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右商帮消隐的制度成因分析张 军1 范树青2Zhang Jun1 FanShuQing2(江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江西 南昌 330088)（Jiangxi Institude of Administrators,Jiangxi Nanchang 330088）摘要：本文从新经济史学视角，对江右商帮消隐的原因进行了探寻，认为江右商帮消隐的原因要到明清时期的制度安排中去寻找，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安排以及制度的变迁是导致江右商帮消隐的根本原因关键词：江右商帮；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Abstract: This article bases on the perspective of new economic history, searches for the cause of Jiangxi businessmen’s blanking, Thinks that the cause of Jiangxi businessmen’s blanking would be found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s system arrangement. The arrangement of formal system and informal system as well as institutional change is the primary cause of Jiangxi businessmen’s blanking.Keywords: Jiangxi businessmen; formal institution; informal institution0引言江右商帮的鼎盛时代发端于明初，延续到清代前中期，终结于清末民初，活跃了五百余年。
据史料记载，至清代中叶一些本由江西商人垄断或控制的行业和市场，逐渐让位于徽商、晋商、陕商、闽粤商、两浙商等其他地域性商帮例如，明前期在河南活动的主要是江西商人明天顺、成化时李贤说，“四方之贾人归焉，西江来者尤众”到清乾隆初，河南巡抚雅尔图则奏称“豫省每有山西等处民人及本省富户，专以放债为事说明这此时的河南，山西及本地商人的势力已超出了江西商人在江西商人最为集中的云南，明末是“抚人居十五六”而至清代，则已是“楚居其七”，而江右仅“居其三”虽然在“楚”商中有大量的江右商后裔，但毕竟已不是江右商而是楚商又如江西本地产茶，明代主要由江右商经销，而至明末清初，浮梁茶已由徽商垄断；清后期，武夷茶则操纵在晋商之手赣南各府县颇多苎麻，农户资以为生，而其贸易获利亦多让于福建等地商人“赣州各邑皆业苎，闽贾于二月时放苎钱，夏秋收苎，归而造布江右商帮的消隐如果仅从交通格局的变化、小本经营以及江右商人儒家个性出发来找原因，就显得很落俗套，笔者以为应该从封建制度本身的根子上找原因在中国的封建制国家里，商帮迟早都要衰落，只是时间上早晚不同而已如果经营的是和国家命脉紧密相联的行业，如经营钱庄和盐的晋商和徽商就衰落得晚一些，否则就早一些。
诚如江右商帮的兴起可以从制度及制度变迁上找到成因，江右商帮的衰落和消隐也同样缘于制度及其变迁，本文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个角度分析江右商帮消隐的原因1正式制度分析1.1中国封建制国家经济制度的劣根性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社会”引用欧洲历史学划分的方法应该叫做“宗法专制社会”，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形态，其特征是地主占有土地，农民只有很少土地或全无土地，只能耕种地主的土地，绝大部分产品被地主剥夺封建社会比奴隶社会前进了一步，农民可以有自己的个体经济，但终身依附土地，实际上仍无人身自由保护封建剥削制度的权力机关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兵莫非王臣土地是封建制国家的命根子，重农抑末的思想根深蒂固，从心底里讲封建制国家是不情愿商品经济得到发展的，只有把农民牢牢地捆在土地上，封建统治才会固若金汤之所以会让商品经济有发展的空间，那也是为了保障封建制国家皇室的无节制开销以及国家机器运转的需要的巨额税赋有稳定来源中国的“封建社会”就像一个早熟的婴孩，在政治上过早地发展进入中央集权制度，而经济上远远落后，这就严重阻碍了中国两千年的发展，使中国的前进自秦以后就走进了“死胡同”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经历过三次高潮：秦汉、唐宋、明清，封建制度对商业的打压是紧一阵松一阵。
商业发展是在封建制度的夹缝中曲折前行的，就像一颗顽强的种子，只要有一线阳光就要破土而出，可是最后还是像烟头一样被捻灭了春秋前期著名的政治家、先秦法家先驱管仲在他的著作《管子·国蓄》中说：“利出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半屈；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羡（多余的钱财），隘（限制）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这一思想被历代封建制君主奉为统治民众的金科玉律，成为实施中国特色的人身控制的黄金法则利出一孔”是指人民只有一个获利的孔道、途径即国家采用政治经济法律手段，控制一切谋生渠道同时垄断社会财富的分配，那么人民要想生存与发展，就必然要事事仰给于君主（国家）的恩赐，这样君主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奴役支配其治下的民众了自由商业活动对社会所起的作用效果，恰恰与集权的封建制统治形成尖锐的对立，集权统治要求人民空间位置凝固，彼此之间杜绝横向联系，保持小农经济的统治地位，以实施人身控制和弱（贫）民术；自由商业活动尊崇的是等价交换的价值规律，其基础是金钱面前人人平等，与等级制、特权制是水火不容的而且商业可以促进人力、资金、技术、信息、商品等的横向流动，这又是对人身控制的极大危害，势必威胁封建制度的根基，统治者不遣余力地抑制它的发展就不足为怪了。
