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整理】自然资源丰裕与产业结构扭曲:影响机制与多维测度(.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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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然资源丰裕与产业结构扭曲:影响机制与多维测度孙永平 叶初升湖北经济学院经济学系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Email: 摘要 本文从产业结构合理化、多元化和高级化三个维度,分析了自然资源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并把自然资源区分为资源丰裕度与资源依赖度。研究表明,资源丰裕度的增加会提高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却会阻碍产业结构的多元化,但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没有显著影响;资源依赖度增加不仅会降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而且会阻碍产业结构的多元化和高级化,使产业结构处于扭曲状态。因此本文认为, “资源诅咒”主要是通过资源依赖来传导,而并非资源丰裕。Abstract: From the rationalization, di

2、versification and up-grad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this article analyzes comprehensively abundant natural resources how to influence industrial structure.In this paper,the influence of natural resources on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divided into resource abundance and resource dependency. Our

3、analysis has proved that the increasing of the resource abundances level improves the rational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but hinders the diversification, but has no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up-gradation. Our finding shows that the increasing of the resource dependency reduces the level of rati

4、onal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prevents the diversification and up-gradation, and keeps industry structure in a state of distortion. Therefore “Resource Curse” mainly through the resources dependency to conduct, and not resource abundance.一、前 言资源型区域曾经是国家工业化发展的重要支撑,是国家城市化发展的重点区域。但是,20世纪 90

5、年代以来,在一部分区域,曾经成就了光荣与梦想的地下资源相继进入枯竭期,留下满目疮痍的恶劣生态环境以及凋敝的资源产业链,使得这些区域经济增长、居民收入、生态环境、社会就业和稳定等各个方面出现了一系列矛盾和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固然受到改革的时序安排、体制问题及区位条件等因素的影响,但是也与资源开发、资源产业问题密切相关。一大批文献也已经证实,多数省份和城市丰裕的自然资源并未成为经济增长的有利条件,反而制约了经济增长,似乎遭到了自然资源的“诅咒” (徐康宁和王剑,2006;胡援成和肖德勇,2007;邵帅和齐中英,2008;叶初升,孙永平,2011) 。资源型区域的经济转型也逐渐受到党中央的重视,2

6、005 年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提出“促进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 ;2007 年 10 月,党中央十七大政治报告中首次提出“帮助资源枯竭地区实现经济转型” ;2007 年年底,国务院又制定出台国务院关于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 ;2008年和 2009 年国家发改委又分两次公布了 44 个资源枯竭城市名单。自然资源并非所有生产活动的直接要素,但却是一切生产活动的最终要素来源,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类经济发展的道路和模式,因此产业结构变化和发展的历史,可以说是对自然资源进行开发、利用和改造的历史。仔细分析表明,倚重资源、刚性而脆弱的产业结构是资

7、源型区域的共同特征:资源型产业既是主导产业,又是支柱产业,其他社会产业紧紧依附于资源产业。 “一业独大”的产业结构,挤压了以“干中学”、外溢效应和规模经济等为特征的现代制造业的发展空间,使资源型地区陷入一种刚性的“专业化陷阱” ,诱发“去工业化”倾向,使资源型区域的产业结构长期处于扭曲状态,无法享受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带来“结构红利” ,面临着“资源诅咒”的风险。但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产业结构是在当地资源禀赋、技术条件和经济发展阶段等多个因素约束下,在经济系统内部各产业相互竞争和相互作用下,经过市场自然选择后形成的,具有一定的自发性、内生性和合理性。这就表明,自然资源丰裕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往往是

8、多维的,既有其合理性也有其负面性。可见,在分析自然资源丰裕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时,无论如何,单一的思维视角很难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其实,一国或者地区的产业结构的健康状况,至少应该包含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多元化和高级化三个方面,而且三者存在一定的逻辑关系,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是产业结构的多元化和高级化的基础。所以,就资源型地区经济而言,如果我们脱离了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而仅仅讨论其多元化和高级化,是毫无疑义的。已有文献中关于产业结构方面的文献已经是汗牛充栋,但只有少量的文献分析了资源丰裕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而且这些文献直接把产业结构单一作为分析的逻辑起点,对于究竟自然资源丰裕是如何影响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

9、涉猎甚少,这直接导致经过简单线性逻辑思维得出的产业结构多元化政策建议很难奏效。因此,我们需要从多个维度分析自然资源丰裕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而不仅仅是现有文献经常提到的多元化。此外,也鲜有实证文献专门讨论自然资源丰裕对产业结构的影响。除此之外,相比于已有文献,本文的贡献还表现在:第一,从产业结构合理化、多元化和高级化三个维度,全面分析了自然资源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弥补了由于指标体系单一可能带来的分析偏误,因而结论更加全面可信;第二,首次从资源丰裕度和资源依赖度两个角度,分析了自然资源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均自然资源丰裕的地方,经济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并不一定高,例如,澳大利亚这样发达的国家

