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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初论陕南文化的地域特色及发展规律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大地上，陕南本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地方，只是说起它的与众不同的地理位置与历史文化，又是一个特色突出的闻名之邦，久来令人所关注。 陕南地处陕西省境的南部，北面以秦岭为屏，与关中相望；南面以巴山作障，与楚蜀相接。横越陕西中部的秦岭，又是我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主要分水岭及地理上北方与南方的分界线。自古以来，久有域属黄河文化的秦地文化区位其北；域辖长江文化的楚地文化区置其南，遂使陕南的地域文化的历史源渊，不追溯到黄河流域的秦文化，就要寻根于长江流域的楚文化。以致陕南的地域文化，则长期表现有秦楚文化交汇相融的地域特征，而与南北各地相不同。只是由于文化是一个
2、海涵十分浩瀚的历史概念，尚难仅以此文一一举证说明，只能采用举隅方，剔其最能表现陕南地域文化特色与发展规律的戏剧文化略示论述，籍以概观其域文化的历史真貌。 明清时代，是陕南戏剧文明兴起与繁荣的一个重要时刻。明代中叶以前，高山纵横，密林蔽天，人烟稀少的陕南山地，除了有各种山歌民舞活动外，戏剧文化还几乎处于空白。但是，到了明代末叶以后，形势就发生了根本的改变，随着江南楚地和西北秦地戏剧艺术的不断北上和南流，陕南各地也相继出现并形成了汉调恍恍、汉调二簧、陕南道情、陕南曲子、商洛道情、商洛花鼓，以及弦子戏，八岔戏，大筒子戏等多种形式的戏剧声腔，使往日平静旷漠的秦巴乡野顿时热闹红火起来，极大地促进了陕南社
3、会文化文明的进步和发展。可见明清时期，秦楚地的戏剧文化向陕南地区的不断流播与南北交融，是陕南戏剧文化文明得以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与地域特征。这一规律，曾使陕南的戏剧文化既包含有南方楚地戏剧文化的奇光异彩，同时也呈现出北方秦地戏剧文明的历史辉煌。由此可见，陕南虽然地处偏僻，而明清时代的戏剧文化的飞跃发展，确为陕南地区历史文化文明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当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再造陕南文化文明的再度辉煌，研究它的过去，寻找历史的内在联系与发展规律，把握当前的发展走势，准确的预测未来，就必然成为时代赋予我们的一项历史重任。 一、陕南秦楚地域文化的交汇重镇 陕南地区，包括今商洛、安康、汉中三
4、个地区，位于陕、豫、鄂、川四省的交界地带。境内除了少量的汉江、丹江流域为盆地外，大多数地域多由秦岭和巴山山地所组成。 远在公元前的齐、楚、燕、韩、赵、魏、秦争雄的春秋战国时期，以中原和荆楚为中心而形成的楚国，共历八百余年，曾成为其时南方的一大强。它最初建国于陕南商县和丹凤县的楚水和楚山，清乾隆商州志载：“乳水之南山皆曰楚山。”“丹水之南，山亦皆曰楚山。”乳水古名楚水，发源于楚山。楚山脚下为商州，居丹水之阳，简称“丹阳”，为楚人早期的国都所在。清嘉庆、道光年间(17961850)时任陕南旬阳知县、陕西按察史的严乐园在三省边防备览(以下简称备览)中也说：“商州即楚地也，商地六百里，张议用以绐怀王者
5、。地在楚，则关中之险。”此时楚国的疆域狭小，人口不多。地域虽为“州方千里”，但辖南方小国甚多，有百里之国三十，七十里之国六十，五十里之国二十。(礼记、王制)楚国国王为熊绎，后因发迹于西北的西周南征，被迫南迁于湖北的荆山。左传云：“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故有荆楚之称。至楚武王熊通时，因国力日益强大，先灭江汉诸国；后问鼎中原，足至黄河；南吞吴越、巴蜀和两广，以及陕南安康的大部分地盘。到楚庄时，已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一时成为雄踞南方，统霸江南的一大强国，久有华夏“半壁河山”之称。战国策记载苏秦曾对楚威王说“楚，天下强国也，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山东半岛)；南有洞庭，苍梧(广西
