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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关西安事变几则电 报内容与时间的考辨 杨奎松 编者按:此文提出了一些问题,其中某些看法有一定的道理。欢迎有关部门和研 究者提供原始资料,进一步考证与讨论,把问题弄清楚。 自80年代以来,陆续公布了一批有关西安事变的电报档案资料。这些文电的公布,为西安事变的研究 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依据。但是,在公布的这些电报里,也有极少数重要电报的时间和内容不大准确,容易对 研究者产生误导,故此撰文略作考辨。 11周恩来关于与张学良商谈各项问题致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电(1936年4月10日)。 (1990年刊布于党史资料第 33辑第34页) 这封电报是研究西安事变前夕中共与张学良统战关系,以及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初
2、衷的 最重要的一份文献资料。但已公开的文件内容以及标注的日期却明显地与原文内容及其形成 时间有所出入。 首先是电报的时间问题。刊布的电报时间标明为“1936年4月10日” 。已知此电为周恩 来在与张学良举行第一次延安会谈之后向中共中央的通报,而此次会谈进行的时间在1936年 4月9日夜至10日晨。会谈结束后,周恩来一行很快离开延安,返回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瓦 窑堡。从瓦窑堡到延安,仅直线距离就有大约160里之遥,何况当时并无大道可通,因此周 恩来一行从瓦窑堡前来延安时, 4月7日下午出发,中途略事休息,直到8日下午才抵达距延 安还有20里远的川口,路上至少走了十几个小时的时间。显然,回程也要花大
3、致相当的时间。 周一行当时虽带有电台,但当时天气情况很差,经常联络不上,再加上所带者只是行军用的 电台,发大文件亦不可能,故周从延安出来后,至川口休息时,只发一短电,向中共中央通 报谈判已经结束,有关内容容后续报。之后,周一行兼程回赶,至次日凌晨才赶回瓦窑堡。由 此可知,说此电时间为4月10日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正确的时间应该是在4月11日。 其次是电报的内容问题。刊布电文时,编者曾特别在电报题目下注明:“本文按中央档案 馆保存的电报抄写稿刊印”,并且,刊布的电文既有收报人,也有发报人,中间又无删节号或 删节说明,给人的印象是原文照录,未加增删改动。但事实上,仅就刊布的电文本身看,就 会发现此
4、电文不完整,因为它只有“甲”项,而无“乙”项及其他各项。再对照引用过此一 电文的申伯纯、张魁堂等人的著作,更可以发现,编者所公布的尚不及原文的三分之一,而 且文字多有变动,许多文字的改动本无必要,有些改动干脆改变了原文的内容,甚至歪曲了 原文的意思。 所谓许多改动本无必要,仅举两例即可看出:如“甲”项下之文字,原文为“与张说明 的基本及具体问题:”,刊布的文字则改为“与张谈的基本及具体问题如下:”;如“甲”项下 之“A”点,原文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完全同意,但他在公开抗日之先不能不受蒋令 进驻苏区,他认为红军与日帝一接触,不打红军共同抗日的运动便可兴起”,刊布的文字则变 动为:“停止内战
5、,一致抗日,他完全同意。但他在未公开抗日之先不能不受蒋令进驻苏区。 68 党的文献 他认为,红军与日帝一接触,不打红军共同抗日的运动便会兴起” 。类似的加字、减字、变字 甚多,举不胜举。 所谓有些改动改变了原文的内容,甚至歪曲了原文的意思,也可以举两例说明。 第一,原电此一部分原本分为“甲” 、 “乙” 、 “丙” 、 “丁”四项,“甲”以下又分列“A” 、 “B” 、 “D” 、 “E” 、 “F” 、 “G” 、 “H”七点,其中所缺“C”点系因电码错乱与“F”点混同,另 “B”之一半内容也混入“F”点中,而“F”点中部分内容被移至“G”点中。编者显然没有 细心研究就改排了原文各点的先后次
6、序。刊布的电文因找不到“C”点,就想当然地将抄件中 手写的形似“C”的“G”当成了“C” 。由于将“G”前提到“C”的位置,而将“C”按内容 归类并入“B”,自“F”以后各点全乱,于是,编者就自作主张地取消了“F”以后各点,根 据 自己的理解,将“H”点的内容并入“F”,将“乙”根据内容一分为二,改为“G”和 “H”,并又在“H”以下再设“(甲)”和“(乙)”,将“丙”改为“(甲)”,“丁”改为 “(乙)” 。如此不顾原文逻辑随意变动原文段落层次,还标明照原件刊布,这实在令人难以接 受。 第二,原文“D”点,刊布的文字为:“对蒋问题,他认为蒋 部下确有变化。蒋现在歧路 上。他现在反蒋做不到,蒋
