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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求解“三农”范文 破题一、人口早在200多年前，英国政治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在其著作人口原理中就曾有以下论述：将人类的一切罪恶归因于人类的社会制度是错误的，虽然社会制度似乎是造成人类许多灾祸的明显和突出的原因，但实际上它们是不重要的、表面的原因，同使源泉污浊、使全部人类生活的水流浑浊的那些根深蒂固的不洁原因相比，它们只是漂浮在水面上的羽毛。马氏在文章中所指根深蒂固的不洁原因，其一个重要的指向就是人口问题，人口的增殖力和这种增殖力天然的爆炸性与破坏性。如果这种增殖力得不到适当控制，就必会导致人类社会的苦难与罪恶。关于对人口自然增长的控制，马氏总结出了两种情况，即预防性的抑制和积极的抑制：所谓预防性的
2、抑制，是指人们对养家糊口和失去舒适生活的忧虑；所谓积极的抑制，是指一些下层阶级实际所处的困难境地，使他们不能给予子女以应有的食物和照料。积极抑制最终会带来苦难与罪恶，在马尔萨斯的时代是由于食物不足而导致。在今天，在中国社会尤其是在中国的农村，同样存在着一种更为严重的不足，它会导致同样的苦难与罪恶，那就是就业不足，购买力不足。而这里的不足与两百年前马尔萨斯时代的不足一样都是因为人口问题，人口过多，人口增长过度。中国的民主人士，北大的老校长马演初老先生，建国初期就对此问题大声疾呼。只可惜当时的毛主席出于当时国际斗争形式的需要，对这种可能的苦难与罪恶已经顾虑不了太多。在当时的毛主席想来中国需要人，需
3、要更多的人准备打下一场世界大战。但是下一场世界大战始终没有发起，而人口问题却为今天中国社会的发展留下了巨大的障碍。被称为“天下第一难事”的计划生育，注定会是中国社会将要长期面临的一场“苦战”。90年人口普查时全国总人口12亿，农民亿；xx年普查，总人口13亿，农民9亿，据说这次普查中没查到的黑户口至少有四千万；到今天可以大致估计全国总人口14亿，但同时可以确定，农民人口必然达到了10亿；据有关专家称205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6亿，我还可以确定，他们是预计农民人口至少将要增长到12亿。这一系列的列举说明了什么？判断的根据又是什么？只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的人口增加，从国家严格实行计划生育以来
4、，尤其是近年以来，只是“农村人口”的增加。如果说城市人口实质上有增加，那也是农村人口向城市大量转移导致的增加，人口增加的源头在农村，而不是在城市。根据是，城市居民实行着严格的计划生育（一方面是因为城市计划生育易于管控，更主要的原因是人口预防性抑制在这里起着作用），一胎制，普遍家庭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即四个老人，一个孙子。这就确保了城市人口死亡率会迅速大过出生率，人口就不会再增加，而会进入负增长（如果上面我对人口数字的列举比你所认为的真正数字有所夸大，那也是有理由的。而且我认为，我们宁可把这个数字再夸大一些，而不要把它比真实数字缩小了）。从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得出总人口达到7个亿的惊人结果后，
5、中国就开始了计划生育的漫漫长路，到今天xx年，整整持续了40年，人口总量非但没有得到根本控制，却翻了一番，增加了一倍，达到了14亿。40年来，与其说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对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不如说我们的计划生育工作还做的很不够，甚至说对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犯下了不可饶恕之罪。但这个罪责不能只归咎于计划生育和计划生育工作者本身。这个罪责的主要责任，在于最高决策层，在于我们的中央政府，在于中央政府对计划生育政策上认识的偏差。政府一再把人口增长过快的主要原因，归结于历史遗留的人口基数过大。可是人口增长率与人口基数并没有内在的必然关系，人口增长率如果为零、为负，再大
