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氏文通 对汉语词类研究的贡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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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odern chinese M 8 XIANDAI YUWEN 2008.10 一、文通以前的汉语词类研究 汉语词类研究古已有之。春秋时期就使用了“辞” 这一术语来阐释虚词，具有了总体分类的意识；汉代提出 “辞”“词”“语助”等概念作为阐释虚词的专用术语， 并对“词”作了界说，从而使汉语词的虚实两分呈其端 倪；唐代训诂学者承汉人之说，发汉人之意，以词是否有 “意义”为标准披露出汉语两大词类的概貌，形成了汉语 词类虚实两分的格局。孔颖达在五经正义中以“为 义”“不为义”为标准把汉语词分为“义类”和“语助 类”，在语法史上具有空前的重要意义。宋代首次使用了 “实字”和“虚字”的概念，但其涵义与

2、现代所谓的虚词 和实词有所不同。宋人的“实字”指的是具体名词，“虚 字”指的是具体名词之外的所有词。元代用“实字”和 “语助”对立，使唐代的虚实二分进一步从形式上得以完 善，在汉语史上完成了两大词类的划分，并且出现了我国第 一部专门论述汉语虚词的著作卢以纬的助语词。清 代用“虚字”代替“语助”，自此，“虚字”和“实字”便 作为汉语乃至其他语言中两大对立的词类名称被确立下来。 清代是我国词类研究的集大成时期。清人在前人研究 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前人未加留意的词的类别概念。如 王筠说文句读中的“动字”“静字”说，王引之经 传释词中的“问辞”说，其他像“称代辞”“形容辞” “指辞”“设词”这些称谓也

3、都出于清人之口。代表清人 对词类问题认识的最高成就的是刘淇的助字辨略和王 引之的经传释词。 在文通以前的漫长历史阶段中，我国古代学者对 汉语词类的认识始终是朦胧的、模糊的，还未进入自觉阶 段。他们没有视词类问题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而只是 附之于“小学”，并使之成为经学附庸，所以不可能真正 触及汉语词类的本质问题。 另外，“古人对汉语词的研究也是很不全面、很不 均衡的，主要侧重于虚词的诠释和说明，而对于争议较多 的实词却往往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有的甚至根本就未提 及，即使触及到的也只是从词汇平面去解说，而很少从语 法平面去探讨。古人所以这样做，在于他们感到实词意义 明了，便于理解，毋需为之多费

4、笔墨。”（朱林清汉语 词类研究述评，南京师范大学报1995年第1期） 但不管怎么说，这一时期前人对词类的研究还是很有 成绩的。翻检文通，不难发现，马建忠主观上也是以 “经生家言”作为自己研究的出发点，且有不少术语取之 于古人。不难设想，如果没有古人数千年的辛勤探索，汉 语语法学研究要一下子达到文通这样的起点，恐怕是 不可能的。文通正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弥补前人 之不足，开掘前人之未有，使我国古代的词类研究得以进 一步发扬光大。 二、文通的词类研究及对汉语词类研究的贡献 （一）文通的词类研究 文通把“字”（即词）分为虚和实两大类，并分 别作了定义。“凡字：有事理可解者，曰实字，”“无解 而惟以

5、助实字之情态者，曰虚字。”（文通商务印书 馆1983年版第19页，以下仅注页码）就是说，凡能对自然 界和社会中的现象和活动以及事物的规律作解释的词，叫 做实词，相反，不能解释而只用来帮助实词表示情态的， 叫做虚词。 文通中的实字包括名字、代字、动字、静字、状 字等五类；虚字则包括介字、连字、助字、叹字等四类。 1.文通给这些字类所下的定义是： 凡实字以名一切事物者曰“名字”（46页），相当于 汉语的名词。 凡实字用以指名者，曰“代字”（50页），相当于现 代汉语的代名词。 凡实字以言事物之行者，曰“动字”（50页），相当 于现代汉语的动词。 凡实字以肖事物之行者，曰“静字”（51页），相当 于