7、如确降日,他决离开他。 ”按照刊布的文字,张的看法是,“蒋部 下确有变化。蒋现在歧路上。 ”因为蒋还处在抗日与不抗日的歧路上,有可能向抗日转变,因 此他还要拉蒋一把,目前不能反蒋。这很符合流行的说法,即当时双方商定,共产党在外面 逼,他在里面劝,内外夹攻,争取能把蒋变过来。然而,对照原文,很容易发现编者在这里 又是自以为是地将原文作了极大的改动。原文为:“对蒋问题。他的问题部下确有分化问题, 现在歧路上,他现在反蒋做不到,问题如确降日,代异离开他” 。如果按照原文将所缺的字补 上,个别代码错误造成的错字加上注释,整理后的文字显然应该是这样的,即“对蒋问题。他 的问题(是)部下确有分化问题,(他
8、)现在歧路上,(要)他现在反蒋做不到。问题(是)如 (蒋)确降日,代(他)异(定)离开他。 ”不难看出,原文的意思并不是谈蒋的部下有分化, 说蒋在歧路上,而是针对周恩来劝他反蒋,颇为矛盾地解释他自己的难处。一方面承认由于 抗日及对蒋的问题,自己的部下已有分化的苗头,而他自己也在歧路上,很是犹豫,但无论 如何,要他现在反蒋还做不到,如果发现蒋确实降日,他一定会离开蒋。这样一封极端重要 的档案文献资料,经编者一改,虽然只是几个字的增删,就变得面目全非了。 21军委主席团电(1936年12月12日)(1986年刊布于文献和研究第6期第26 页)。 此电内容系通报西安事变详情,共两条。(一)说明“起义
9、详情”,称“十二日六时已将 蒋介石、陈诚、朱绍良、卫立煌、蒋鼎文、邵力子、晏道刚及其他中央人员全部俘虏,蒋孝 先、邵元冲及宪兵一团长阵亡,钱大钧受伤,马志超及城防之宪兵警察和一部分中央军全部 缴枪,除蒋死卫士二十多人外,西安城内冲突小小,可谓完全胜利。已宣布政治主张及十大 政纲” 。(二)要求“全军宣布加紧准备,待命行动” 。 根据刊布的时间,此电为1936年12月12日。但查中共中央得知西安事变“详情”和得 知西安方面“政治主张及十大政纲”的时间,均为12月13日,而非12日。现说明如下: 首先,已知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当日,中共中央曾得到过三次通报,一为张学良当 78 1996年第6期
10、 日 晨所发之“文寅”电,一为刘鼎当日晨所发之“五时”电,一为王以哲下午所发之“文 未”电。三电均较扼要,前两电发出时兵变刚刚开始,结果尚不得而知,故张虽颇为自信,声 称“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 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但并未谈到事变“详情”,更未 提到后来发出的“政治主张及十大政纲” 。王以哲电固然明确肯定蒋及其部属均已被捉,但仅 此而已,亦未说明“详情” 。故当日晚11时毛泽东和周恩来联名致电张学良时,还不能肯定 西安事变是否成功,要求张学良明确告诉他们“是否已将蒋介石扣留”?而当晚中共中央虽得 知西安方
11、面已经公布政治主张,但亦未接收明白,故次日晨又专电请张学良用电报将其时局 主张的通电发来。 其次,根据已公布的电报和有关资料亦可了解,中共中央祝贺西安事变“元凶被逮,薄 海同快”的电报,发于12月13日午;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通报西安事变“详情”的电报也 发于这一天的中午,内容与上述“军委主席团电”第一项内容完全相同;而中共中央第一次 讨论西安事变对策的政治局会议召开的时间,也是在这一天的白天。这种情况说明,直到12 月13日上午,有关西安事变的“详情”才基本上搞清楚了,中共中央才正式开始作出种种必 要的反应。也只能是在这一天,即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通报西安事变“详情”的同时,中共 中央军委主席团
12、才有可能正式向全军通报事变的“详情” 。 因此,这一军委主席团电的确切发布日期,应为1936年12月13日,而非12日。 31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1936年12月19日) (1986年刊布于文献 和研究第6期第3132页)。 1936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作为内部参考的历史文 献,最早大概刊布于延安时期由毛泽东主持编辑的六大以来 。关于此一指示的时间,在以 后多次刊布时,自然均以六大以来为准。但是,这个时间严格说来是不准确的。 首先,根据已经披露的12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的部分内容,可以看出,这 次会议并没有讨论这一重要的原则指示的制定和修改
