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与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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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施蛰存与随笔黄伟经回顾自己“为人作嫁”的编辑生涯,想起那些曾经支持和呵护过随笔的作家、作者,施蛰存先生是我难以忘怀、久久萦系于心的一个。说来有点凑巧:施蛰存“出土”,与随笔创刊,以及我到出版社当编辑,都同在1979年。那时,经过长期“闭关锁国”和“文革”浩劫的祖国大陆,到处春潮涌动,一派蓬勃生机。就在那同一年3月,“大右派”施蛰存得到“改正”,恢复了教授职称及工资待遇;6月,随笔创办;9月,我在被迫辍笔改行十二载之后,从一个港口航道工程单位“归队”调到出版社,分配去编随笔。随笔创办初期,还是一个不定期印行的笔记文学丛刊,我是从第四集起成为随笔专责编辑,负责它的组稿和编发。就在我接手随笔编务后不

2、久,收到施蛰存寄来乙夜偶谈一稿。他在此稿开头“小引”中说,“答应给随笔写稿,已经是半年前的事”。这表明,他是在自己的“右派”问题“改正”之后,即应原参与筹办随笔的编辑之约,着手撰写此文的。这该是施老(那年他已七十三岁)重返文坛后的第一篇作品。全文约五千字,内有“形象思维”、“宗教艺术”、“旧书店”与“古代旅行”四则小题。说是“偶谈”,实在是一篇格调优雅、引人入胜的小品佳文。像这样的文字,我想,只有具有深厚学养、渊博知识而又善作思考的学者作家才写得出。得到这样的好稿,作为编辑,我大为兴奋。随即把它编入1980年2月出版的随笔第六集,并给施蛰存写去一信,请他继续赐稿。这是我同他通信之始。此时,已重

3、新登上大学讲台的施蛰存,在华东师大已招收了五名研究生,又要为江西人民出版社主编“百花洲文库”,为上海、湖南、江苏等地一些出版社编发书稿、撰写序文等,很是忙碌。至1981年6月和1982年底,施蛰存才得以抽出时间,先后为随笔作乙夜偶谈续稿两篇共三则:一篇为“真实和美”、“官僚词汇”二则,一篇为“神仙故事”,共约五千字。皆为施蛰存小品文风格:文字生动,内涵丰富,见人之未见,言人之未言。比如他在官僚词汇那则短文里指出,那些“已普遍地为人们所常用”的,所谓“比较好的”、“有一定的贡献”、“基本上是正确的”、“可能有些问题”、“有相当的影响”、“原则上是可以同意的”等官僚词汇的主要特点就是,“与党八股相

4、结合”,“不作肯定,不负责任”。他举例写道:“今天,新华社报道了四川道孚县发生强烈地震的消息,说县城房屋已基本倒塌。我相信,每个读报者都不了解基本倒塌算是什么程度的倒塌。全部倒塌了吗?还是大部分倒塌?还是每一座房屋都有些倒塌?再要研究,唐山大地震时,那里的房屋是基本倒塌呢?还是倒塌?”1983年初起,随笔开始成为定期出版的双月刊,从这个时候开始,随笔已从原来以登载文史知识性文章为主的不定期丛刊,逐渐发展成为以继承“五四”良好传统,反映现实生活,面向知识分子为宗旨的散文刊物,逢单月印行。它的一个显著的特色就是,如施蛰存的老朋友萧乾在致我的一封信中所言,“让知识分子喘口气”,也就是说,反映知识分子

5、的心声,力主讲真话。随笔编刊的这个原则主旨,受到读者普遍欢迎,得到作者、尤其是得到包括施蛰存等等许多饱经忧患的老作家、作者的赞同和支持。1989年5月,一直关心着随笔的施老,在给我的一封信上这样写道:随笔每期收到,妙文极多。愈见精彩。自愧笔钝,久无文章报谢。近日草得二三千字,即以寄奉,以备采录。他信中说的“自愧笔钝”,显然是谦词。他随信赐来的“早三千字”,即雨窗随笔五则,加上他随后又惠赐的雨窗随笔续篇六则,共十一则。不敢说它们全都字字珠玑,但我要说,它们每一则,都是这位富有卓识与创作个性的老作家勇于独立思考的思想结晶;每一则,都不乏连珠妙语,绝妙好词。各则长的千余字,短的不足百字。它们在随笔1

