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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试论中国古代地学与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关系杨文衡摘要该文从6个方面论述了中国古代地学与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关系，即中国古代地学的产生和发展与山川崇拜的关系、中国古代地学与旅行考察的关系、中国古代地学与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关系、中国古代地学与哲学思想的关系、中国古代地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国古代地学与宗教、风俗的关系。从这些关系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探索自然、考察社会，社会需要是中国古代地学产生和发展的基本因素，也是未来地学发展的基本因素。正文中国古代地学的产生和发展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这些关系有时看起来是单一的，有时则是错综杂复的；其影响有时看起来是单向的，有时则是双向的，互动的。本
2、文试就中国古代地学的产生和发展与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关系作一些论述。1中国古代地学的产生和发展与山川崇拜的关系新石器时代，自然神的观念已经形成。在殷墟卜辞中，有大量的祭祀天、地、日、月、风、云、雨、雪、山、川的卜辞，祭祀仪式相当隆重，所用牺牲甚多（1）。在甲骨文中，“祭”不仅是祭天，也包括祭地、祭山川河流等诸自然神祗。四川广汉三星堆一号祭祀坑既使用“”祭，再将“燔燎”后的祭品“瘗埋”。据此推测，祭祀的对象是天、地、山、川诸自然神祗之一（2）。所用祭品有金器3件，青铜器5件，玉器10种，石器5种，象牙13根，陶器若干。从这些供品来看，祭祀仪式相当隆重。说明殷商时期山川崇拜（即自然崇拜）十分盛行。周代
3、的自然崇拜与商代类似。据周礼太宗伯记载，当时祭祀的自然神有天神、上帝、日、月、星辰、司中（星神）、司命（星神）、风、雨、土地、社、五岳、山、川等。礼记卷12载：“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视者，视其牲器之数。“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秦汉以后，自然崇拜并没有减弱。秦始皇、汉武帝、汉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等都曾亲自登泰山祭天地。各朝帝王还在京城郊设坛祭祀天、地、日、月、星、雷、雨，风、云等自然神。隋朝开皇二十年（600年）十二月，诏曰：“其五岳四镇，节宣云雨，江、河、淮、海，浸润区域，并生养万物，利益兆人，故建庙立祀，以时恭敬。”（3）隋书礼仪志载：“五官之神，先
4、农、五岳、沂山、岳山、白石山、霍山、无闾山、蒋山、四海、四渎、松江、会稽江、钱塘江、四望，皆从祀。”“神州等九州山、海、川、林、泽、丘陵、坟衍、原隰，并皆从祀。”“爱有四海名山大川，能兴云致雨，一皆备祭。”“开皇十四年（594年）闰十月，诏东镇沂山，南镇会稽山，北镇医无闾山，冀州镇霍山，并就山立祠。东海于会稽县界，南海于南海镇南，并近海立祠。及四渎、吴山，并取侧近巫一人，主知洒扫。”“隋制，诸岳崩渎竭，天子素服，避正寝，撤膳三日，遣使祭崩竭之山川。”“隋制，行幸所过名山大川，则有司致祭。岳渎以太牢，山川以少牢。”从这些记载来看，隋朝对山川等自然崇拜非常盛行。唐朝的自然崇拜，其盛况不亚于隋朝。新
5、唐书礼乐志载：“大祀：天、地。中祀：日、月、星辰、岳镇、海渎。小祀：山林、川泽。”“其五岳、四镇，岁一祭。各以五郊迎气日祭之。东岳岱山于州，东镇沂山于沂州、南岳衡山于衡州，南镇会稽于越州，中岳嵩高于河南，西岳华山于华州，西镇吴山于陇州，北岳常山于定州，北镇医无闾于营州，东海于莱州，淮于唐州，南海于广州，江于益州，西海及河于同州，北海及济于河南。”旧唐书礼仪志载：“神州为大祀，岳镇、海渎为中祀，风伯、雨师、诸星、山林、川泽之属为小祀。”“神州及五岳、四镇、四渎、四海、五方、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并皆从祀。”唐明皇天宝六年（747年），河渎被封为灵源公，济渎为清源公，江渎为广源公淮渎为长源
