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王蒙《组织新来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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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 蒙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研读最初发表时名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后改名为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一、作家自述最初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时,想到了两个目的:一是写几个有缺点的人物,揭露我们工作、生活中的一些消极现象,一是提出一个问题,像林震这样的积极反对官僚主义却又常在“斗争”中碰得焦头烂额的青年到何处去。 我写的几个人物和他们的纠葛,有一些地方虽然能够感受、传达,却不能清楚地分析、评价,写这篇小说时,我是抱着一种提出若干问题,同时惭愧地承认自己未能将这些问题很好地解决的心情的。 我不想把林震写成娜斯嘉式的英雄。生活不止一次地提示给我热情向往娜斯嘉又与娜斯嘉有相当区别的林震式的人物,林震式的“斗争”

2、,林震式的受挫。甚至于,我还想通过林震的经历显示一下:一个知识青年,把“娜斯嘉方式”照搬到自有其民族特点的中国,应用于解决党内矛盾,往往不会成功。 在与林震对立的一方,刘世吾是主要人物,我着重写的不是他工作中怎样“官僚主义”(有些描写也不见得宜于简单化地列入官僚主义的概念之下),而是他的“就那么回事”的精神状态。 至于刘世吾在工作上,不少地方是正确的、可敬的,我一点也不“憎恶”他。可惜,他运用自己对于工作规律的掌握来保护、掩盖自己的冷漠,他的优点和缺点是联系着的。 摘自王蒙: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人民日报1957年5月8日。 我当时还不懂得什么叫影射,嗅不出这两个字后面的血腥气味。我的小

3、说就是写了缺陷、阴暗面,而且是写的一级党委的组织部门,大胆直书,百无禁忌,影射于我,何用之有?有人说刘世吾的谐音是刘事务,可见作者视刘世吾为事物主义者。这对于作者也无异于说梦。作者当时根本不懂用谐音来帮助自己的人物亮相,如先进人物姓洪、坏蛋姓刁之类。这篇小说里人物的名称是这样起的:作者有一批老战友,作者取他们的名字,改换了姓氏,乱点鸳鸯谱,便成了小说人物的姓名。 摘自王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琐谈,读书1979年第1期。 二、重要评价观点我认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大胆地揭露了党组织工作中的官僚主义,歌颂了青年人向违反社会主义的现象进行的斗争,这自然是很好的。但是,为什么在整篇小说里,连一个支持林

4、震向官僚主义作斗争的党员都没有呢?为什么整篇小说只描写一个新党员单枪匹马地战斗呢?这引起了我的怀疑,怀疑这篇小说是否符合生活的真实。 摘自李滨:真实呢,还是不真实?,文艺学习1956年第12期。 王蒙同志没有一点歪曲这个作为典型环境的党组织,他逼真地、准确地写出了这里所发生的一切。我们不能要求他根据对我们党的整个概念来写这个党组织,因为这只能流于公式化。然而只有真实,才能有艺术的生命力和感染力 这篇小说是如此激动人心,已经不仅仅作品本身令人激动,而且超越了作品本身的感染力,引起人们更宽广的更长远的深思,这正是这篇小说成功的地方。它有资格属于优秀小说创作的行列。 摘自刘绍棠、从维熙:写真实社会主

5、义现实主义的生命核心,文艺学习1957年第1期。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激烈地批评了一个党委机关,一直具体化到北京的一个党区委,甚至在它隐射的锋芒上,还不止于此把我们党的工作,党内斗争生活,描写成一片黑暗、庸俗的现象,从艺术和政治的效果来看,它已经超出批评的范围,而形成了夸大和歪曲。 摘自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人民日报1957年2月9日。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是一篇充满矛盾和片面性的小说。有着揭发官僚主义的和表扬知识青年的热情、勇敢的好的一面,也有着衷情歌颂小资产阶级而不能令人同意的一面应该承认作品中有着反映了真实的片面因素,但却没有高度地全面地反映真实,只是一幅由于对于生活的混乱看法而草草交织地涂

