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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等教育发展代价论李承先一、高等教育发展代价的本质内涵当今社会上有不少人在谈论代价问题，但究竟什么叫代价，却是歧义重重。从严格的理论意义上上来说，代价并不属于一般的社会学或经济学的范畴，而是属于价值哲学的范畴，他是与事务发展的价值取向直接相关的概念。其基本含义是指人类为某项事业的进步所作出的舍弃、付出、投入、消耗以及实现这种进步所承担的消极后果，与我们平常所说的“成本“相比，其内涵和外沿都要广泛深刻的多。所谓高等教育发展代价，就是代表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的实践主体为实现高等教育整体、快速、持续发展的主要目标，而而对某些非主要发展目标有所放弃或牺牲的价值抉择。我们知道，事务发展是一个系统，简单的数
2、量扩张不等于发展，机械的质量要求不利于发展，发展既不是事物简单的自我否定，也不是事务凭空的无机跨越。高等教育系统是一个主题多元，利益交叉，层次复杂的巨型系统，在这个复杂的系统中，不同的高等教育发展结构模式决定着不同的高等教育利益分配模式，利益分配关系的调整又意味著其发展结构的结构与重构，而发展结构的解构与重构需要重新安排高等教育系统原有的能级布局，需要有相应的能量释放与消耗。这里的“能量释放与消耗“，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高等教育发展所付出的代价“。百年来的中国高等教育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走过了一段艰难曲折的发展道路，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发展模式，主导发展模式的不同意味著个时期付出的发展代价
3、也不尽相同。因此，不同时期高等教育凭什么发展、为什么发展、怎么样发展，不同时期高等教育发展的价值基础、价值评判与价值选择等等，都需要围绕代价问题来进行甄别与比较，才能客观地认识到个个时期高等教育发展的成绩与不足，而不至于被虚假的发展表象迷惑。二、高等教育发展代价生成的外部根源在高等教育发展的特定阶段，文化价值目标之间的相互冲突，制度的不合理安排，以及物质经济资源的非均衡投入，共同构成了高等教育发展代价产生的外部根源。1. 价值冲突：高等教育发展代价产生的文化根源高等教育中的价值是多层次、多方面的，他包括高等教育的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物质价值与精神价值、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发展价值和工具价值、效
4、率价值与公平价值、科学价值与人文价值等等。按理说，合理的高等教育战略必须建立在科学的价值选择基础上，事实上在高等教育发展实践中，价值主体追求始终处于矛盾法则的制约之下，发展行为与发展小时之间始终存在许多悖论。其中以下几个方面的矛盾冲突最为明显。（1） 科学价值与人文价值的冲突（2） 理性价值与功利价值的冲突（3） 公平价值与效率价值的冲突2. 资源稀缺：高等教育发展代价产生的经济根源在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般逻辑思路是：土地、资本、劳力等客体经济资源同主体的需求和欲望相比始终是稀缺的，因此，主体在使用或消费客体资源是应该进行科学的决策和判断，对于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等资源配置的选择问题，
5、必须做出认真的回答。同样，高等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产业和产品，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等问题也要由其资源的稀缺程度来决定。高等教育资源可以分为可占有资源和不可占有资源。一般来说，文化形态的高等教育资源属于不可占有性资源，而物质形态的高等教育资源则属于可占有资源。高等教育资源中的人、财、物都属于可占有的稀缺性资源，如果制度安排不合理，很容易造成高等教育资源被某些特定的社会阶层或个人，被某些特定的地区所垄断，从而导致高等教育发展的个体之间的不公正和地区之间的不均衡。资源有限而需求无限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永恒话题，高等教育也不例外。高等教育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在发展目标的选择上，只能奉行主导
