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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忆我们的父亲高名凯先生 2011年 3月 28日是著名语言学家和翻译家高名凯先生诞辰 100周年纪念日。 家父高名凯先生1911年3月28日出生于福建省平潭县苏澳区先进乡土库村。祖父高哲善先生是美以美教会牧师，做过福建神学院监学，他因食物中毒辞世时，父亲才 6 岁。祖父留下二男二女，父亲排行老二，是次子。祖母郭氏病逝时爸爸年仅 13 岁。爸爸幼年丧失父母，家庭生活十分艰难，但也使他自幼具备了独立处事，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父亲 7 岁开始在福建省平潭县苏澳区先进乡土库村读私塾；10岁，即 1921 年秋入平潭开宗小学；12 岁，由堂兄高诚学先生带往福州，入进德小学；13岁，转福州英华中学小学部
2、；14岁，即 1925年秋考进英华中学。从初中到高中，六年的中学阶段，父亲除获得学校给与奖学金外，每学期课余还要为学校擦洗门窗，地板或打钟，寒暑假期间也留校做工，以筹集膳费和宿费。父亲小学、中学期间学习成绩优异，国文和英语尤为突出。英语曾获全福建省中学生英语讲演第一名，作文经常张贴展览。他还协助编辑平潭晨星报，宣扬爱国进步思想，还用笔名（越石）撰写文章、小说，刊登在福建的民国日报、南方日报上。而后他以优异成绩考取省教育厅清寒奖学金，得以于 1931 年秋进入北平燕京大学哲学系深造，4 年后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1937 年 9 月由燕京大学派遣去法国巴黎大学研究院文学部学语言学。在马伯乐（H.
3、 Maspero）教授指导下完成学位论文。1940 年 5 月获文科博士学位。父亲在法期间刻苦学习，图书馆是他每天必去的场所，正是在那里博得已在法生活和工作 9 年，任职里昂大学图书馆馆长助理的陈幼兰女士的爱心,并于 1940 年 5 月 19 日与我们的母亲陈幼兰女士结婚，1940 年 6 月与母亲同船启程回国。因战争影响，苏伊士运河不通航，以至必须绕道好望角。轮船在海上漂泊 8 个月，及至亚非各地，直至 1941 年 1月才回到北平。我们的母亲除擅长图书管理，还曾获法国里昂大学艺术史硕士学位，在法语、文学、艺术等许多方面与爸爸拥有共同语言。他们酷爱法国文学，迫切希望把法国最著名作家巴尔扎克
4、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40 年代初，父亲开始着手翻译巴尔扎克的文学作品。他是最早将法国文豪巴尔扎克作品介绍到中国的翻译家之一。在战乱期间，他日以继夜使用尊重原文，着重直译的翻译手法，高强度进行翻译。他坚持认为这样做能更好地体现巴尔扎克的语言风格及情操。 他的大量译本对巴尔扎克和法国文学的研究有很大价值。他的翻译体现了巴尔扎克的语言、文学、艺术、情操及风格，可视为中国版的原版巴尔扎克。 当年我们的母亲放弃在法国的工作，跟父亲一起回国后患难与共，互敬互爱。不幸的是，母亲 40 岁时就重病缠身，卧床不起。我们的父亲对她一如既往，情深如故，没有和母亲吵过一回嘴。我们的父母谈话很风趣，有时他们谈起“悄悄话
5、”，就用法语，对我们在场的小孩子“保密”。母亲还经常强忍病痛支持父亲的工作。60 年代初，母亲去世前不久，我们放学回家跑到楼上母亲房间，看见床头柜上放着父亲的手稿，母亲正在竭尽全力用颤抖的手帮父亲校对文稿。 母亲重病时，父亲时常坐在母亲的病床旁边，拍抚她的肩膀，安慰她。为了给母亲多一点快乐，在国内刚开始有电视机时，父亲就给家里购买了苏联产电视机，一心为的是给身患病痛的母亲一些快乐。父亲和母亲喜欢共同鉴赏中国字画，他们曾把共同收藏的海瑞的砚献给了故宫，并曾向我们郑重表示过，他将把收藏的文物全部献给国家。 1961年 5月 11日母亲去世，父亲万分悲伤，为了纪念他的结发之妻，他特邀请著名书法家郭风