6、成的速写。应该承认作品中有着现实主义的因素,但这不能看作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摘自康濯:一篇充满矛盾的小说,文艺学习1957年第3期。 刘世吾不是反面人物,而是两面人物,多面人物,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 摘自秦兆阳:达到的和没有达到的,文艺学习1957年第3期。刘世吾是一个双重悲剧式的人物:首先他灵魂里害上了与我们勇猛锐进着的生活相对立的病症无爱无憎的高度冷漠症。而可怕的还在于他十分自信地把这一切看作是自己在精神上已经成熟的表现,或者半嘲解、半自慰地认为,这仅仅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职业病”而已。作者能写出这一性格,是凝视生活、探索生活、忠实地描写生活并且勇敢地敢于生活的结果。 摘自唐挚:谈刘世吾

7、性格及其他,文艺学习1957年第3期。 革命+青春。这是王蒙用数学公式对他50年代创作的一个概括。我们也可以把它视为作家早期文学创作的基本特点。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也是青春加革命,但他的旋律与以前作品不同。以前,青春与革命是高度的和谐,现在,既有和谐,也有“摩擦”。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贡献,主要在于它为新中国文学提供了刘世吾这个前所未见的典型形象。他是经过革命战争和新中国建设生活长期磨练的干部,但他的肌体已经孳生了官僚主义、思想僵化、消极退步的病菌。这篇作品,和同时出现的在桥梁工地上和本报内部消息等一起,以其形象的典型性和提出问题的尖锐性,打破了长期存在那种无冲突的、粉饰现实的文学,使社会主义文

8、学第一次显示了它的战斗锋芒和警世骇俗的作用。 摘自张韧:论王蒙的小说,新文学论丛1982年第2期。 正如郑波与田林之间发生的感情悸动是青春万岁中最深沉、最温柔也最有含蕴的部分一样,赵慧文与林震之间发生的感情波流也是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最深沉、最温柔也最有含蕴的部分。在赵慧文和林震身上,在他们的情绪的波流中,王蒙是放进了宽宏的理解和温暖的同情的。这使得小说的这些片段充满了人性的力量,弥漫着槐花的清香。探寻王蒙在50年代对爱情的见解,也必须看到,王蒙从创作生涯的开始,就把青年人对爱情的追求和对人生、对真理的追求联系在一起描写的。50年代那种健康的理想、向上的事业心、明朗而单纯的生活信念,不能不渗透

9、、制约着王蒙对爱情的理解和描写。他笔下的恋人,或多或少都对自己内心的爱情持理性主义的约束态度,而王蒙也肯定这种约束。 这是王蒙50年代爱情观的一面;而另一面则是肯定着爱情追求中的理性态度,在这种理性态度中探寻爱情的社会准则。前者是激情,是迷惘,是如火如荼、如怨如慕的诗;后者是理智,是清醒,是道德和良知的律令。这种对爱情的双重态度,在不同的作品中,在不同的时候,各有侧重、消长,但都没有偏激、畸侧到只执一端。这样的爱情观,当然反映着王蒙内在心灵情理结构的特征。 摘自曾镇南:王蒙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12216页。 1956年六、七月间一天,我正在河北北京中学复习功课,准备报考大学

10、。王蒙来找我,问我准备得怎么样。然后,他从布书包里拿出一篇题名是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小说手稿,我一看这个题目,就被吸引住了。我赶忙看了一遍,虽感到写得不错,却没有说一句称赞的话。不知为什么,自从对武训传批判,对俞平伯批判,直到对“胡风反革命集团”批判,我总感觉搞文学创作和研究是危险的行当,弄得不好,身败名裂,有舌难申辩。出自这种考虑,我问他:“这么写,好么?”我又建议:“能不能把结尾写得更圆满些呢?”言外之意是,最好在区委书记找林震之后矛盾解决了,沾染官僚主义毛病的领导同志认识到不妥,麻袋厂支部的一些不健康情况扭转过来了,上下左右皆大欢喜了。尽管我也知道,皆大欢喜的结尾是掩盖矛盾,违背客观现实