10、或者山东这样资源丰裕同时经济又发达的省份,因而区分两者有助于我们厘清“资源诅咒”的作用机制;第三,本文采用煤、石油和天然气、黑色金属矿产、有色金属矿产和非金属矿产等五类资源企业的产值来衡量自然资源,相比与以往研究所用数据更加全面准确。本文的研究不仅有助于破解资源地区经济转型的实践难题,使它们跳出资源性产业的衰退循环,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采取多元经济发展战略,实现可持续发展,也是对现有相关文献的补充。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部分,第三部分为度量指标体系界定,第四部分为机制阐述与假说部分,第五部分为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数据处理部分,第六部分为回归结果,第七部分为稳健性检验,第八部分为简

11、短结论与启示。二、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前后,Hirschman (1958)、Seers (1964)和 Baldwin (1966) 等人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就注意到了自然资源对一国产业结构的影响。他们认为,在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产业往往是被孤立在生产体系外的一块“飞地” ,因此不同于制造业,自然资源产业几乎很难推动其工业化和经济发展。20 世纪 60 年代末,已是制成品出口主要国家的荷兰发现大量天然气,出口剧增,国际收支出现顺差,经济显现繁荣景象。可是,20 世纪 70 年代,荷兰遭受到通货膨胀上升、制成品出口下降、收入增长率降低、失业率增加的困扰,这种现象被经济学家

12、称之为“荷兰病” (Dutch Disease) 。 “荷兰病”的出现激起了学者们研究热情,产生了一批成果。Corden and Neary(1982 )最早给出了“荷兰病”的正式经济学模型。Bruno and Sachs (1982) 又把这个模型扩展到多期的环境。Taylor (1983) 利用结构主义常用的两部门模型,得出资源产业的繁荣挤压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空间,也通过本币升值打击了本国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因此,他得出结论,由于自然资源部门具有相对更高的边际生产率,导致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逐渐转移至自然资源产品部门,最终,造成制造业部门萎缩。Paldam(1997)的实证分析也得出类似

13、的结论。Sachs and Warner (1995)进一步的把“荷兰病”模型的结果总结为“去工业化” (De-industrialization) 。Botta(2010)在 Sachs and Warner (1995)的研究基础上,发展了一个正式的结构主义分析模型,探讨了自然资源繁荣、 “去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模型分析表明,当国际自然资源价格上升,自然资源行业利润增加时,就会进一步刺激资源行业的投资,从而挤压了制造业的发展空间, “去工业化”出现,过分依赖资源的生产结构形成。如果这样的螺旋过程一直持续,最终可能把经济代入一种低水平的“贫困陷阱” 。可见,暂时的资源繁荣,却可

14、能使一国的经济增长遭受长期的“坏的”结果的影响。所以,自然资源繁荣之所以带来的是“诅咒”而不是“福音” ,就是因为“去工业化”和对资源开发的过度依赖。不仅, “荷兰病”诱发的“去工业化”倾向依然在不断真实上演,而且,20 世纪 90 年代,“资源诅咒”悖论的出现又一次激起了学者们的广泛研究兴趣,产生了大量相关研究成果。gert and leonard(2008)认为,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已经患上了“荷兰病” 。 Pegg(2010)研究认为,由于资源产业的繁荣,博茨瓦纳经济的多元化并不成功,表现出许多“荷兰病”的症状。世界上 57 个主要的自然资源出口国中,只有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挪威三个国家是发达

15、国家,即便在这些国家“荷兰病”的症状依然是存在的。Beine,Bos and Coulombe(2009)认为,自然资源出口导致的加元升值解释了制造业劳动力下降的 42%,加拿大的未来经济增长同样面临着“荷兰病”的挑战。Goodman and Worth(2008)认为,澳大利亚同样面临着“资源诅咒”的危险。例如,随着石油和铁矿石价格的攀升,2006 年矿石和原油出口在总出口中的比重从 1968年的 27%,增加到 2007 年的 43%。与此同时也带来劳动力的转移,2001 年大约有 8.3 万人在资源采掘业工作,2007 年增加到 13.6 万,而这一时期制造业从业人员反而下降了 24 万

16、人。2004-2006 年间,相比与日元,澳元升值了 14%,相比与美元,升值了 11%。另外一些学者的研究视角更加宽广,角度更加细密,从多个方面对自然资源与产业结构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分析。Matsuyama (1992)认为,可贸易的制造业部门是知识积累的来源,自然资源繁荣把生产要素从制造业部门吸引到自然资源部门,从而降低了知识的积累。其后,Gylfason and Zoega (2006) 利用新古典增长模型重新考虑了这个问题,得出类似的结论。Gylfason, Herbertsson and Zoega (1999)认为,自然资源丰裕通过汇率的易变性侵蚀了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Hausmann and Rigobon (2003)认为自然资源繁荣使得部贸易部门和不可贸易部门的相对价格变动更加频繁,也使得可贸易部门投资的风险加大,利息率提高,从而是非资源产业萎缩甚至消失。Lartey(2008)认为,只有当一个国保持名义汇率不变为时,大量资本流入才会导致“荷兰病” 。Fal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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