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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流沙河：我是一个失败者“我这一生，不但偶然，根本就非常可悲。”记者_洪鹄 成都报道 摄影_严路流沙河原名余勋坦，1931年生于四川成都金堂县（今青白江城厢镇）。幼习古文，后考入省立成都中学，转习新文学。1947年以第一名成绩考入四川大学农化系。建国后，历任川西农民报编辑记者、四川文联创作员、星星诗刊编辑。1957年，因“草木篇”诗案被打成右派， 1979年平反。80年代写有诗作理想、就是那只蟋蟀。所编诗选台湾诗人十二家引起轰动，成为将台湾诗介绍至大陆的第一人。近年陆续出版新作流沙河认字、文字侦探。门开了，八十岁的流沙河作了个绅士欠身的动作，眨眨眼睛，示意请进。印着暗色条纹的棉质衬衫，配齐整的西
2、装短裤，老先生看上去精神、清爽、讲究。流沙河很瘦，用他自己的话形容：“像一条老豇豆悬摇在风里”。他讲一口地道的四川话，语速平缓，语调抑扬，仿佛一个天生的说书人，煞是好听。这是八月下旬的一天，成都酷热。公寓里没有空调，一部小电扇从客厅一隅吃力地送着风。流沙河端坐在椅子上，衬衫纽扣全部系好，似乎对高温毫不觉察。说到激动处，他站起来，在客厅中来回地踱着步，开始背诵当年那些或叫他心醉，或叫他心碎的诗歌。流沙河人生最剧烈的跌宕因诗而起。因为一组名为草木篇的小诗，流沙河成为全国最早的政治祭品，从此开始了22年的右派生涯。几个月后，反右正式开始。全国又有不可计数的人因为与草木篇莫须有的株连而被打为右派分子，
3、相似的人生悲剧次第上演。如今，即使在成都活跃的诗歌圈子里，年轻的诗人们对于流沙河的名字，也已然表现得陌生起码，流露出了明显的隔膜。流沙河告诉记者，自1989年开始，他已有二十余年不曾写诗。流沙河的80年人生中，真正写诗的时间其实相当短暂。“除却十几、二十岁出头时写的那些不成样子的诗，也就是1979年平反后，到1989年这十年间在写。”1979年，流沙河作为最后一批摘帽子的右派，终获平反。重提诗笔，这一次，他勤恳、小心地写了十年。1989年之后，流沙河决意封笔，不再写诗。他改作训诂，说文解字，乐在其中。流沙河假设过，如果人生重来，他还会不会选择写诗当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四川大学农化系，“功课
4、门门好，非常好，要是在农化系用功学出来，说不定就是又一个袁隆平喽！”他用一口成都话笑着调侃，语带骄傲。又假如，当年在那趟倒霉的火车上，没有手痒写那组草木篇，流沙河仍然作为一个诗人的人生，会否因此不同？但他的结论是，不会。这个夏日，窗外是密密匝匝的梧桐，时时传来巨大的蝉鸣。而那些蝉鸣停顿的瞬间，一切显得尤为安静。在这间静得仿佛能听见杯中水声的客厅里，流沙河的讲述越来越缓慢，他的川音逐渐不复初时的抑扬，取而代之的是完全的平静。我们从来没有学过Chinglish南都周刊：考川大的时候，你报了农化系。那个时候你还没有志在从文？流沙河：其实不是。我高中的时候成绩非常好，尤其化学好，所以报了农化系。但其实
5、心理上早已经偏向文科了。我是16岁的时候读了鲁迅、茅盾、巴金他们以及苏联小说的，非常着迷，尤其是鲁迅。然后就立下了写作的志向，写诗，写杂文，发表在成都的报纸上。报农化系，怎么说呢，因为成绩好，我比人家提前半年念大学的。那是1949年初，整个气氛都告诉你快要解放了。我那时候是热血青年，更是盼望得不得了。所以呢，这个农化系啊，这个川大，感觉都是临时的，是过渡时期的选择。当时我们想的是，等新政权一建立，赶紧去干想干的事情，去为它做贡献。川大我念了几个月就离校了，赶着去报社工作我其实都不是个大学毕业生。但是我们那个成都中学当时叫四川省立成都中学，就是现在的成都二中，是非常好的，是当时的“四大名校”。高