6、现代汉语的形容词。 凡实字以貌动静只容者，曰“状字”，相当于现代汉 语的副词。 以上所述，均为文通的实字，共五类。 2.文通的虚字共四类，如下所述： 凡虚字以联字相关之义者，曰“介字”（414页），相 当于现代汉语的介词。 凡虚字用以煞实字与句读者，曰“助字”（536页）， 相当于现代汉语的助词。 凡虚字以鸣人心中不平之声者曰“叹字”（630页）， 相当于现代汉语的叹词。 凡虚字用以提承推转字句者，曰“连字”（464页）， 相当于现代汉语的连词。 文通在总结字类时说：“字类凡九，举凡一切 马氏文通对汉语词类研究的贡献 高俊杰 摘 要：作为科学的语法学的一部分，汉语词类的研究是从马氏文通（下称文

7、通）开始的。文 通把传统的词类学说加以根本改造，变附庸为独立，变零散为系统，变谈论为科学，是传统小学的集大成者。 更为重要的是，它开启了词类研究的新局面。它的词类研究有极强的生命力，历经百年考验而沿用至今。后人在 词法学研究方面始终都无法逾越马氏的高度，未能另起炉灶。 关键词：实字 虚字 意义标准 形态标准 功能标准 ? odern chineseM 9 XIANDAI YUWEN 2008.10 或有解或无解，与夫有形可形、有声可声之字胥赅矣”。 （23页）不过，文通有的字类所包括的范围大小与现 在通行的词类不尽相同。如，代字中有一部分现在归入副 词；状字内有一部分现在归入形容词；连字内有一

8、部分现 在认为是副词或介词。具体情况如下： （1）文通代字今归入副词者： 皆 具 悉 遍 都 咸 自 相 交 虑 虑率 大凡 大率 大抵 大归 大要 （2）文通状字今归入形容词者： 重言：匈匈 鞅鞅 录录 融融 重言后加字：侃侃如 谆谆焉 任何一字后加“然”等：油然 沃若 莞尔 （3）文通连字今归入副词、介词者： 既 又 不 非 方 当 甫（归入副词） 比 及 自（归入介词） （4）文通的助字只包括现在所说的句末语气词。 （二）文通对汉语词类研究的贡献 文通首次为汉语分出了语法类别，构建了汉语词 类系统。它的词类体系一经建立，就显示了极强的活力， 历经百年考验而沿用至今。20世纪30年代陈望道

9、分析过 文通词类体系的稳固性，20世纪80年代吕叔湘仍说： “文通这九类字的划分大体上是合理的，发展到 现在，除把字改为词，也还没有什么大变化。” （马氏文通述评张万起主编，中华书局，1987年 版）孙良明也说：“汉语科学语法史上，词类划分及其定 名从开始到现在基本上是一致的，区别仅在于名称与范围 的小异（如代名词和名词）或小类的独立与合并 （如数词量词有的归入形容词或名词）上。” （汉语词类划分的再概括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年 版）并进一步指出文通对各类词的次范畴的研究也基 本被继承下来。这都符合事实。 相继问世的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虽参照的是纳 斯菲尔德的英语语法，将词分为五大类共九种（

10、实体 词：名词、代名词；述说词：动词（同动词）；区别词： 形容词、副词；关系词：介词、连词；情态词：助词、叹 词。）但两者比较，也不难看出，除了在每类词的具体范 围上有所差别，马黎两家词类体系大致相当。这一时期的 陈承泽、金兆锌、何容等人，虽主张革新，但在词类的划 分上仍跳不出马氏的窠臼。只有金兆锌的划分（见国文 法之研究第53页）相对来说比较有新意，既照顾了意 义，更突出了功能，但也是直接受益于马氏的。文法革新 之后的吕叔湘把词分成了实意词和辅助词两大类（实意词 包括名动形三大类，辅助词包括限制词、指称词、关系词和 语气词），并首创了语气词这一大类。（见中国文法要 略）王力先生在中国现代语法

11、中提出了半实词和半虚 词之说，并把数词从形容词中独立出来，单成一类。 1953年前后，一次全国规模的词类问题讨论在中国 语文上展开了。在对汉语词的具体分类及词类的界限问 题上，很多学者都作了探讨，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暂拟体 系（张志公主编）和现代汉语语法讲话（丁声树等 著）的词类系统。暂拟系统把词分为实词和虚词两大 类，前者辖下名动形数量代六类，后者包括副介连助叹五 类。该书对各类词的描写细致详细，利于中学语法教学。 现代汉语语法讲话是结构主义在中国的首作，它未采 用虚实说，而是一次性把汉语词分成名代数量动形副连语 助象声等十类，并最早把量词独立成一类。文革之后，语 法研究恢复生机，在词类研究方面