6、惠先生书写后，篆刻了多达千言的石刻墓志铭，树立在八宝山人民公墓的墓穴上。可惜，文革中遭到彻底毁坏。 燕东园 32 号是我们全家共同生活时间最长的住所，也是父亲著书立说，为语言学事业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地方。我们眼前总是浮现父亲在那间狭窄的书房里伏案写作的情景，他的书桌面上下左右都是半翻开的或翻开的带有记号纸条的许多书籍。书桌中央是他书写的厚厚的书稿，右手边是一个深灰色的六角形烟灰缸，里面布满了长短不齐的烟头和烟灰。他爱吸烟，而且是酷爱，好像不吸烟就不能思考问题，不能生活。一旦思维告一个段落，便捻灭一个烟头。他的周围是五、六个装满各国文学书籍的书架。在书房内还有一个贮藏间，里面装满了父亲的手稿。
7、他爱思索，而且十分敏锐。他很少离开书房，就是在晚上也总是写作。他在伏案工作的照片上题写了四个字：日日如是。他的书写能力是极为惊人的，有时一晚上能写一、两万字。虽然那时我们年龄都很小，但看见爸爸繁忙的工作情景，我们从来不敢前去打扰。我们知道父亲的工作十分重要。只有当他要我们帮他买烟时，我们才会到书房接过几角钱，很快跑出门，到离家不远的郭家小铺去购“恒大”或“大前门”牌的香烟，然后速速跑回家，一声不吭交他手里，完成任务。 他工作起来全神贯注，以致时常在开饭时，保姆招呼父亲来吃饭，他总是好像没听见，第二次，第三次招呼过，他才匆匆下楼，旁若无人，呆呆地在饭桌上，胡乱夹一些饭菜送到嘴里。看得出来，他根本
8、不知道饭菜的味道。他脑子里还全是汉语语法论、普通语言学、语法理论、语言论 父亲为人正直坦率，诚恳热情。他的学生来了，他总是放下手中的工作，与他们愉快地交谈，神采奕奕地讲授，发表自己的观点时总是声音充满激情，铿锵有力。他与同事有时也有争论，但都是开诚布公的愉快的讨论与研究。他常留学生与同事在家里吃饭，吃饭的时候当然忘不了要谈语言学的课题。记得在我们年幼时宋玉科，陈法卫，王文襄是父亲的学生，而后陈松岑，余钟惠，贾彦德，李兆同，李行健，赵世开，叶蜚声，殷德厚，王福堂，王理嘉，武彦选等也都是他的学生，刘正埮，徐通鏘和石安石更是我们家的常客，他们经常在一起探讨学术问题。 虽然父亲是在国内国外都是有影响的
9、学者，但总是那么平易近人。对待学生，他诲人不倦，亲如家人。记得，那时石老师的夫人在外地工作，两地分居，父亲主动关心他们，为他们的家庭幸福着想。 每到新年、春节，母亲一定安排二女外出购置年货，准备好充足的水果，花生，花生米，糖果，杂拌果脯，瓜子，小点心等食品，欢迎一批又一批给父亲拜年的学生和朋友们。那也是我们特别兴奋的时光。父亲在女儿在场的时候，总会自豪地告诉大家：“我们家里还有三朵花”。 父亲讲课逻辑性强、生动，使人如沐春风。在他患病期间还带病上台讲课，他用自己的行动，自己的心血教诲学生，以自己广博的学识，深厚的功底传授知识。 他在教学和研究工作十分繁忙的前提下，还承担许多社会工作，曾先后任燕
10、京大学国文系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主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学术委员。他是建国初期入盟的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曾在民盟总部和民盟北京市支部任职。他还出任过北京市教育工会的文教部长，宣传部长及常委。曾任政协北京市委员会委员。生前他在五十年代民盟的活动中努力贯彻知识分子政策，反映知识分子的意见和要求，他努力为民盟当时的发展做了很多工作。即使是系工会向他要一篇黑板报稿，若要求星期六交稿，他星期五准完成。 父亲的眼睛又黑又亮，炯炯有神，眼神充满了自信和力量，既刚毅又热情，既温柔又亲切，极具魅力和感召力。在我们的记忆中，无论什么人提出什么问题，他都能滔滔不绝地回答出来，旁征博引。除了与同行知识界的
11、同事，朋友和学生经常交谈外，他的兴趣非常广泛，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为调节情趣，有时打打桥牌、下下围棋。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徐献瑜、化学系教授邢其毅都是他的棋友。父亲喜爱京剧、字画、音乐，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艺术形式，他都汲取其中的养分充实自己。陈伯流，李立睿夫妇，俞大絪，曾昭伦夫妇，龚祥瑞、方备夫妇，徐悲鸿、朱光潜，李四光，邓之诚、翁独健，罗大纲，褚圣麟，许德衡、严济慈、雷洁琼这些科技，文化名人都是他的好朋友。手足之情的陈伯流、翁独健、龚祥瑞更是经常促膝谈心，互敬互助，他们是爸爸的患难之交，终生的朋友。父亲去世之后，他们仍对我们子女十分关照，陈伯伯，陈伯母在我们兄妹生活困难时始终帮助我们，在此我