6、中之前我在金堂县，从县里考上来的。像我那样16岁发表诗文什么的啊，一点不稀奇。同学里头有才华的人很多，有人14岁就能写很好的诗。南都周刊：人才辈出，你觉得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流沙河：自由，自由教育。当时的教育，和五十年代之后的教育，截然不同。南都周刊：以当时的成都中学为例，具体来说它是怎么推行自由教育的？流沙河：我记得校长有一年请叶青来学校讲话，叶青是谁呢，他是当时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结果我们学生一起抵制他，校长也无可奈何。老师更不管学生这些事。当时的老师，对于学生的什么操行等第啊，课堂纪律啊，一概不用操心。他只需要把书教好就是了。那些老师啊，真好！非常有学问。上来没有多余的话，马上就开讲，语言
7、准确，叙述清楚，相当吸引人，大家听得如饥似渴。那时候老师受学生的尊重程度，现在你们想也想不到。有一次我们班两个男生打架，校长和教务主任劝不开，只好叫来代数老师。那位代数老师是个老头子，气管炎厉害，穿的衣服也是破破烂烂，拿个教鞭就冲过来。结果两个男生一看到他就吓住了，动也不敢动了。你看看，校长、教务主任这些官员的威信，和老师不能比！现在还会是这样吗？建国后我们的很多老师都去教大学了。比如我的英文老师何文锟，以前给美国人做翻译，一口美语那叫好听，给我们讲莎士比亚、讲小泉八云，教我们背爱伦坡和华兹华斯的诗。这些不是课外的内容，高中课本就是这样的，原汁原味，名家名作，我们从来没有学过Chinglish
8、。南都周刊：当时的语文和英语叫国文、英文，强调的不是语而是文吧。流沙河：对的。我的小学和初中是在金堂县念的，当时初中课本里有白话文，我的老师说，不用它，我自己给你们讲。因为他觉得白话文不用教嘛，文言文才值得教。其实那个课本也是很好的，国民政府找了叶圣陶、顾颉刚这些大学者编的。那么我们的老师教我们什么呢？我们小学就学了桃花源记，当时我10岁多，就觉得，真美好啊，不用交税，没有战争，非常美好的一个社会。谁说小孩子不懂呢？最初的善、美的概念都是那个时候种下的。再比如我们念王维的边塞诗，那种雄浑壮美，就是最好的爱国教育嘛！爱国，是这样教的，哪里能够硬塞。南都周刊：国文到了高中学什么？流沙河：庄子、孟子
9、、荀子，曾国藩的文章，桐城派的文章，全部要背诵。古文的第一要义就是背。哪怕你完全不懂，背上了也会终生受益。你会用一辈子来消化它，一辈子慢慢懂得它。背古文，能让一个人的内在气质发生质的改变，包括人格上的改变。南都周刊：会形成什么样的人格？流沙河：形成文化性的人格。能背上这些古文，就有了祖先的灵魂居住在你的头脑里，在观察事物的时候，祖先的灵魂会指导你。真假、美丑、善恶，都有了文化上的取舍。这就是最成功的国文教育啊，真正塑造人的灵魂。不像现在，教你组词，教你找错别字，完全技术化，与古人脱节，与灵魂脱节，违反教育的艺术性，违反文化性，完全失败。南都周刊：你16岁对新文学产生兴趣，当时怎么看待鲁迅和胡适
10、？流沙河：我那时候喜欢读鲁迅，不喜欢胡适。喜欢鲁迅愤怒激烈，不喜欢胡适婆婆妈妈。当时的高中生，大部分和我一样。南都周刊：这个认识后来有过改变吗？流沙河：改变了，彻底改变了。四十年代后期，社会动荡不安，我们学生多次上街抗议国民政府。我后来想，如果鲁迅先生在，他会站在队伍后面说上“上去！”，而胡适会挡在队伍前面，说你们的要求啊，有合理性，但是大家要一步一步来，不是街上游行、喊喊口号就能实现的，你们更要从自身做起。胡适会这样说的。但是年轻人，他肯定愿意听鲁迅让大家去战斗的话。只有一个人成熟了，知道生活的艰难，知道变化的艰难，知道维持一个正常社会的珍贵和不容易，尤其是如果他自己经历了那种可怕的疯狂他才
11、会懂得胡适说的话。鲁迅的方法，投合了人们心中暴戾愤怒的本能。而胡适开的药方，虽然一时也治不了中国的病，但从长远看来，一定需要他那一套，温和的、理性的、建立秩序的。流沙河在成都街头，1993年。摄影_王学成如果反右不把我揪出来，我也是左派队伍里的一个打手南都周刊：1951年，你父亲作为国民党留在大陆的基层干部被枪决，这件事有没有让你认识到这种斗争哲学的残酷性？流沙河：（沉默）我父亲是旧政权的人。1949年前，他在金堂当一个小官县兵役科科长，负责招兵的。虽然是个科级干部，但是没钱，我高中时还有过交不起学费最后要了我母亲戒指的事。那时候基层干部很穷的，不像现在，人人都想当公务员。我1950年参加工作