6、公。先天二年（713年）封华山神为金大王。开元十二年（742年）封太山神为天齐王。天宝五年封中岳为司天王，北岳为安天王。天宝十年，封沂山为东安公，会稽山为永兴公，吴山为成德公，霍山为圣应公，医巫闾山为广宁公。封东海为广德王，南海为广利王，西海为广润王，北海为广泽王。（4）五代时，滑、濮等州有蝗灾，“分命中使致祭于所在川、泽、山、林之神。”（5）明、清两代，修建了规模更大的祭祀自然神的场所，如北京的天坛、地坛、日坛、月坛、社坛、稷坛等。祭祀仪式也更隆重，更规范。人们对自然神的崇拜，对山、川、风云、雨雪、日月、天地的崇拜，是促使人们去观察自然，了解自然，热爱自然的动因之一。观察的结果才有地理学、气
7、象学、水文学、矿物学、地貌学、土壤学等自然科学的萌芽和知识的积累，才有中国传统地学的产生和发展。历史上一些著名学者参与了历代统治阶级的自然崇拜活动，并利用这种机会进行旅游考察，搜集地学资料。如西汉司马迁随汉武帝出游，祭祀名山大川，游览了大半个中国，使他了解了各地的自然风光，社会经济，文化、风俗等。为他撰写史记中的地理篇章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元朝至大四年至延七年（1311-1320年），著名地图学家朱思本也多次接受同样使命，奉旨代祀名山大川。他南下河南，祭祀中岳嵩山。又去桐柏山。再往南去南岳衡山。入广东，游览沿海地带。这些旅游考察活动为他搜集地理资料提供了良好的时机，使他得以绘制成著名的舆地
8、图。历代统治者对名山大川特别是五岳为什么那么崇拜呢？按白虎通的说法是：“岳之为言ju，ju，功德也。”风俗通则说：“岳，ju，考功德黜陟也。然则以四方方有一山，天子巡守，至其下，ju考诸侯功德而黜陟之，故谓之岳也。”这是汉代人以社会功能解释五岳，汉以前的解释是五岳为山镇。“镇，名山，安地德者也，又为五岳。”（6）统治阶级对名山大川的崇拜和祭祀，自然影响到民众，特别是文化知识阶层，他们纷纷以多种文学形式或地学著作来赞美歌颂名山大川，这是中国古代形成山水游记、山水志等地学流派的原因之一。这些流派对地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自然崇拜，特别是对名山大川的崇拜与热爱，使中国学者对山水的研究长盛不衰，山水著
9、作层出不穷，形成了系统。据李约瑟讲，“欧洲似乎并没有与此类文献相当的地理著作。”（7）2中国古代地学与旅行考察的关系中国古代的旅游活动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如黄帝、尧、舜、禹都曾旅游过许多地方，其目的是为了探索自然。奴隶社会最有名的旅行家是周穆王，穆天子传详细叙述了他的旅游过程。此后，旅游的人数增多，目的也各不相同。有的是商业旅游，有的是政治、军事、外交旅游，有的是为了兴修水利工程旅游，有的是宗教旅游，有的是为了探索自然奥秘旅游。这里我们只谈与地学有密切关系的旅行考察。首先，旅行考察开扩了中国人的视野，使之获得了丰富的域外地理知识。如汉朝的张骞、班勇，三国的朱应、康泰，东晋的法显，十六国的智猛，
10、南北朝的昙无竭、惠生、宋云，隋朝的常骏，唐朝的玄奘、王玄策、杜环、义净，宋朝的王继业、徐兢，元朝的耶律楚材、李志常、丘处机、常德、周达观、汪大渊，明朝的郑和，清朝的图理琛、樊守义、谢清高等人就是如此。他们的旅行考察，是中国人获得域外地理知识的重要途径。其次，旅行考察丰富了国内地理知识，是中国古代地理学得到发展的重要途径。如西汉司马迁，北魏郦道元，唐朝李翱，五代高居诲，宋朝王延德、沈括、范成大，明朝王士性、徐霞客，清朝郁永河等人就是如此。特别是郦道元、王士性和徐霞客对中国地学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3中国古代地学与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关系中国古代地学与经济的关系最明显的莫过于矿物的利用对社会经济发展