6、989年第五期及1990年第二期陆续发表后,即不胫而走,在读者中传诵一时。编辑部收到好几封称颂雨窗随笔的读者来信。一位也是多年为随笔)撰稿的老作家还给我打来电话,盛赞雨窗随笔,誉它为难得的优秀之作。现在我捡出重新展读,那字里行间予人以启迪的内容与思想锋芒,依然令我击节敬佩不已。后来我还知道,施蛰存似乎也很重视自己这些杂感,把雨窗随笔全部收入他1996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施蛰存七十年文选。只是印数不多,初版不过四千册,至今尚未见再版。为让有兴趣的读者哪怕见到它的部分内文也好,今于此谨录出其中两则:人是政治的动物客问:亚里士多德说过:“人是政治的动物”,此话怎讲?动物多得很,人是哪一种?主答:

7、有些人是野兽,会吃人的;有些人是家禽,被吃掉的。客问:这与政治有什么关系?主答:前者是用政治来吃人的,后者是被政治吃掉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说到批评,自然会想到四十年来,一个常常提起的口号:“批评与自我批评”。直到今天,似乎还是处处照行。在文艺界、思想界,一个艺术作品,一种思想观点,引起别人的批评,这是十分平常的事。人人有批评别人的自由,被批评者有接受不接受的自由,也有反驳、辩论的自由,也有“吾行吾素”,置之不理的自由。但是,许多国家、政党主张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的结局,似必是“自我批评”。这一原则成了好些政党的党纪。这些政党党员如果有不同于党的首脑的言论、思想,公然发表,党内就会向他展

8、开批评,各种规模的批评,可以升级为“批判”、“批斗”。面对这种批评,被批评者没有应付的自由,只有进行“自我批评”,承认自己“犯了错误”。这种“批评”,往往是谴责、训斥;这种“自我批评”,往往是“服辩”、“悔过”。这种“批评”,好像一律都是自上而下的。极少见到一个政党的首脑接受群众的批评,而写一份“自我批评”。倒是在我国的历史上,好像还颁过几个“罪己诏”。似乎一些封建皇帝中间,还有一小点开明意识哩。在写出西窗随笔之前,施蛰存给过我一篇杂谈(刊于随笔1986年第六期)。在此文中,他好像是第一次向读者透露他当右派后家里生活困窘的境况:“1958年,工资降级,稿费收入也断了。嗷嗷待哺的人口多,我把这两

9、部金瓶梅卖了两百元人民币。”然而生活突变的困苦,骤然而降的打击、凌辱,并没有压倒为人宽厚、随和、自强不懈的施蛰存。到了“文革”,用他后来在九十年代后期与世纪老人的话施蛰存卷采访者沈建中的谈话说,“随便人家怎么斗我,怎么批我”,“右派也好,牛鬼蛇神也好,靠边站也好,我照样做自己的学问。我还是我”。“我还是我”!施蛰存在辞世前几年,终于将他大概在心里憋了许多年的这句具有非常自尊个性的铿锵之言说了出来。真是磨难当等闲,人格仍依然!他对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还有一句名言叫做:“不死就是胜利。”也就在施蛰存被打倒、当贱民那坎坷而漫长的二十多年岁月里,他为自己又开了“一扇窗户”,即对金石碑版的整理和研究

10、,并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这也是施蛰存足可令人钦仰、敬佩之处。令我敬佩且感激不尽的,还有施蛰存在随笔横遭指责的日子里,他对我们刊物的极力支持。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从1989下半年至1991年底,是随笔办刊以来最为艰难的时期。那两年多时间,我与随笔同仁感受特深的,莫过于“文革”遗风犹存,一些已习惯以“左”视眼看世界而又自以为握有“真理”与权力的人士,以若干“莫须有”的恶名、罪名,不断对我们指责、训斥以及警告。有人甚至提出要“整顿随笔”,建议“将随笔停刊”。我们收到的来稿已空前得少,尤其缺少有思想内容、有分量的稿子。我几乎每天都忙于写信、打电话,请求随笔的作者,尤其是老一辈作家赐稿,以度稿荒。也

11、是在这个非常时期,施蛰存对我的约稿可说有求必应。我们愈受到无端攻击,他愈尽力为随笔撰稿。他同冰心、陈学昭、楼适夷、萧乾、季羡林、王西彦、王元化、贾植芳、何满子、严文井、柯灵、严秀、吴祖光、顾学颉、金克木、黄秋耘等老作家,成了这期间随笔最可依靠的支持者、作者。那两年多时间,施蛰存隔月或每隔两个月必为随笔撰稿。先后共寄我文稿十五篇。随笔几乎每期或隔期,都刊有他新撰的杂文杂感。在这段令我与随笔同仁很难忘期间,他同冰心是给我们惠稿最勤,在随笔发表文章最多的两位老作家。也是在这段时间,我对施蛰存“我行我素”的为人风骨,保持独立思考的人格与文格有了更多一些的了解。这位背了几十年所谓“第三种人”臭名的学者、

