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风险研究的缘起和理论谱系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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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第一一章章 社会学风险社会学风险研究研究的缘起和理论谱系的缘起和理论谱系 （载于： 周志家， 2012：风险决策与风险管理基于系统理论的研究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作为一个核心概念， “风险社会”的概念和论点最先是由德国社会学家贝克 （Ulrich Beck）在其于 1986 出版的德文专著风险社会 （Beck, 1986）中提出 和阐述的。 自此以后， 不论地域、 国别或社会地位， 人们常常都会用 “风险社会” 作为描绘当今社会基本特征的主要概念。 “风险”及“风险社会”不仅迅速成为 全球社会学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而且演变为一个与“商品生产” 、 “经济增长” 和“财富”等词语

2、一样流行的日常用语。 风险社会的出版和风靡，也对“风 险社会学” 这一新的社会学分支学科的形成和发展， 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那么， 风险社会学是在什么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它具有哪些主要的理论研究范式？从 总体上又应该如何评价这些范式？ 一一、风险研究风险研究：从自然科学的世袭领地到多学科的从自然科学的世袭领地到多学科的研究领域研究领域 “风险” 这一概念并非贝克本人的发明和创造， 而是有着悠久的语源学历史。 在欧洲大陆，虽然许多语源学词典中已经普遍收录了“风险”这一词条，但该词的 真正起源并不完全清楚。不过，人们一般认为，它至少可以追溯到 14 世纪的西 班牙和意大利等地中海沿岸国家（参见 B

3、onss, 1995；刘岩 / 孙长智，2007） 。其 时， 海上贸易逐步兴起并日渐发达， 但由于当时的航海技术和气象预警相对落后, 经常会有海难发生，造成的损失也日益严重。由于海上贸易有巨大的利益驱动， 使人们对它趋之若渴。 为了减轻这些事故所造成的损失， 货运商就需要想方设法， 例如通过保险来分担和规避可能发生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海运保险公司应运 而生 （Ewald, 1989） 。 事实上， 在意大利语中， 风险一词原本就源于暗礁或礁石， 其本意是撕破，意指在深海上运行的货船所面临的危险。也就是说，“风险”在其 最初的含义中，主要可以被理解为自然的、客观的现象，或者由诸于风暴之类的

4、自然灾害导致的客观危险（周战超，2005：7） 。但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 “风 1 险”这一概念的出现也预示着某些划时代的变迁：一则是因为社会团结的日益势 弱和个体化趋势的日益加强，才使得人们在面对可能的海难时，需要去求助于保 险公司（Beck, 1986） ，二则也表明，当时的人们一般不再将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外 来力量的主宰上面，而是将它与自己的决定紧密地联系起来（Luhmann, 1991: 17-18） 。从这个角度讲， “风险”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可以用来描述社会结构的重 要术语（Japp, 2000：6；刘岩 / 孙长智，2007） 。 （一一）保险业的风险研究保险业的风险研究 最初的

5、风险研究限定在保险行业保险行业 里，风险主要体现为远洋贸易活动可能带 来的或正面或负面的结果的客观的不确定性。正因如此，“风险”长期以来一直被 等同于“商业风险”，在这里，无论是追求的利益（商业利润）还是可能导致的损 失（经济亏损） ，都可以转化为金钱，并可以相互抵消。随着远洋贸易的日益兴 盛，人们对海难发生的概率及损失规模有了越来越清晰的预估。从保险公司的角 度来说，它们也需要对海难风险进行准确的、能够禁得起时间检验的定量评估， 以便合理地确定保费的额度。保费既要定得足够高，以便保险公司有利可图，又 要定得足够低，以使本保险项目在市场上具有竞争力（Mazur, 1983） 。为此，人 们逐渐