11、。但如照实写来,就可能招麻烦。因为当时文艺上的清规戒律已经相当多了。王蒙可能看出了我的担心,说:“不行,就把稿子寄给人民日报,党报不会欢迎这种东西?”(这话我记得十分清楚),当时年纪才二十一岁的王蒙,有多么真诚,还带有多么重的稚气啊!他相信因他写了这篇东西,还会受到党的表扬呢。 几个月过去了。我并没有在人民日报上,而是在九月份的人民文学上读到它。以后发生的事情,果不出所料,并且远远地超出了我的所料,这篇现在看来主题思想很平常的东西,当时竟引起了一场国内外都很关注的轩然大波。文艺学习从1956年12月开始,用了整整四个月时间,连续发了作家、评论家、党政干部、大学生等各方人士的大量文章,不论是毁是

12、誉,态度都异常激烈。最可怕的还在于社会上兴起的那种庸俗社会学的舆论。有人联系国际背景,说它是修正主义思潮在文艺上的反映,有人说它是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有人不考虑小说与新闻报道的区别,根据小说一处提到j匕京日报,而断定故事描写的是首都,因此对小说写作经过进行查究,由此殃及不少同志。 这场风波来势猛,不仅使王蒙忧心如焚,而且连我也感到坐卧不宁。1957年二、三月间一天晚上,我去看王蒙和他爱人崔瑞芳同志,王蒙精神负担很重地说:“照这样推理、演绎,这样扣帽子,以后谁还敢写?” 过了些时候,我听说这篇小说惊动了毛主席,他出来为王蒙说了公道话。他说,我和王蒙不沾亲不带故,但要给他解围。还说,不能指责作者把地

13、点选错了,北京为什么不能出官僚主义?他还说,王蒙有才气,有缺点,可以帮助么,不能一棍子把人打死。 但是,我又没有料到,毛主席的话虽然使争论平息了下来,而关于这篇小说究竟是香花还是毒草的争论并没有彻底解决。自1957年直至“文化大革命”,这篇东西给许多人带来不少麻烦和不幸。 摘自老马:我所知道的王蒙,传记文学1988年第3期。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是一篇有重要突破意义的作品。在当代文学中,它第一次闯进了一个文学题材的禁区:正面揭露了我们党内、党的心脏党的领导机关,而且是党中央所在地北京市的一个区党委机关中所发生的病变。这在讽刺一位科长、局长已属不易的50年代,可以说是一种非凡之举,表现出王蒙用文学

14、干预生活的惊人勇气。 在艺术上,王蒙严格坚持忠于生活的原则,没有把人物简单化、脸谱化这对当时盛行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倾向无疑是一个有力的冲击。 摘自学正:当代文坛上的一场笔墨官司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争论始末, 语文月刊1989年第8期。 年轻人表层结构叙述的是一个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故事,深层结构叙述的则是一种深刻的生命体验。 决定林震与刘世吾深层矛盾的就不是官僚主义与反官僚主义的矛盾,而是两种精神状态的矛盾,热情、单纯、进取与冷漠、世故和衰退的矛盾。这就在其本质上,决定了林震与刘世吾矛盾冲突、官僚主义与反官僚主义的矛盾实则是年轻人与成年人的两种情感方式、思想方式、生命方式的矛盾,这才是年

15、轻人的深层结构 这一深层结构才表现着年轻人的最根本主题。那么,这一深层表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内容呢?我认为,它是一种深沉的人生体验、生命体验。 用年轻人成年人的原型模式去解释一部作品,或者说作品中表现了这一原始意象,并不是对这部作品的贬低,相反,却可能是指出了这部作品的最根本价值。 摘自杨朴: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的不同意义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重新解读, 松辽学刊1994年第3期。 刘世吾有过梦想(幻想、理想)的狂热,只是不得不压抑了这种狂热。他的生活信念是一个布尔什维克,经验要丰富,但是心要单纯,这是早年的革命活动所造就的心理定势。 问题不在于现在是事务性工作,而是在于他的生命有相当一部分被无意义地耗费掉,刘世吾之所以欣赏韩常新写材料的做法,是因为那样才能把自己的精力解放出来。 这时候,我们不仅不觉得他是个官僚主义者,反倒觉得某种程度上他是个这种环境中善于工作的智者!他善于适应环境,现实地而不是理想化地去理解环境,力图在镣铐中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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