12、作家,其实,他待人处事倒非常温厚、平和,他做人写文,讲求宽容,决不趋左,也不偏右。他往往只是从超然物外、事外的第三者角度,坚持自己的独立人格、自由思想,以观察人情世相,评鹭时事人物,如此而已。树林里各种鸟都有,人类社会比自然界更复杂得多,从多个角度去察看、思考、分析、探讨,总可以更接近真实,更靠近真理的吧。读者只要读一读施蛰存晚年在随笔发表的许多文章,就可以看到、感觉到:他决不跟风倾倒,也不随便认同什么,人云亦云,而总是从一些人们见惯不怪的事物或观念中,识人之未识,发出自己见解独到的声音。他那篇匹夫无责论(刊于随笔1990年第四期),我以为就很具代表性。此文不长,让我全文照录于此:匹夫无责论顾

13、炎武是一个明朝的亡国遗民。明朝之亡国,没有人要顾炎武负责。可是他却心血来潮,说了一句替昏君、暴君脱罪的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四百年来,有不少“匹夫”,把这句话奉为座右铭,俨然把“天下兴亡”的责任放在自己肩膀上,人人自以为“天下兴亡”的负责人。我,也是一名“匹夫”,却实在想不通。看看历史,天下兴,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功劳,也说不上责任。天下亡,是桀纣、陈后、隋炀、宋徽的责任,自负盈亏,都和“匹夫”无关。匹夫既不能兴国,也不会亡国。天下兴亡,对匹夫来说,只是换一个奴隶主罢了。然而竟有许多匹夫,吵吵嚷嚷,要干预天下兴亡,自以为天下兴亡,少不了他们。结果是天下既不兴,也不亡,而匹夫们却死的

14、死,逃的逃了。因而我曾赋诗一首,曰:天坍自有长人顶,玉碎宁劳瓦块伤。冬去春来成岁序,匹夫何与国兴亡。随后,他又写了一篇匹夫有责论(刊随笔1991年第一期),以补前篇言犹未尽之意。此文中云:“我在匹夫无责论中所举的兴亡例子,都是一个朝代的兴亡。这一类的兴亡,我们匹夫当然无责。”“汉、唐、宋、元、明、清,都是中国;战国七雄、三国、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都属于一个中国。”“朝代有兴亡,而中国始终存在。”“中国匹夫们对国家负责。”“中国的伟大,归根结底应归功于中国的匹夫,而圣君贤臣,官僚政客不与焉!”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对随笔种种颠倒黑白的指责邃然而止,无果而终。但只准挨批挨整,不准答辩

15、申斥的年代已经或说早就应该过去了。为了回答那些曾经放肆攻击随笔的人士,概乎言之地陈述一下我的编刊态度,也为了向所有关心、爱护、支持过随笔的作家、作者和读者表示敬谢之情,我提前于6月下旬已写出告别,8月下旬编人仍由我主编的随笔当年最后一期(即1992年第六期)。我签发付排此期随笔之前,将六百多字短文告别用信笺抄正复印了一百八十份,并附上一封我即将辞去主编职务告退的短信,分别寄给多年来同我联系较多的长辈和同辈作家、作者,请他们在刊物发表前先行惠览。几乎所有收到我信及复印短文的作家、作者,都有赐复。其中,施蛰存的复信,令我备感亲切:伟经同志:两函先后收到。读了告别,颇有感慨,我想此文应该在随笔第六期上发表。随笔已办了十三年,而且由足下一手编刊,这在期刊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五四”以来,高档文化刊物,出到十三年的,恐怕只有一个小说月报,随笔是第二个。但小说月报经过许多人编,而随笔是足下始终任其劳,这是我要向足下祝贺的。(我想,恐怕可以入吉尼斯世界纪录。)一个文人,做编辑,尤其是编刊物,是很有损失的。足下一生中的黄金时间,都用在“为人作嫁”上,对足下是虚度了岁月,无利,也无所得。这是我要为足下惋惜的。我希望足下从此以后,多做几件自己的“嫁衣”。几年来,承足下为我编发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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