6、价值优先的原则。所谓集中力量办好重点学校，重点学科，重点专业，重点实验室等等就是这个道理。受资源稀缺性制约的高等教育非均衡发展难免顾此失彼，资源的稀缺性正是高等教育发展代价产生的经济根源。3 制度安排：高等教育发展代价产生的政治根源高等教育制度也必然规定着高等教育活动行为主体的行为规则，制约着高等教育资源分配的利益格局。高等教育制度安排的合理与否，直接影响着高等教育的公平发展与可持续发展以及发展代价的高低。因此，由于高等教育制度安排不合理所造成的公平与代价问题，实质上也就是稀缺资源的不合理配置问题。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制度安排不合理所导致的公平问题，主要是制度供给区不平衡、制度供给城乡不一致以及
7、制度供给对象不平等。长期以来，我国高等学校的空间布局与资源投入明显向东部地区、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倾斜，从而导致高等教育发展在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中心城市和地方之间存在明显的差距。三、高等教育发展代价生成的内部根源高等教育作为一个特大的“过程系统” ，其发展除了要不断地与系统的外部环境进行物质、信息交换之外，系统内部的时空结构、要素结构和秩序结构对发展所起的作用也是至关重要的。高等教育发展，从时间方面来看，呈现为阶段性的反复出现的多周期发展；从空间方面来看，呈现为共时态存在的多模式发展；从动力方面来看，则呈现为动态耦合的多要素发展。因此，离开时空结构、要素结构和秩序结构谈发展，都难以发现高等教育
8、发展的客观规律与本来面目，而且正是由于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的时空结构、要素结构以及秩序结构的不断解构与重构，导致了形形色色的内源性发展代价的生成。1、 内部根源之一：高等教育系统时空结构的解构与重构时空结构是高等教育发展系统的基本结构或基础性结构，它参与形成和构建了高等教育的生产和再生产结构、制度结构和观念结构。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一个典型的问题就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如果我们不把时间和空间当作高等教育发展的外在尺度，而是当作参与高等教育发展的建构性因素，那么，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实质上也就是发展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关系问题。传统不等于过去，尽管人们在习惯上常常把传统视为过去
9、的东西，但事实上传统是“活”在现实中的，是参与塑造现实的东西。高等教育传统代表了高等教育发展的时间结构的连续性、空间结构的稳定性，而高等教育现代性的意义主要表现为发展的非连续性与断裂性。因此，高等教育中的传统与现代之间存在着一种特定的连续与非连续、稳定与不稳定、肯定与否定的关系。传统性与现代性共存，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所面对的特殊的时空对话结构。在欧美国家，高等教育发展具有清晰的时间序列：从传统的教学型大学的发展，始终遵循着“传统现代”的二元对话结构。换言之，先是传统与近代的对话，然后是近代与现代的对话，对话结构总是二元的。在中国就不同了，中国高等教育自从清朝末年发端起就面临这传统性、现代性，甚
10、至后现代性的前所未有的大汇集、大冲撞、大综合，传统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这三个不同时代的东西集中压缩到同一个发展时空之中。也正因为如此，我国共时态、复合式的高等教育系统发展结构调整的难度要比西方国家大得多，需要付出的成本与代价也要大得多。2、 内部根源之二：高等教育系统要素结构的解构与重构高等教育发展无法排除诸多要素的制约，而这些要素又不是均等地、个别地对发展过程起作用，往往是有主有次、相互耦合地影响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制度性要素、资源性要素、技术性要素与文化要素是影响高等教育发展的四大主要因素。其中，高等教育发展的制度性要素通常又可以分为制度、体制和政策三个层面：制度性要素决定发展的机制模式问题
11、，政策性要素决定发展的条件问题，也就是发展的软环境问题。综观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教训，影响高等教育长远发展的要素主要是制度和体制，而影响高等教育阶段性发展的要素则主要是政策，但无论哪个层面的指制度性要素都对高等教育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在相同的制度性要素的前提下，资源性要素的富有与否决定着高等教育发展的速度快慢与持续时间的长短，资源分布不均往往会导致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平衡。现代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使得高等教育技术化的步伐大大加快，同时也改变了高等教育发展的组织形式与概念模式，技术性要素使得高等教育主体变得相对模糊。文化性要素作为一种无形但十分重要的高等教育发展要素，对高等教育的发展也发挥着深层