6、漓江流域)；北有陉塞(河南密县)、郁阳(陕西旬阳)，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曾为后世中华民族的全国统一，奠定了基础。楚国在中原和江南各地的郑、卫之声和楚调、吴歌、蔡讴等传统文化的基楚上，经汉、唐、宋、元各代的发展，遂渐形成了楚地的文化文明，并对后世各地文化艺术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楚国因地处陕南地区的南界和东疆，其中还有陕南的商洛、安康两地曾为楚国的辖地，因而楚国的文化文明，特别是戏剧艺术，曾是左右陕南地域文化发展的一支重要势力。 与此同时，位于陕南地区北部的另一七雄之强秦国，以秦岭以北的关陇和三秦地区为中心，在秦始皇的统领下，因采用于商鞅变法，也迅速强大起来，以连横和兼并之策，挫败了以楚为
7、首的六国合纵抗秦政策，于楚怀王末年，战败楚国，并使楚国失掉了战略要地陕南汉中等地。以致楚国不得不连连迁都，节节溃败，秦国趁势举兵南下，吞掉了楚国的大片疆域，终至公元前223年为秦所灭，之后秦国相继又灭六国而统一了六国。秦国在以秦声等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历汉、唐、宋、元各朝发展起来的秦地文化，随着秦地长安，世为汉、后各代的国都，对全国各地的文化艺术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无疑，形成于明清时代的秦地戏剧文化，也必然南传陕南地区，而影响到陕南地区历史文化与戏剧文化的发展。 究其秦楚两地文化对陕南地区文化的影响，孰大、孰小的问题，就有关的古籍记载和陕南出土的大量历史文物考证，相对而言楚文化的影响是要大于秦文
8、化的影响，这不仅是因为陕南曾是楚国文化最初的发祥地，还因为陕南地处我国的秦岭以南，区内的汉江，丹水等两大河流均属于江南的长江水系，无论其地的自然环境、气候条件、风俗习惯、民间艺术、建筑风格，以及所用器具等等，多数都与南方楚地相近同。例如：、自然条件，均属于南方亚热带湿润气候和亚热带作物区，农业以种植水稻为主要，可占总作物面积的80，且是一年两熟。、民房建筑，一般采用南方地区的独屋三大间明庭格式，不用秦地的四合院。、演出舞台，一律采用南方的以木柱棚板的栏杆式建筑，不用北方秦地的以砖砌基的台基式建筑。、安康平利出土的战国编种，饰乳钉纹，亦系巴楚先民的娱乐祭祀乐器，与秦地扶风等地出土的编钟不同。、民
9、间艺术，有秦巴山歌，江南小调，湘鄂民歌，鄂西的郧阳调，安徽的凤阳花鼓等，但能够听到北方秦陇地区的山歌与民歌者尚少。、就连当地出土的古代兵器，也是以白虎为图腾的巴楚军用兵器，名“虎纽”，也不为秦地所常见。 二、秦楚戏剧文化流入陕南的要因与途径 明清之际，秦楚两地的戏剧文化能够流入陕南，并使陕南各地的戏剧文化得以勃兴与繁荣的原因，虽说是多方面的，但究其要者，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陕南地处特殊，自古以来久为西北秦地通往南方楚地的交通要冲。远自汉、唐时代，以秦地长安为中心而通往东南楚地的交通驿站就多达四条，而且条条均须通过陕南地区。其一，曰蓝关古道，自关中蓝田越过秦岭，经商洛，沿丹江南下，远达荆楚的
10、襄樊地区。备览中载：“商州在西安东南，距省城平路三程，出蓝田进峪，东南至龙驹寨(今丹凤)，小河一道(丹江)，可通丹揖，直达襄阳老河口，西商之贸易东南者，多于此买舟揖雇骡，人烟稠密，亦习都令焉。”即指此。其二，曰大峪古道，自关中的大入山，翻越秦岭，途经镇安、旬阳、安康等地，沿汉江而下，直抵鄂西楚地。备览中言：“兴安(今安康)往西安大道，由汉中一千八百里，故于山中另辟新路，由旬阳赵家湾、西河关经过镇安孝义出大峪口，山路约七百里”。其三，曰傥骆古道，自关中的周至县穿越秦岭，南下汉中洋县，再沿汉江东下抵达湖北的汉江平原。其四，曰褒斜古道，自关中宝鸡大散关南行，至汉中褒城，沿勉县南下至巴蜀，顺汉江东下，
11、经汉中、安康、到湖北的襄阳，通过荆州，至湖南的长沙，最远可南达广州。备览云：“由宝鸡县渡渭河进山，达凤县古陈仓留坝至褒城县，山路五百里，为北栈道。”入川之路，由此而南，“由宁强、广元南栈道而前者正道也。”又说：唐时国都长安，江淮之米，多由汉江或丹江运至汉中和商州，继由陆路运至长安。江西、湖广之米，多经汉江西运，专募湖南永州剥船，船既坚实，人亦耐劳，亏损甚少。这些驿道的开辟，曾使“官方使臣往来，皇纲贡品运输，民间商贾贩运，鱼书雁子传递，文人墨客旅游更趋频繁”。自然也为南北秦楚两地的戏剧文化的传入陕南山地，提供了方便。 (二)经过明末清初的长期战乱，全国各地，人口锐减过半，以至于十室九空，大批田园