11、的巨大推动作用。石器的发明和广泛使用，铜、锡、铅的利用，铁的发现和利用，都使当时的经济上了新台阶，使社会形态发生了质的进步。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水利工程对农业经济的发展是一个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历史上哪个朝代重视水利，它的经济就快速发展。哪个朝代不重视水利，它的经济就衰退，萎缩。中国正史中有河渠志（书）或沟洫志，此外还有各种水利书籍。这些著作不仅系统地反映了中国水利学的发展史，而且也反映了水利学与经济发展的密切关系。中国古代的潮汐学与海洋经济有密切的关系，它是中国航海业、海洋水产业和海洋灾害预防预报的必然结果。研究潮汐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发展海洋经济。经济地理学是直接为经济服务的。它研究产业活动的地理
12、分布规律，预测产业发展变化，提出应变措施。中国古代的经济地理知识虽然还谈不上预测，但它已充分注意到了经济发展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经济的地区差别等。气象学中的农业气象与海洋气象，也是直接为生产服务的。它们的发展对经济产生促进作用。地学促进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之后，又会对地学提出新的要求，从而反过来促进地学的发展。地学为政治服务，春秋战国时期尚书禹贡就是明显的例子。特别是地图，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它是国土的代表，哪个国王献出地图就等于把国土献给了别人。谁夺取了政权，首先想到的是收集并掌握地图。西汉刘邦至咸阳，萧何独先人，“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处，民众疾苦者，以何
13、得秦图书也。”（8）隋唐也是如此。隋朝杨广在破丹阳后，“令（裴）矩与高颍收陈图籍”（9）。“及陈平，晋王广令矩与高颍收陈图籍，归之秘府”（10）。“武德四年（621年），太宗入据宫城（东都洛阳），令记室房玄龄收隋图籍。”（11）这里讲的图当然指地图。在中国历史上，皇帝的爱好对事物的影响很大。这点从班固开始就有人论述过。汉书食货志曰：“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珠玉金银在中国是宝物，是贵金属，是货币。它们的兴起，必然促进这些矿物的知识累积。中国地图学史上两次引进西方绘图技术，都是因为皇帝批准或亲自过问才实现的。万历年间经明神宗批准，利玛窦带来的西方绘图技术才得
14、以在中国广泛传播。康熙时期，由于康熙皇帝亲自主持，中国主动大规模引进西方测绘技术才得以顺利实现，使中国的地图学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与世界近代地图学接上了轨。中国地方志的兴起和发展，也是由于官方的推动和支持才能长盛不衰，形成了中国最庞大的地学文献库，是中国古代地学的主要内容之一。地学与军事的密切关系，主要表现在地图、地形、气象等方面。战国时期，管子地图篇专讲地图在军事上的重要作用。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三幅帛质地图都是军事地图。唐代有九州设险图，“备载古今用兵成败之事”（12）。还有供军图（13），边裔地图。李德裕于蜀中建筹边楼，左右分画南道及西道边裔地图，“其部落众寡，馈军（运粮赠送）远迩，
15、曲折咸具。乃召习边事者与之指画商订，凡虏之情伪尽知之”（14）。由于地形与军事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古代军事家所写的兵书，对地形与军事的关系有所阐述。如春秋末期孙武的孙子兵法有地形篇，专论军队在不同地形条件下的行动原则，强调将帅要重视对地形的研究和利用。战国中期孙膑的孙膑兵法论述了城市所处地理形势与战争的关系。战国后期的兵书六韬，论述了山地行军作战的原则。以后不仅兵书论述地形，而且有军事地理著作，形成了中国古代系统的军事地理知识。气象与军事的关系，在孙子兵法中已有“火发上风，无攻下风”的论述。古代战争中无论攻城守地，都要以弓矢为重要的攻击力量。而发矢之准确与否，跟所遇风之顺逆有很大关系。所以在古代战争中必须测知风向。刘宋何承天说：“战国并争，师旅数出，悬乌之设，务察风。”（15）这是古代军事气象学的产生阶段。诸葛亮的心书中，有行军与气象气候之关系的论述，这是古代军事气象学的形成阶段。五代钱大举伐吴，以钱元gun为水战诸军都指挥使。战棹抵东洲，吴人以舟师拒战，元gun“为火筏顺风扬灰以坌之，白昼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