6、的人口基数也不会导致人口增长过快。人口增长率=人口出生率-人口死亡率显然，人口总量在这里对人口增长率并不具有决定意义。但为什么国家在花大力气推行计划生育的同时，我们的人口总量却会在40年内翻了一番，平均年增长率达到了2.5。这种人口增长率是现代任何一个发达工业国家不可能具备的，而却不是因为他们的人口基数小。如果说他们一个国家人口基数小，那么把所有这些国家的人口加在一块，这个基数总该不小了吧，可是这个基数并没有在四十年中翻了一番呀。非但没有翻了一番，近多少年来，美、日等发达国家人口还出现了负增长。另外，如果我们的人口不是大多数在农村，而是城市与农村的人口比例倒置，城市占三分之二多，农村占三分之一
7、少。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我们的人口总量也不会40年翻了一番，平均年增长率达到了2.5。所以从根本上说，导致这一结果的不是人口基数过大的问题。也不是我们国家计划生育工作抓的不紧的问题。而是因为一直一来我们的农业政策有问题，农村的土地制度有问题。这才是导致中国人口总量40年翻了一番，过度增长的关键。但我们的中央政府不在这一点上下功夫，只在计划生育的宣传与实际人口的控制上做文章，这样做无疑只是扬汤止沸。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要说，我们的中央政府对计划生育应采取的政策，在正确认识上有偏差。而这种几十年延续着的、一脉相承的农业政策和农村土地制度，就是实际上要有把农民强留在土地上；把农民留在土地上，实际上就是把
8、农民留在土地上生孩子，因为农村的生活观和生育观，让他们这些人除了多生孩子，再也想象不到任何更好的希冀。所以计划生育做的再好、再严厉，任你牵牛扒房，也从根本上控制不了人口总量的迅猛增长。国外发达国家人口增长率能为零、为负，中国面临这如此严峻的人口压力，为什么人口增长率就不能为零、为负？计划生育工作不应该只是从计划生育工作本身去做计划生育工作。诗圣杜甫说，“汝若要学诗，功夫在诗外。”我们的计划生育工作要做好，也应该是在计划生育工作之外，在国家政策层面上。那就是彻底改革农业政策和农村土地制度，使农民从土地中摆脱出来，改变农民一往对自身身份悲观和落后的认知与定位。另一方面，应该鼓励更多的青年人，尤其是
9、那些从农村转入城市的，或个人谋生能力有限，生活条件不能得到确保的青年人，彻底放弃生孩子，而不要给国家和个人造成不必要的浪费。中国的劳动力远远已经足够了，未来100年内也不会缺，即使这100年中将有一半以上的育龄青年完全不要孩子。而个人方面，除了感情的需要，对大多数来说，要孩子也是一种浪费。相比中国社会巨大的人口压力和严酷的生存就业环境，那一点感情的慰藉简直是微不足道。放弃生孩子，是为了青年人自己，也是为了他们原可能会存在的孩子。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在其民约论中说到，要殖民，要增加人口就去发展农业；相反要控制人口的增长，就去发展制造业、商业。也就是说农业会使人口的增殖力得到发展，尤其是自给自足，原
10、始模式小农经济的农业必然最是能增殖人口。而如果是工业化了的农业，即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的农业，则又会是另外一回事情。而中国农村现行的土地家庭承包制度正具有原始模式小农经济的一切特点。这也就是中国农村人口一直持续增长的根源，从深层次的意义上说也是“三农”问题的根源。关于人口问题我最后想说的是，我们需要站在问题外面来整体审视一下问题。如果中国现在的农业人口只有九千万而不是九亿，那么今天有关“三农”的一些主要问题，恐怕都不再是问题。如果50年后，中国总人口不是16亿，而是10亿，那么到那时中国整体社会的处境也不会既艰难又危险。所以我们先不管计划生育如何被称为天下第一难事，也不管人地关系如何高度紧张
11、，甚至可以不管“三农”问题本身。只要我们抓住一根线，在改革所能及的一切范围内尽量控制和降低人口总量，抓住了“三农”问题就会趋好，抓不住“三农”问题就会趋坏。二、土地如果把人口问题说成是引发“三农”问题的根源和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那么土地问题则是造成“三农”之痛的症结所在，抓住了这个症结就是找到了“三农”问题的突破口。市场经济体制下，耕地是农业产业最关键的市场要素，土地产权的合理安排，是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是寻求“三农”问题根本解决的必由之路和当务之急。下面我引述两段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的文章。这个所谓的自由转让权有很多人反对，他们反对的理由，就是说如果有自由转让的话，会有大地主出现，这是有可
