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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料、研究和方法有所创新新资料的发现推动学科的进展。考古发现、出土文献、古文书、墓志、族谱等大量涌现，尤其是清华大学战国简、北京大学藏汉简、岳麓书院藏秦简、走马楼吴简等简帛资料的出版，促进了相关领域研究。大量文献和考古新材料的出土，为重新认识上古史提供了新的契机。在加强古文献与古史研究的同时，史学界也追本溯源，试图重建中国上古历史。新领域和新学科得以开辟、拓展和建立。环境史、海洋史、城市史、区域史、灾异史等新领域得到拓展，为认识中国古代史开辟了新途径。古文书学、形象史学等扩大了历史学研究范围，为认识历史提供了新视角。新研究方法得到更广泛的使用。考古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人文社会科学方法相
2、互渗透，碳14、金相分析、铜同位素、锶同位素、DNA、大数据、网格化等运用到研究中，为史学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资料和结论。新研究方式逐渐推广。继以前资料收集和整理的电子化、网络化之后，著作的发布方式也开始网络化。学科多平台、多中心的构筑以及协同创新方式的出现，改变了以前平台少、单中心的局面，使同一领域或主题的交流日常化，大大促进了学术研究的进步。横向扩展方面取得进展中国古代史研究越出中国史范围，注重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和互相交流。中国古代史横向扩展研究在不同阶段、不同领域呈现不同的特点，中外比较研究、中外交流史与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史是三个重要主题。总体而言，在早期历史尤其是文明与国家起源以及先秦思想与
3、社会等方面，侧重于中外比较研究，将中国文明与欧洲文明、南亚文明和东亚文明进行对比，探索人类历史的共同规律以及文化传播途径。在汉代以后的横向扩展研究中，则侧重中外交流史的研究，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动成为主要研究对象。比往年更进步的是，许多学者开始从全球视角下考察中国古代史，评估中华文明在世界史上的独特地位及其影响。横向扩展研究还包括周边文明与中原文明、古代汉族与周边民族等课题。在研究方法上，由原先重中原文明的传播和周边民族“汉化”，转向关注多种文化之间的互动、少数民族对汉族文化的影响，对各文化之间的互动做更全面的解析。在横向扩展研究中，一个重要主题是话语权与话语体系的构建。由于近现代中国历史学在很大
4、程度上是传统史学与西方方法相结合的结果，许多理论和术语源于西方，导致中国学者在国际交流中处于不利地位。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充分认识中国历史的独特性，对其进行总结性研究，构建自己的知识和话语体系。中华思想通史即是这样一个大型科研项目，旨在梳理中国社会和思想脉络，构建自己的历史和认识体系，确立中国古代史的话语权。袁为鹏：商业账簿史料对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意义20世纪中叶以来，伴随着西方经济学的计量化趋势，欧美及日本、韩国等国的学者相继整理并出版了各国长时期的国内人口、物价、工资等系统的统计数据，有力推动了该国社会经济史等相关学科的研究工作。相比较而言，我国历史各时期的社会经济数据目前仍严重匮乏，成为制
5、约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尤其是计量研究的瓶颈。受时代的局限，传统史志中除了关于地丁、钱粮等财政收支方面的数据相对比较系统之外，其他社会经济方面的记载则多为一般的定性描述，精确的数量记录极为稀缺。而且，作为当时官方实际使用的文书，其数据本身的准确性与可靠性尚需要谨慎对待。特别地，我们需要将之与其他不同来源的数据进行仔细比对、核实才能确定其真实性。民间商业账簿史料的发掘与整理工作，正好可以弥补现有官方数据的不足，为学界提供新的更为可靠的经济数据资源。中国传统商业账簿的史料研究价值首先，商业账本中保留了当时民间商业活动中全面系统、生动具体的经济信息。以物价为例，除粮食价格之外，商业账本中往往包括铁器、
