怕三点式，这个三点式并非黄、赌、毒在农村泛滥，而是惧怕目前农村流行的一种集资方式：打着人民人民办，办好为人民的旗号，经费则是乡里出一点，村里出一点，农民出一点”。而农民这一点则往往是绝对大头，难怪农民会
4、惧之如虎。税费征收困难，一些基层干部就使用暴力，许多地方的农民被迫离家外逃，搁荒土地，曾经被农民视为生命的土地，而今却成为农民的包袱，被农民无情地抛弃。（二）乡镇机构臃肿，农民苦不堪言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全国县乡级干部有1200多万人，村组级干部3000多万人，仅工资就需要2000亿元。由于实行自收自支、财政包干制度，乡镇财政普遍入不敷出，债台高筑。为了开工资和维持日常运转，乡镇政府必然需要增加“非规范性收入”以补贴财政支出，其办法是将这些财政缺口通过软约束的“统筹提留”、行政性收费以及各种名目的集资等方式强加在农民的头上。乡镇政府机构和人员的不断增长，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使得“三农”问题日渐凸
5、现。由于农村政治改革的滞后，机构和人员过度膨胀，恶化了农村的发展环境，加剧了农村资本、人才的外流，形成农村管理体制的高成本运行，村民自治十几年几乎无进展，乡村矛盾尖锐、干群关系恶化。据调查，在县、乡、村所欠的债务中，大部分用于吃喝费、跑官费、送礼费、公共维修费和汽油费，以及其他许多说不出名堂的支出。一些干部作风的恶劣严重破坏了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关系，然而大多数农民敢怒不敢言，顶多发发牢骚，消极怠工，不积极完成交售指标，自行调整生产结构而已。（三）二元结构的制度刚性，使农民自卑又无奈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为确保这一体制的运转，国家人为地实施了一系列城乡分离的政策，
6、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二元社会结构”。这种城乡二元结构至今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破除和改变，农民实际上仍处在社会结构中的最低层。农民的职业本来是神圣的，没有农民的劳作和辛勤耕耘，就没有人类生存所必需的消费资料，也就没有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然而，鄙视农民，看不起农民职业的社会心理却根深蒂固，农民由此而产生的自卑心理也成为长期园囿他们的精神枷锁。在户籍制度上，以“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为标志，把公民划分为农民和市民，在城市与农村、市民与农民之间筑起一道高墙，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个不平等的等级社会，农民牢牢地被拴在土地上，农民的迁徙自由和择业自由受到了极大限制。在严格的户口等级制中，农民处在宝塔式等级阶梯的最低层，一些外出打工的农民在无具体目标、无引导、无保障的情况下盲目流动，这种方式往往使他们上当受骗或辗转劳顿却一无所获；还有一些农民工因不能如期拿到自己的工钱而疲于奔走相告。二元结构的制度刚性，使农民与日益 版权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