6、总结出一个沿用至今的数学公式，以便对损失的预期值进行估算。按照该 公式，风险的大小（R）就是损失的发生概率（W）与损失规模（H）二者的积 (R = W x H)。 （二二）技术科学技术科学-自然科学的风险分析自然科学的风险分析 19 世纪的欧洲处于早期工业化阶段，当时，技术研发和技术监管的水平赶 不上技术应用的步伐，其结果是后果严重的海难、空难和交通事故以及技术灾难 频繁发生，矿井爆炸、铁路事故和蒸汽锅炉爆炸等现象让当时的民众第一次认识 到重大技术事故的危害，冶炼高炉、化工厂、发电厂、汽车和电梯等技术设备的 安全问题也很快引起人们的关注，而这些事故在事后几乎都被认定为人为 （man-made）

7、灾难。在这种背景下，自 19 世纪中叶开始，技术风险与技术安全技术风险与技术安全 研究研究（安全学安全学） 逐渐发展成“风险研究”的新领域，其目的是锁定风险源，对风 险的规模进行量化，和制定并贯彻降低风险的措施，以便降低技术应用的危害， 2 提高安全水平（Banse, 1996: 30） 。为了对技术系统的各种不同的状况、所造成的 危害和发生故障的过程进行定量分析和比较， 技术安全研究仍然经常使用前述保 险数学公式，并在此基础上针对技术系统的特性、建筑的安全标准和技术系统制 造商与运营商的专业资格等方面提出必要的要求（Banse, 1996: 63-64） 。但建立 在保险数学公式基础上的传统

8、的技术安全研究需要人们对整个系统的数据有一 个清楚的认识。当这样的数据基础不够牢固时，概率风险评估（Probabilistic Risk Assessment）可以帮助人们预测复杂技术系统的失败概率，即通过使用错误树或 者事件树分析的办法，首先系统评价系统各个组成部分的失败概率，然后将这些 概率与系统结构结合起来，得出系统的总失败概率（伦恩，2005：65） 。 尽管如此，此时的风险研究并没有发展出对风险进行分析、评价和管理的 综合方案，而是带有鲜明的技术科学-经济色彩，即主要是针对大型技术设备和 军用设备进行风险评价风险评价 （risk assessment） （Banse, 1996: 3

9、0-31） 。不过，与传统的 技术安全研究不同的是，这类风险分析被明确地视作判断与决策的依据。它最为 重要的方法是进行“风险/收益分析” ，以便在前述保险数学公式的基础上，在不 同的技术方案和风险降低方案之间进行定量的比较和取舍 （Krcken, 1994: 207） 。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对心血管疾病及其影响因素的流行病学研究中，产 生了医学科学的医学科学的 “风险因素风险因素” 理论理论 。 该理论的根本目的是提出保护人类健康的 （初 级和次级）预防性措施，其基本结论是：风险因素的产生和存在是疾病产生的前 提条件。而“风险因素”则是指那些与某种疾病的发生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因果关 联的因素，

10、它们既包括先天性的、遗传性的、内源性的反常现象，也包括后天性 的、 外源性的环境因素。 风险因素理论的方法基础依然是概率统计 （Banse， 1996: 64-65） 。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 美国等西方国家开始进行生态风险评价生态风险评价 的研究工作。 生态学的风险分析的基本目的是把握和评价由于人类对环境的物理、 化学或者生 物学的干预而导致的可能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不利生态影响的过程。 其目的是帮助 环境管理部门了解和预测外界“应激源”（Stressor）和生态后果之间的关系，以 便合理评价各种行动方案，制定降低风险的最优策略（Banse，1996: 65） 。 技术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这些风险

11、分析方案与保险业的风险分析所体现出的 风险观其实是相同的。它们有如下相似之处： （1）它们都必须在对相关的背景条 3 件和交互影响缺乏足够知识的情况下，对事故发生的概率进行评估； （2）它们在 “风险源”与“后果”之间常常无法建立直接明了的因果关系。正因如此，它们通常 需要采取通过建模、简化、类比和估计等手段，才可能做出判断（Banse，1996: 66） ； （3）它们都认为风险是一个可以藉由科学的、客观的标准来确定的定量， 而人们的任务就是通过降低风险，将其转化为（同样是客观的）“安全”。这种风 险观的优势， 在于可以通过系统性的风险分析和后果预估来扩大决策的认知基础， 它的局限则在于无法