6、酒、糖、桐油、茶叶等多种日常百货的价格信息。在商品零售账本中，往往还记录了这些商品的消费数量、消费时间及顾客身份等相关信息。在进货账中，还会包含这些商品的进货价格及进货地点等更为丰富的信息。除了物价，有的账本中还包含了劳工工资、货币使用与兑换、现金支付与信用、运输费用、税费支出等更加全面、更加生动具体的社会经济信息。其次，我国传统商业账本中记载了大量有关我国传统商人集资、合伙，资产、成本构成及其核算、利润高低及其计算方法，红利分配等从事工商业经营活动的社会经济信息。不仅如此，我国传统商人发展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记账方法和会计体系，比如在数字上大量使用便于记录与计算的“苏州码子”，创造出自己独特的
7、过账、转账、核对等一系列标记符号，以及由原账、分类账（转录账）、总清账等组成的井然有序的账本设置与分类体系，四柱计算方法及资产盘存、利润核算等。传统的中国簿记方法与会计体系，一方面在形式上同西方近代复式簿记体系相比，有着自己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另一方面在实际功能和内容上，又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很显然，账本史料的发掘和整理利用，对于深化我国会计史和企业史等相关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最后，与官方文书相比，民间商业账簿史料在形式上更为原始质朴，内容也往往更加真实可靠。我国商人之所以使用和保存商业账簿，或出于记载商业活动、核算成本与收益之需要，或出于记录现金与财物之流向、明确财务责任之目的，或
8、者是为了加强内部约束与管理，或为了保护其债权与财产权利等，并不是为了公开发表或者对外宣传。商业账簿作为民间商人在实际交易中自己使用而无意中存留下来的史料，较之官方文书更为原始质朴，不太容易因为种种外在因素的干扰而故意歪曲有关信息。商业账簿内容的史料价值辨析当然，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传统中国商人中是否存在做假账的行为？我想恐怕也很难完全避免。但是，其一，我国传统商人素重诚实和信用，商业账簿作为商人实际经营活动中所使用的记录，与商人自身利害攸关，一般不容作假。其二，我国传统工商业通常规模较小，组织结构相对简单，财产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不是很普遍，不存在比较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账房一般是由东家本人或
9、者其特别亲信的人员来严加掌控，因此不太容易出现假账。如北京著名商号瑞蚨祥的老板孟天培，几乎成天呆在账房与账本为伴，对会计记账和账本的管理极其严格。其三，直到1929年我国才开始正式推行营业税，因而历史上中国商人并不具备故意隐瞒资产或交易额等做假账来逃避税收的动机。其四，商业账簿史料有着比较严密的组织结构形式，在同一账本体系内各账本之间存在着相互关联和勾稽关系，不同账目类别之间也存在逻辑关系。实际上，对于历史上存留的账本中可能存在的错漏之外，我们今天也仍然可以根据账本间及不同账目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检查、核对，这就进一步保证了账本史料的可靠程度。明清时期，当发生商业纠纷时，地方官员或行业组织也通常
10、会要求商人出示商业账本，并以之作为断理案件的重要证据，可见商业账本在时人心目中的可靠程度。中山大学关晓红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项目批准号：07BZS030），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2011年10月经同行专家鉴定，以优秀等级结项。课题组成员有：安东强、朱贞、闫强、廖志伟。一、该项目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科举制迄隋唐至清末延续1300多年，与皇朝政治运作及中国的社会文化结构水乳交融。停废科举作为清末新政的重要举措，虽逾百年，对其作用、影响的评价争议颇大，盖棺未论定。甚有传闻当事者心生悔意，清末民初社会对科举废除功过成效的评价，亦毁誉参半。既往清代科举研究方面的成果，