12、有了新的进展。代表作 有吕叔湘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和朱德熙的语法讲 义。他们的突出之处是把词分成“封闭类”和“开放 类”两大部分，并把实词分为体词和谓词，比较成功地反 映了汉语实词存在的两种不同的趋势。一直到现在，虽然 在某些小类的归属问题上还有分歧，但词类的划分基本趋 于一致，多采用实词虚词两大类分类法，并分别下辖名动 形数量代副和介连助叹拟等十个小类。 从文通以后一直到现在的词类划分情况可以看 出，汉语词类的划分其大致思路是一致的，总体上采用马 氏的实虚二分法，虽在细枝末节上略有差异，但只是对马 氏的理论修修边角而已，无法走出文通的框架，可以 说马氏的词类理论一直在统治着中国词法学。 文通对

13、词类进行了比较科学的划分，它所依据 得分类标准是什么呢？对此历来有三种看法，一是“意义 标准”说；二是“词义及词在句中的功能标准说”；三是 “功能标准”说。持第一种观点的人较多，理解却各有不 同。多数认为是词汇意义，也有的认为是类别义（如陈兴 伟的马氏文通词类理论再研究），还有的认为是 概括意义（如刘永耕的马氏文通对汉语词类研究的 贡献）。谈的最详细的是陈望道，他认为“马氏所谓字 义似乎含有三种不同的意义，（即个别意义、配置 意义、会同意义）马氏文通却将三种不同的意 义混而为一，未加区别。”陈氏不满足于“意义”一词的 含混，是非常正确的，可他终未说清马氏是凭什么样的意 义划分词类的。 “字有一

14、字一义者，亦有一字数义者，后儒以字义 不一而别以四声，古无是也。凡字有数义者，未能拘于一 类，必须相其句中所处之位，乃可类焉。”“字无定义， 故无定类。而欲知其类，当先知上下文意何如耳。”（23 页）文通明明告诉我们，“亦类其类”的“义”必须 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必须视其句中所处的语法位置， 二是必须了解上下的语义关系。可见，其“义”并非词汇 意义。 “凡字有义理可解者，皆曰实字。即其所有之义而 类之，或主之，或宾之，或先焉，或后焉，皆随其义以定 句中之位，而措之乃各得其当。”（11页）这是文通 序里的一段话，它表明文通在实词范围内奉行的划类 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皆随其义以定句中之位。”这

15、一 点经得起严格的检验，每类实词均附有大量的例证详尽说 明各种不同的用法，所能占据的语法位置，便是有力的证 据。至于虚词，文通的定义就是依据句法功能下的， 如“凡虚字以连实字相关之义者，曰介字。”“凡虚字用 以为提承展转之句者，统曰连字。”（22页）可见“义” 只是文通划分词类的参考依据，而非划分的标准。 “古代的四声别义发展到四声转音，体现出一个 与功能相应的意义区别问题。这个土生土长的传统虽然发 育不全，但它所萌发的语法观念无疑给了文通一个重 要的启示：词义与功能的结合是有可能的。”“将意义之 维引进句子，与句法功能融为一体，正是文通最有建 设的创见之一。汉语缺乏形态的变化，重意会而不重形 式，照搬外来的模式解决不了问题，必须寻找一种有效的 手段，一种自己的分类标准。形不能据，音不能依，只能 借助于意义，用意义来控制功能。”（陈兴伟马氏文 ? odern chinese M 10 XIANDAI YUWEN 2008.10 通词类理论再研究古汉语研究1996年2、39页）陈兴伟 的这段论述非常精彩，他指出文通划分词类的标准是 功能与意义的结合。而这也正是现代人在划分词类方面所 苦苦追求的，但结合的如何却一直是语法学者最困惑的问 题，至今仍无法解决。 马氏的划类标准给了后人极大的启示。继文通 之后，黎锦熙、陈承泽、金兆新等都反对以意义为标准来 区分词类。黎先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