12、荒芜。清初的统治者，因接受了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推翻了大明江山的历史教训，从富民裕国的目的出发，对农民采取了一系列的让步政策。顺治六年(1649)颁布了垦荒令，“招抚流徒，开辟荒芜。给以印信，永准为业。”为了尽快地增加人口，鼓励农桑，康熙二十三年(1684)，又三次下诣，豁免赋银，实行“摊丁入亩”及“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税赋政策。在这些让步政策的激励下，自清初到清末，先后二百多年间，曾有江南的两湖，两广、巴蜀、江浙以及北方的秦陇、中州等地的大批流民，或强制、或自愿，日以千众的惊人数目流入陕南的秦巴山地，“圈地占产”，“插标为界”，“开辟农林”，“兴修水利”，“商贾结帮，列肆府县”，便一度使陕南
13、各地的人口骤增，呈现出“五方杂处”，“十室九户皆外籍”，而土著居民甚少的新局面。各地流民进入陕南的途径与垦荒情形：“流民之入山者，北则取道西安凤翔，东则取道商州、郧阳，南则取道重庆、夔州、宜昌，扶老携幼，千百为众，到处络绎不绝。”“楚豫流民入山开垦者，多取道”于商州之洛南，并说：“其地土著人少，所种者不及一、二，招外省客民，指地一块，立约给其种，客民亦不能尽种，转招客佃，一户分作数十户，各租只认招主，不知地主为谁。”(备览)这样随着各地大批移民的流入，不仅为陕南带来了各地的先进技术，还带来了不同地域的方言语音、风土与民情，以及各地的民间艺术与戏剧艺术，为陕南地区的农林业、手工业、商贸业、交通与
14、文化艺术业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积极地促进作用。 (三)在清代，随着陕南各地人口的不断增加，农林业的迅速发展，各商埠重镇的商贸业，也遂之得到了扩大和发展，陕南的青茶，秦巴山区的党参、天麻等名贵药材，核桃、板栗等山珍名果，以及红松、油柏等珍贵木材，都成为南北各地的药商、木商、茶商等，以丹水、汉江水运为交通要道，进行贩运经营的主要商品。这些在陕南各地落脚的商客，为了款述乡情，联络客户，扩大生意，一般还要互相集资，在各大商业重镇，以一省一地为名，修建各省各地的商业会馆，并以会馆为中心，成立各省各地的同乡会。商人们为了祭祀财神，并得到财神爷的保佑，以求生意的兴隆和昌盛，馆内还都建有戏楼，每至会期，便由同
15、乡会筹资献乐敬神，且不惜重金，远途从家乡邀请上乘戏班，前来献戏演出。这种商会戏的出现与流行，也为南北各地的戏剧向陕南地区的流传提供了相应的物质基础与条件。虽说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关于此类商会戏演出的文字记载甚少，但这些来自各地的商人在陕南各地修建的会馆戏楼作为一种历史实物的存在，却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秦楚等地商贾邀请南北两地戏班到达陕南各地演出的历史凭证。如乾隆至光绪年间修建的安康黄州会馆和江西会馆戏楼；紫阳县瓦房店的西北会馆戏楼；武昌会馆戏楼，洞河镇武昌会馆戏楼；白河县黄州会馆戏楼；旬阳县蜀河黄州会馆戏楼，棕溪江西会馆戏楼；以及汉中的河南会馆戏楼，丹凤县的船帮会馆戏楼等等，都是南北戏剧早在清代荟
16、萃陕南的最好说明。 (四)明清时期，秦楚两地流入陕南的各种戏剧文化，能在秦巴山区立足和发展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还在于各地庙会戏的普遍兴起的大量需求。由于历代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他们统治地位，都特别重视戏剧的高台教化作用。他们不仅利用自养的宫廷与官府戏班，为他们歌功颂德，树立皇权，而且还利用民间戏班酬神赛会的戏剧演出，宣传封建礼教，麻痹人民群众的精神意志，遂使各地勒寺建庙，塑神祭祀活动盛行。清代的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缓和民族矛盾，更是上行下效，沿袭明制，由各级官府出资，在各地大兴庙会演戏典乐之风，致使陕南各地的庙会演出活动处处可见。凡有山有村的地方，每年至少都有两次以上的酬神典乐活动。如面积不大的洛南县，清代各地就建有各种庙宇和戏楼一百多处，平均每个乡镇竟达五处之多，长期呈现出各山架岭神庙与戏楼林立，四季香火与会戏不绝的繁荣景象。据陕西清末清理财政局编印的陕西清理财政说明书记载，其时陕西各州、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