11、多集中于考试程式和停科举后社会结构的宏观变化，对停废本身及具体影响的了解较薄弱。本课题鉴于上述研究空间，较大幅度地深入扩展科举停废相关史事的各个层面，通过实证和比勘史料，修正一些重要的既有结论，籍此推进科举制度史及清末改革史的研究，力求在清季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制度性变动的整体中，显现科举停废的实际影响，进而恰当把握科举停废的历史地位。二、该项目成果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本项目成果的主要内容可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梳理鸦片战后至经济特科考试实施60多年间改科举的史事，概括出晚清议改科举的取向是纳学堂于科举，即相继有18份奏章要求在常科与特科中增加科目，使科举接纳西学和实学，促使千年老树嫁接新枝
12、，培养选拔匡时济世之才以救危亡。由于这些方案的主要内容，集中论证另设科目的必要性，对具体操作的设计过于粗略，缺乏可行步骤，主持其事的礼部一味固守成法，对于求变心存抗拒，总理衙门则畏惧非议，故“求才之格”与“试士之例”难以统一。结果导致纳实学和西学于科目的种种努力无法实现。甲午战后至庚子事变前，改革途径是对科举科目、内容、程式做调整，主要内容，一是严修开经济特科的建议被采纳且付诸实行，只是过程拖沓，受政争纷扰效果不佳；二是康梁等推动的废八股改试策论，因百日维新失败而反复，新政初重新采纳，成效尚未凸显；三是戊戌时发布的改书院为学堂谕令，府厅州县多受制于师资与经费困扰，加之士子最终仍须参加科考，所学
13、与所用无法统一。四是戊戌期间清廷批准妥议科举新章，科考三场程序做调整，引导士子改变空疏无用的文辞文体，转向崇尚实学。庚子乡试与癸卯乡会试，受到辛丑条约谈判的影响，虽因停考而引起的波动并未对清廷造成威胁，然借停考之机发展学堂的建议被搁置，对此后的科举改革不无遗憾。由于这些措施的逐步落实乃至成效显现需要时间验证，而推广学堂过程中又出现了科举与学堂并存竞争的矛盾，加之八国联军入侵及辛丑条约禁考，朝野均受刺激，救亡图存迫在眉睫，人们迫切期待改革立竿见影，导致庚子之后不再固守于内容变换及程式调整，而是重新考虑既往已被提出的激进方式，推出新的办法。第二部分：重建与贯通相关史事，揭示立停科举与清末政情的关系
14、。厘清了科举由议改至缓停，又由缓停跳跃至立停的潜因、相关决策过程。长达半个世纪的努力始终未能将西学与实学纳入科目，科举改革不得不另辟蹊径，即放弃了纳学堂于科举，转向纳科举于学堂。两广总督陶模最早提出停废科举的主张，袁世凯则建议以逐渐减额过渡完成，张之洞和袁世凯联衔会奏减额缓停科举，引起朝野关注。主要矛盾开始转向促使科举缓停乃至立停决策的具体运作，即实施方案的内容、时间、程序、途径和效果预测的行政决断。由于中枢的观念异同及人事变动，直接影响改革的进度与成效。而科举与学堂并存时期，学堂发展受到科举考试的影响，加之京师修复贡院讨论时，部院众多主修京闱的说帖，引起主张停科举的部分督抚及朝臣的高度警觉，
15、为了避免科举改革出现大逆转，在学堂教育成效未彰的情况下，采取断然措施，不仅大张旗鼓地宣传新学成效，制造舆论，促成军机与政务处的人事变动，造成有利于改革的议政环境，更通过面圣机会多方说服两宫，并以联衔入奏震慑朝野，最终以非常规的决策程序绕过部院讨论，直接催生了立停科举的诏令。使科举在渐停定议仅一年多，便迅速跳跃到立停。可见停罢科举并非水到渠成，而是以兴学为急务的部分督抚朝臣上下沟通，为扫除学务阻力障碍采取的非常措施。第三部分：将文献、报刊、档案、日记相互比勘，考察了停罢科举的善后措施与效果。科举制改革乃至停废，势必深刻影响诸多士子及其家庭的命运，由此对政局和王朝兴衰产生难以估量的作用。如何善后，
16、成为制约科举改革继续前行的瓶颈。与研究者后来的认识几乎完全不同，相关史实表明，立停科举前，清统治者对于停罢科举的善后不仅从未掉以轻心，而且反复权衡，逐步完善相关构想。在立停科举的贯彻实施过程中，各部院先后在落实宽筹士子出路的举措方面，多方给予优惠。与此同时，孝廉方正等特科的举办，以及试办地方自治等若干章程的相继出台，科举善后的实际关照面，事实上已突破了最初构想，较原计划覆盖更为宽广。不少时评与趋新人士的日记书信，甚至认为善后措施过于优渥，而不断有所批评。这些善后措施所造成的负面作用，便是仕途更加拥挤，人满为患，给吏治造成巨大的压力。第四部分：通过几位不同地域与年龄的士子日记、年谱与各种资料比勘，实证性地深入了解科举停废对乡村士子命运的不同影响。清末改科举与停科举，基本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