12、能的。有大地主出现将使他们能够合并使用资源。大农场是有很多人以股份制来拥有的，股份是有转让权的，转让权这点非常重要。你公司管得不好，我拿着你的股份，我不需要跟你争吵，我就把我的股份卖出去，或者我喜欢这公司的话，就把这股份都买下来。我不需要留住50的股份，我只要有相当大的部分，我就可以要求股东开会，把经理炒鱿鱼，由我自己来做，或者请别人来做，所以转让权的威力很重要的。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在此之前，日本的土地有私人的使用权，也有私人的收入享受权，但是没有转让权，这是为了要保持大地主的固定性，这是种封建的制度！当没有转让权的时候，人民就不能随处自由地流动，人民就要附地而生。以前我们中国人打得死去
13、活来不也就是要争土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海内之士，莫非王臣。为什么拚死拚活地就是要抢那块土地？因为你拥有那块土地，就拥有了对那块土地上附着而生的人的权力。但是假如土地有自由转让权的话，那么那个封建制度就散了。因为你绑不住那个人，他把地卖了，他就走了。或者我是地主，你在帮我耕地，一向是我养你的，我把这地卖出去了，新地主不一定有责任要养你。所以，明治维新，是一场非常精彩的经济改革。那个皇帝，明治皇帝，才不过五岁，听了宰相的解释后，就在那张纸上签了字，准许土地转让。突然之间，日本的经济获得了极大的动力。大多数中国人只知道日本明治维新是一场很了不起的改革，却不知道改革成功的关键就在此。无疑张博士的这
14、段话是在强调土地自由转让权的重要性。我们的中央政府也已经很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不但为了使土地可以方便流转制定了专门的相关土地政策，而且在今年零四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意见中提出了“多予、少取、放活”的总方针。“放活”这一提法，提的很关键，很及时，也很有针对性。可以这么说，土地活了，得以方便有效地流转了，“三农”的一盘棋整个就活了。“放活”将是政府与人民双赢的一个结果。问题是怎样才能真正地放活，真正把土地与土地上的农民，两者的活力完全释放出来？国家现在还在实行的土地承包制度，在改革初期确实为解决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但在今天的新形式下，我们却不能
15、不说故有的土地制度已经逐渐表现出了其内在的致命缺陷。这种缺陷是根本性的，不从根本上去改变制度本身，而试图小打小闹地做一些修改补充，注定终将是徒劳的。正如在旧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想充分地发挥市场作用一样的不可行。其内在缺陷首先表现为一点就是，现行的土地承包制根本不可能使土地得到有效流转。小农经济的思想在束缚着农民，农民不可能会有统一的想法和行动，相互之间不可能达成支持与配合，一家同意使用权转让，紧挨的另一家却不一定同意。因为现行土地制度下，就每家每户的耕地都不是集中连在一块的，而是甲乙丙丁各类地上分散着的，这就对土地流转中的调整、协商进一步增加了困难。如果要在这种情况下实现土地流转，并且达到能够合
16、并使用土地资源，实现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的农业经营模式，那么很显然其制度成本会大大高于可以期许大规模经营土地而得到的利润。这样就造成土地流转最终的不可能有效实现，中央政府想给“三农”放活的良好愿望也会因此最终破灭。而如果土地得不到方便有效地流转，农民还是会象过去一样被束缚在平均每户十亩不到的耕地上。这是问题的关键。如果十亩耕地全用来种粮食，平均每亩年纯收益（即从每亩产粮所值市价中扣除种子、农药、化肥、灌溉、耕种、收割所需费用和上缴农业税后的收益）不会超过200元，年景不好或粮食不值钱的时候甚至还会倒贴钱。这样的话，也就是说一户农民劳作一年，所得纯收益价值不会超过2000元，而这却是一家老小一年吃穿用度的全部。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反证了粮食及普通农产品的低价和农民生活的清苦。如果说十亩耕地种粮食，一家农户年纯收益不超过2000元，你也许能相信。但若说倒贴钱，你必会大摇其头，如果倒贴钱一家老小又是凭什么在生活，又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