12、后就和我父亲划清“界限”了。我是真心信任党的，绝对不是来投机的。那时候我在川西日报下面的川西农村报做记者，做我喜欢的文字工作，非常非常卖力，我觉得工作是有意义的，我们正在改变中国。我父亲1951年被枪决，和许多旧政权的人一样。当时我心里肯定是刀剐的，但我还是说服自己，革命应该就是这样的吧，一定要经过血的洗礼，不然怎么产生新世界呢？对这种斗争哲学产生怀疑是后来。1956年，看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的罪恶，讲苏共怎么杀人，怎么搞大清洗，看得人毛骨悚然！我就觉得有问题了，而且一定是理论层面都出了问题了。这种斗争哲学，这种专政，是不是必然会导致这样的恐怖？而我自己呢，前一年，我也在整人，斗别
13、人。南都周刊：批斗谁？流沙河：批胡风、俞平伯，1955年批胡风，我还是积极分子，批判他的“主观战斗精神”，批得非常起劲。结果马上我自己就惹祸了。南都周刊：当时草木篇被抓住批判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流沙河：这个诗其实根本不值得一提，作为诗，它是很差劲的。1956年夏天，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理论，我很受鼓舞，觉得创作的春天来了。在火车上就写了这组诗，大意就是说革命者在积极革命的同时，也要保留个人的尊严、个人的性格就是这样。1957年元旦星星创刊，是全国最早的官办诗刊，草木篇就发在了上头。结果1月份，川报就开始批了，说个人主义思想、在革命队伍里孤芳自赏这些，严重有问题。当时反右还没开始，事
14、情报上去，被毛泽东知道了。2月份他谈到草木篇，说有“政治思想问题”，中间用了什么样的句子呢？“我们在民主革命运动中，伤害了一些人的感情，那些有杀父之仇、杀兄(弟)之仇的人，时候一到就会来个草木篇”如何的严重！我的家底毛泽东都知道了。南都周刊：6月份反右运动开始，草木篇关联到的就不只是你一个人了。流沙河：关联到很多人，很多我根本不认识的人。后来直到“文革”结束我到外省出差，都会有人跑过来跟我说，你知不知道，当年因为你那个草木篇，我坐了多少年的牢。1957年3月份开始，突然不批了。我党说要整风，反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怎么整呢，通过全体人民，首先是知识界，鼓励大鸣大放。天天开会，人家不肯
15、鸣放还开车拖人家来鸣放这一拖，就拖出好多人为草木篇说话了。川大一个教授叫张默生，当过江青的老师，说诗无达诂嘛，诗有多种解释，从诗经就是如此，怎么能用反革命的帽子扣草木篇呢。慢慢地全国的意见都出来了，以前批我批得非常凶的文汇报上也有文章为草木篇说话。这些人后来都被打成右派了。张默生，大右派，当时就是他们用车拖去发言的。我呢，专案组来查我，说我是三个反革命集团的首领。那些为草木篇讲过话的人，还有给我写过信表示同情的人，都是这三个集团里的，都要一网打尽。南都周刊：当时觉得荒诞吗？流沙河：觉得委屈，冤屈。后来有老同志跟我说，受委屈的你们不是第一批，当年在延安就有整风运动。我就安慰自己，人家受得，你怎么就受不得？心里相信会有洗刷清白的一天的。但是“文革”开始就幻灭了。确切说是1965年，开始批海瑞罢官、批三家村。我当时看到，吓坏了，觉得完了完了。南都周刊：这期间还写过诗吗？流沙河：写过，很长的两首，一首曹雪芹，一首叫秦祸，就是秦始皇的祸，就是焚书，有500多行。都烧掉了。一句也记不得。南都周刊：你自己烧掉的？流沙河：还不是我。1957年到“文革”开始，我被打成右派，但还在省文联上班干体力活。后来“文革”开始，我被赶到金堂县，去锯木厂锯木头。这个诗一开始我还不想烧，就放到我当时太太的一个乡下亲戚家。藏在哪儿呢？我们做了个小板凳，就把诗稿夹在木板里。但很快“文革”开始抄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