1.2中国封建制国家“重本抑末”商业制度的发展轨迹1.2.1秦汉时期的商业思想和商业制度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对市场和商贸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秦朝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等具体有效的措施为当时商品流通的广泛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环境当然，秦朝作为商鞅改革的直接受益国，秦王朝建立后在商贸方面继承了商鞅的“重本抑末”政策并在抑商方面采取的一系列具体措施实际上又大大限制了商贸的发展西汉时期在农业、手工业广泛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我国封建社会商贸经济发展的一个高峰地区间的商品流通和贩运贸易迅速发展，开始出现中国与外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商贸都市的兴起及城市市场繁盛，民间自由贸易广泛发展东汉商贸的发展程度始终没有超出西汉的最高水平1.2.2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商业思想和商业制度由于全国经济重心开始转移，南方战祸较少，故南方经济的发展较快，商贸相对繁荣北方由于长期战乱，商贸兴衰不定，更多的时候是呈现一派萧条，几乎陷于停顿官僚经商现象特别多，由于土地兼并严重，有些农民不得不弃农经商，增加了城市商贸人口，也助长了城市的虚假繁荣，谷帛货币盛行，金属货币在一些地区退出了交换，表明了商品货币关系的倒退。
商品交换虽然在国内国际间依然进行，但不很发达，国家专卖的商贸有较大发展，但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加收入，而不是繁荣市场出发的1.2.3隋唐时期的商业思想和商业制度公元581年，杨坚建立隋朝，中国历史重新进入一个新的统一阶段此后的300多年间，中国历史进入繁荣时期，社会经济比起以前有了明显的进步，国内贸易、国外贸易也较前期更为频繁和发达统治阶级也不像以前一味地重本抑末，限制商贸的发展隋唐政府从促进商贸流通的角度出发，改革经济体制，大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重新统一货币，采取一定的措施鼓励商贸活动，商贸活动较之前朝有了明显的提高隋朝时，城市商贸繁荣，较大的商贸都市已达10余座，以东西两京为最唐朝时期，重农的思想虽然仍居统治地位，但不少封建官吏士大夫、理财家对商人及工商贸的认识已有进步，轻商思想日趋淡薄，对手工业、商贸及工商贸者的限制得到部分取消，手工业商贸得到某些发展，产品大量增加，工商贸者的地位也得到提高这些都有利于商贸的发展长安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都市，扬州、洛阳等都是著名的工商贸经济城市在这些著名的工商贸城市中除了大量的本国商人外还有不少外国商人1.2.4宋元时期的商业思想和商业制度宋代的商贸达到了封建社会商贸的发达形态。
宋代，商品交易活动已不限于特定的市区以内，城乡内外都有商贩叫卖交易时间也没有限制，商人白天黑夜通宵都在营业，农村集市贸易也很发达，有的集市的商税收入甚至可以超过县城宋城商贸分工更细宋代商品品种的构成较前代有了明显的变化，种类十分丰富宋代商贸行会组织比以前更加发达商贸的发达，使纸币的产生成为可能北宋每年铸造大量钢铁钱，但仍不能满足流通需要，以致四川地区出现了我国最早的纸币，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宋代海外贸易发达和两宋贸易往来的国家很多，南宋外贸最发达时，来往国家多达50多国进出口货物一般都由中国海船担任运输，中国的造船业在当时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宋代对外贸易港口主要是广州和泉州为了管理对外贸易，政府还在一些沿海港口城市设立了“市舶司”市舶司的主要职责就是管理船舶、征收舶税、低价收买舶货通过加强管理，宋代外贸收入相当可观元代政治上的大统一，农业、手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以及发达的国际国内交通，为元代商贸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元代最值得注意的商品是棉纺织品棉花很早以前就传入中国，但棉花的广泛种植和棉纺织业的推广都在元朝取得较大的成就元代的奴隶贸易也很盛行反映了元代商贸的畸形发展元代的城市商贸基本上保持了发达状态。
北方的大都和南方的杭州，都是当时举世闻名的工商贸城市《马可波罗行记》中的记载，是大都、杭州经济繁荣的写照与元代城市商贸发达相适应，商贸行业组织也多，其主要作用是为了应付官府勒索和维护同行利益从总体生产水平来看，元代没有超过南宋，但外贸在有的方面却比南宋发达元代海上贸易范围更广，东到日本、朝鲜，西到波斯湾沿岸、阿拉伯半岛以及非洲沿海等地区南海诸国与中国通商的有20多国进出口的商口大致和宋代相同，不同之处是元代奴隶贸易具有相当规模，奴隶已成为国际性商品宋元时期的商贸思想也是比较丰富的沈括非常赞赏扩大消费借以刺激生产与就业的观念其次，他拟定了一个较客观的谷米采购价格，以避免价格波动的影响沈括还分析了当时出现钱荒的原因并暗示其解决办法，即主张采用经济方式以阻止外货进口，从而减少铜币外流1.2.5明清时期的商业思想和商业制度明清之际，中国商贸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明朝中叶至清朝前中期（鸦片战争前），代表尚在生长的商人阶层利益的商贸思想家，开展了对传统的重本抑末思想的批判运动，由此形成了本时期较为进步的商贸经济思想同时，传统的重本抑末、贵义贱利思想仍有很广阔的市场而且在社会现实经济政策与措施方面得到较全面的体现。
封建统治者运用政权力量、封建法令强力地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并运用财政税收、货币制度等经济的手段来保障其意愿的贯彻与旧的传统思想相比，新的商贸思想显得十分微弱清朝时期，统治者虽然仍然比较重视社会生产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由于封建制度本身的束缚，在商贸方面采取了许多不合时代发展趋势的做法，导致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国与西方国家在商贸经济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大，在商贸方面仍然固守中国的传统，与西方国家开始兴起的近现代商贸思想相比，中国已明显落后康熙时期的经济政策，仍然是传统的重本抑末的政策康熙帝作为康乾盛世的开创人，在位期间尤其是统治前期，千方百计地维护封建制度及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尽力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秩序康熙在国内外经济政策方面，仍旧循着原来的封建关系走，对待工商贸仍旧采用传统的轻视压抑政策，首先是实行有限制的海外贸易政策但康熙晚期，在大地主保守势力的影响下，于公元1717年实行了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完全否定了他前期的通商政策在国内商品流通方面，则采取种种措施，限制国内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