12、解释人们对于风险的接受程度（Kck，1993） 。 这种风险接受问题（Akzeptanzproblem）在欧美 60、70 年代围绕核能展开 的公开辩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按照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风险分析理论，核能 无疑是一种安全而且高效的能源，因而应该可以得到民众的接受和拥护；但令人 意想不到的是， 建立在专家和政治家们决策基础上的核电站在当时遭到了公众的 强烈质疑和激烈反抗（Starr, 1969; Krcken 1994: 207-208） 。 1这种现象表明，自 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风险研究无法解释和解决能源系统的社会可协调性 （Sozialvertrglichkeit）问题。也正是在这种

13、背景之下，风险研究才得以向心理 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社会科学学科“敞开” ，风险研究也得以从自然科学和技 术科学的“世袭领地” ，演变成为一个“多学科的研究领域” 。 （三三）心理学的风险感知心理学的风险感知研究研究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 新技术在西方国家得到了迅速发展和大量应用， 但与此同时， 大型事故接二连三地发生， 如哈里斯堡附近的三厘岛灾难 （1979） 、 博帕尔技术事故（1984）和切尔诺贝利核电灾难（1986）等。这些情况表明，这 些大型技术系统存在安全上的顾虑， 而人们对它们进行控制的能力也有明显的局 限。在这种情况下，公众对新技术的抵制倾向越来越明显，甚至可

14、以说已经发展 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潮流。 在学术上， 这些担忧体现在佩罗的 正常事故（Perrow, 1984；佩罗，1988）一书中。他在考察了一系列技术和事故之后指出，在诸如核 能之类的复杂技术中，发生事故是不可避免的，正常的；而由于复杂技术具有灾 难性的特征，引进这些技术是不负责任的。 1 德国著名核物理学家和思想家卡尔-弗里德里希冯魏茨泽克在 1985 年回想起当时的情况时还说道： “公 众们当时对核能进行批评的方式，在我看来从专业上讲太不精确了。我需要从心理学上进行思考，才能理 解核能反对者们的激情” （Von Weizscker, 1986: 14） 。 4 公众对技术创新的日益增长的

15、抵制变成了政治家和技术专家的心病， 也摧毁 了社会上原先存在的应该优先发展技术和经济的不可置疑的共识。 由此也可以看 出，问题的关键不是技术本身，而是为什么民众不接受政府的政策的问题。为了 满足提高政府决策的社会基础这一迫切需要， 学者们逐渐将焦点转向研究公众会 接受哪些新技术这一问题上。最早研究这一问题的是一个工程师出生的学者，由 此可可以看出这一问题的急迫性。昌西斯塔尔（Starr，1969)试图通过对比公 众对现有的能源生产技术和新兴的核能技术的接受性以及它们各自的成本 （以单 位产能的死亡人数来计算） ，来预测公众对新技术的接受程度。他的结论是，与 其他已被认可的技术相比，核电站的预期

16、收益更高，而风险概率更低。它因此乐 观地预测，核电站将为社会高度接受。然而，随后的事实告诉人们，他的预测失 败了，公众对风险的厌恶还是没有得到正确的解释。 与此同时， 认知心理学家通过在实验室里做试验， 研究人们的决策制订行为。 他们不再通过比较新旧技术的效果来测量公众的接受性（表现偏好） （revealed preferences） ， 而是开始直接询问人们对新技术的关心和焦虑， 以此获得人们的表 达偏好(expressed preferences)。他们借助于标准化的问卷和大范围的抽样调查来 研究民众的风险感知， 由此迅速发展成多学科风险研究中影响最大的范式心 理测量范式（psychometric paradigm） （Slovic，2000） 。 心理测量范式心理测量范式 通过使用标准化问卷、 精神物理学量度以及多变量分析等方法， 建构出风险感知的“认知地图” ，以便进一步发现一般模式和因果关系。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