12、们衷心表示对他们的敬意。 父亲懂得许多国家的语言，英语、法语、德语、俄语、日语、朝鲜语、哈萨克语、蒙古语、缅甸语、越南语、印尼语等，对国内一些地方方言也有许多研究。他时时刻刻都在学习、工作，积累知识，丰富头脑。他的脑子像一个取之不尽的宝库，随时可以解开你思考中的疑团。这是何等的精神才能铸成啊！他生命不息，工作、学习不止。他把全部身心投入到他喜爱的语言学事业上，把他的爱献给了他的学生。 父亲难得有时间关心我们的学习。一次，他决定教我们德语，但只坚持一个多月，就被学生、同事来访挤掉了。他总感觉自己对子女照顾的少了。每当我们学习取得好成绩，他也总会由衷地高兴。 父亲对人真诚、忠厚，生活极其朴素，他从
13、不讲究吃、穿、玩、乐。他回国时携带的行装寄存在外地因战乱丢失后，他长期以来仅有一件呢子大衣，一身西装和一身中山装，很少添置。而我们的大伯父，两个上大学的姑姑及他家乡的生活困难的一些亲属、朋友却得到他长年的接济。 父亲的成就是可贵的，他的勤奋献身精神，追求真理的惊人毅力更让我们佩服。在燕京大学求学期间，他是抗日救国活动的积极分子，是著名的平津十校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的起草人。宣言用浅显的语言，深刻的内容，犀利的文笔感染大众，它的问世被称为“一二九”运动的前奏。他言行一致，为自己追求的事业做出了终身的奉献。从法国回国时他断然拒绝给日本人做事。抗日胜利后，他又毅然拒绝做国民党政府的福建省长，而专心学
14、术研究，为语言学界做出了重要贡献。当年日本中央学院大学讲师内藤正子女士访华时对我们说：在日本所有研究汉语的人都要学习汉语语法论，都知道高名凯。父亲的学术思想和成就在苏联、波兰和其他一些国家也有影响，在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许多知名的大学的图书馆里都有他的著作、研究记载和译本。 父亲的爱国情怀，崇尚和平、真挚热情的意志融化在他的血液中。在我们子女四人的出生起名上都有所体现：长子高倓是 1941年 11月生人，那时正值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正式参战，起名“倓”字，寓意平和，向往和平。长女高环，起名本是“还”字，而后改为“环”，意是 1943 年，正是日本人侵略中国北京沦陷之时，还我河山便是父亲内心
15、的激情。二女“苏”字的得名，是 1945 年 9 月，日本投降协议签订，中国人民苏醒了而定名。小女高熹生于 1949年 2 月，北平和平解放，“熹”字寓意早晨，代表一个崭新的，充满希望的中国即将诞生。即倓环苏熹。 父亲的娱乐时间是极少的，以至于我们几个子女很少享受到与父亲同游玩的欢乐。但我们记得很清楚，母亲去世后，父亲带我们四个孩子一起到颐和园去玩，只有一次，有照片为记，这还是在母亲去世后才享受到的。他为了安慰我们，主动安排每周五晚带我们到五道口一家茶点铺一起吃茶点。虽然没能坚持下去，但这毕竟是我们生活经历中的幸福回忆。 1965年1月3日，我们的慈父高名凯先生正值学识有成，才华横溢的时候离开
16、了我们，年仅 53 岁。可就是在这短短 53 年的生涯中，父亲以对语言学和哲学执著的追求与热爱，凭着惊人的毅力，顽强地拼搏与奋斗，著述宏富，成果数量在学术界是很少见的 非常遗憾，我们四人都没有研究语言学，但父亲一生执着语言学研究，在坎坷不平的学术道路上那坚忍不拔的毅力始终在鼓舞和鞭策我们。我们的下一代也都在他们各自的岗位上，为事业而拼博。父亲热爱艺术，曾藏有大量京剧唱片，经常听唱，还参加学校京剧票友演出。在波兰、苏联讲学时带回许多古典名曲唱片，如芭蕾舞剧“天鹅湖”和约翰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等。家里周末总是要听古典音乐，促成长子高倓选择了艺术的道路，成为优秀的音乐教育家，并影响、教育了长孙高翔从事小提琴艺术。高翔 30 岁时，任美国德林威尔大学音乐系终身教授，频繁地活跃在国际、国内的音乐舞台上，为中华民族争了光。 父亲坎坷的人生经历，繁重的家庭负担 ，超负荷的教学，学术研究和社会工作使他的身体不堪重负，南方讲学的经历摧毁了他身体支撑得住的最后防线。他病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