13、问题,会议集中讨论的是中华苏维埃 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强调“前次曾发一电,是站在侧面说话,现在发表的 通电与前次的电是有区别的,更站在第三者的立场说公道话” 。有的文章似乎把这一通电 同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搞混淆了,说毛泽东在会上所说“国际指示 还未到,或者要隔两天再发”这句话是指指示而言,其实毛泽东这里指的仍是通电, 强调可能不马上“发表通电”,因“国际指示还未到,或者要隔两天再发” 。当然,中华苏维 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最后仍决定次日发表,然而当天夜里毛泽东在给周 恩来的电报里提到将发表这一通电的问题时,还是没有提到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 任
14、务的指示这一重要文件。可以想象,如果真的在这一天起草了这样一个带有纲领性的指 导文件,在19日政治局会议上不加讨论,也不通知在西安直接负责领导事变解决工作的周恩 来,人们所提到所讨论的只是一个主要用于宣传的通电,这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 其次,同样根据已经披露的12月19日政治局会议的部分内容,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 会议中对西安事变的评价仍是相当积极的。尽管有作者比较含蓄地认为毛泽东与张闻天当时 的估计存在着差别,但显而易见的是,他们都明确表示,不同意像苏联报刊那样,对事变采 88 党的文献 取批评态度。然而,在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当中, 却包含着与会议精神明显
15、区别的这种批评性的内容。 指示称:“这一发动采取了多少军事 阴谋的方式,扣留了南京最高负责人蒋介石及其主要将领,以致把南京置于西安的敌对地位, 而造成了对于中国民族极端危险的新的大规模内战的可能。因此,这一发动又妨害了全国反 日力量的团结” 。这样一种评价是由何而来的呢?只要我们对照一下中共中央12月20日收到 的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电报,就不难看出,它是参照了季米特洛夫电报的结果。季 米特洛夫的电报中开头就有这样的话,即“张学良的发动,无论其意图如何,客观上只会有 害于中国人民的各种力量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只会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 指示一方面 坚持了中共中央自己的看法,另一方面也不
16、能不吸收了共产国际指示的精神。由此不难看出, 指示的产生时间不可能早于1936年12月20日。 再次,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 12月19日政治局会议及其当时所产生的决定在共产国 际20日来电之后很大程度上被改变了。原准备等共产国际指示到达后再发表,实际上19日 晚就决定发表的通电,是一个以第三者身份倡议召开和平会议,邀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 军代表参加,解决西安事变的呼吁书。然而这个和平会议的倡议,很快就成了昙花一现的东 西。因为在20日接到共产国际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四点建议(即改组政府、保障民主权利、 停止剿共联合红军和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之后,中共中央几乎于次日就放 弃了这一提议,转而开始根据共产国际的建议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五项主张(即改组政 府、停止进攻西安、保障民主权利、停止剿共联合红军、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 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