12、的、潜移默化的巨大作用。总之，制度性要素、资源性要素、技术性要素以及文化性要素共同制约着高等教育的发展，而且，在特定的发展阶段他们各自所起的制约作用有大有小，力量此消彼长。四者之间力量格局的调整，必然会使高等教育发展付出相应的代价。3 内部资源之三：高等教育系统秩序结构的解构与重构回顾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是“秩序规范”有效促进了这一进程。高等教育系统中包含着许多利益集团，各种利益集团拥有不同的利益立场和利益要求，高校与高校之间，高校与政府之间，个人利益与社会需求之间，如果缺乏强有力的秩序规范与合理的秩序结构来协调与约束，必将导致系统内的无序竞争与混乱，最终破坏高等教育的公平、正义、自由合理的秩
13、序结构。纵观高等教育发展历史，其实质就是一次次的秩序解构与重构的过程，同时也是一次次正义与非正义较量的过程。所谓高等教育秩序建构，其实应该是人们对高等教育“正义”的含义、实质、范围、标准等问题的理解往往因时而异。正如博登海默所言：正义有着一张普洛修斯的脸，变幻无常、随时可呈现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相貌。这种难以捉摸的现象正是由于不同历史时代的不同高等教育正义标准所致。高等教育发展秩序结构解构与重构所付出的代价，有时是一种巨大的、惊人的社会浪费，而这种浪费是无法用数量来统计的，它可能是一代人或几代人、一国或数国、几十年或上百年的整个高等教育系统发展的停滞甚至是严重的倒退，有时还可能产生区域甚至
14、是全球性的高等教育发展危机。四、高等教育发展代价的规避与补偿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成本性的代价投入不可缺少，但由于认为决策失误所造成的损失性代价则要尽可能的加以规避。由于客观的时空条件限制而是在无法进行事前规避的代价，则要积极创造条件对相应的代价承受主体，也就是相对利益受损者实施事后利益补偿。只有通过事前规避与事后补偿相结合的措施，才有可能最大限度的减少高等教育发展的代价支出，实现高等教育的健康持续发展。高等教育发展必须付出代价，代价在特定条件下又可以转化为风险。要实现最大限度的规避高等教育发展的风险与代价，必须及时了解、发现高等教育发展的即时动态特征，建立高等教育发展风险的相关预警系统，及时发
15、现某些风险产生的征兆。虽然改变，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不良高等教育事件的发生都是无法预测和避免的，合理的高等教育发展预警系统可以监测和预见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负面问题，从而及早制定预防对策，消除问题根源，尽可能的减少不良发展的代价。鉴于构建科学的高等教育风险规避预警系统在目前来说仍是困难重重，因此本文不予展开，下文着重讨论高等教育发展代价的利益补偿问题。高等教育创造的价值总体上应该是一种社会价值，不过这种总的社会价值可以通过社会生产重新分配为个人价值、国家价值和社会价值三部分。由此看来，国家、社会与个人三者既是高等教育价值的受益者，又是某一特定时空条件下的高等教育利益损失发展代价的承担者。
16、也就是说，高等教育发展代价的承受主题除了个人之外，还应包括国家和社会。如果把高等教育公正仅仅看成个人的公正问题，或者把高等教育补偿仅仅看成个人的补偿，是不全面的，也不符合高等教育发展的事实。国家、社会和个人三者共同构成高等教育合作体系，体系中的利益分配无论以什么标准，都只能产生两种可能的结果：要么是不均等的分配，要么是均等的分配。因此，高等教育关系也只能有两种可能的状态：均等的高等教育关系或不均等的高等教育关系。说一种高等教育关系是否公正，等于说均等或不均等的分配关系是否公正，高等教育公正实质上就是对高等教育资源分配关系的价值评价。我们知道，一种特定的利益关系是否有利于高等教育发展，需要实际的考察这种关系与高等教育结构各方面的相互作用的过程，而且这种相互作用的结果是随高等教育系统能级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对高等教育资源均等或不均等分配的作用需历史的加以评价。高等教育补偿原则应该是现代高等教育公正的一项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是同机会均等原则相互补充的一项重要原则，而绝不仅仅是一种作用有限的人道主义的“补充性”原则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