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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生表八 达州市第一中学高中研究性学习专用表格达州市一中课题研究论文（或研究报告）论文题目1619世纪中英的比较小组成员陈娅、徐梦婷、黎家玏、黄微城班主任姓名欧兴强指导老师张光亮班主任姓名欧兴强论文或报告执笔人陈娅撰写时间20(13)年(6)月(29)日 第(14)周星期(5)QQ修改备注姓名 20121809陈娅内容摘要：（不超过300字）16世纪的中英两国，表面上看，都是“君主专制的封建王朝”，但社会性质 却有着很大的不同。由此造就了两种不同的税收法律文化：一个是有限专制，分权 制衡的法治精神孕育成长；一个是绝对专制，集权体制下奉行人治的税收制度。这 两种税收法律文化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
2、分，对两国走上不同的社会发展道路和 两国间近代以来的发展落差，有着一定的作用。 关键词：中英 税收法律文化 封建 专制参考文献：（主要的参考文献有多少填多少）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2、同上，第255256页3 黄仁宇地北天南叙古今第134页，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 4 同上，第117页 5 丘吉尔英语国家史略（上）第163页，薛力敏等译，新华出版社，1985年. 6 JHurstfield AGR .Smith: Elizabethan People ,State and Society,London,1927.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卷，第页，
3、人民出版社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页。人民出版社年 3 黄仁宇地北天南叙古今第134页 4 黄仁宇地北天南叙古今第117页 5 英语国家史略（上）第163页，丘吉尔著，薛力敏等译，新华出版社 6 赫斯特菲尔德 史密斯合编伊丽莎白时期的人民、国家和社会，第23页（JHurstfield AGR .Smith: Elizabethan People ,State and Society,London,1927.）6 赫斯特菲尔德 史密斯合编伊丽莎白时期的人民、国家和社会，第23页（JHurstfield AGR .Smith: Elizabethan People ,State and S
4、ociety,London,1927.） 指导老师对论文或报告的评语：学生们通过查找资料了解了16-19世纪中英两国之间的比较，懂得了更多知识。做的不错！指导老师签字：（张光亮）20（13）年（6）月（29）日研究论文（报告）正文：（楷书-GB2312小五号书写）（1500以上）1619世纪中英的比较 16世纪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充满变动的关键时期。著名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曾撷取其中的一个年头（万历十五年），剖析了历史转折关头中国统治者懵然不觉、燕雀处堂的精神状态，昭示了近代以来中国落后挨打的历史命运。确实，16世纪是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的一个真正的起点，位于亚洲东部的中国与欧洲西部的英国，都处于变化之
5、中。在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内部出现了被后世某些学者称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思想领域开始了对专制统治下奴性臣民的启蒙，而统治制度的专制程序则向“物极必反”的峰颠状态发展。在英国，资本原始积累过程正剧烈进行，社会从漫长的封建状态向统一的民族国家迈出了坚实的步伐，适应这一要求，王权专制开始出现，国家机构逐步完善，维持这一机器正常运转的税收法制也处在建立健全之中。比较这一百年中英两国税收法律文化的异同，对于我们清醒认识我国与已实现现代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人的素质的某些方面特别是思想观念上的发展落差，更自觉地从事今天的税收法律文化建设，是十分必要的。 一 世纪英国的专制制度是从长期的封建无政府状态中建立
6、起来的统一、集中的王权。英国历史习惯称之为“新君主制”。这个制度是顺应了当时英国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而诞生的，它与中国几千年的专制社会相比，处于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经济基础之上。在“新君主制”的庇护下，英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迅速成长。正如马克思在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一文中指出：“君主专制发生在一个过渡时期，那时旧封建等级趋于衰亡，中世纪市民等级正在形成现代资产阶级，斗争的任何一方尚未压倒另一方。因此构成君主专制的因素决不能是它的产物，这些因素构成的倒是它的社会前提。”当亨利七世从玟瑰战争的废址中建立起都铎王朝时，旧有的封建贵族已在战争内耗中凋零殆尽，而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乡绅和商人却趁机发
7、展壮大了起来。但亨利七世为了新王朝的稳固，耽心旧贵族“王位觊觎者”夺位，仍然对世俗贵族保持高度的戒备和高压打击。亨利八世为了继续加强王权，又进行了宗教改革，大大打击了僧侣贵族势力。这时随着英吉利民族意识的高涨，专制君主成了民族的象征。作为现代资产阶级前身的新的社会力量，商人和乡绅不但不反对专制王权，相反还要借助王权对付封建势力和国外竞争者。这样就形成了政治上的君主专制与经济上的重商主义相映相辉的现象。到伊丽莎白时代，都铎王朝和专制王权都臻于极盛。而事实上，都铎王朝压根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封建朝代，而是资产阶级的民族国家。就象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的：“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
8、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后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国家了。”都铎王朝的君主专制，就是反映了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要求的这种“政治的集中”。就象后来英国资产阶级选择了资本主义民主政体一样，当时，他们选择（也只能这样选择）了君主专制。 但是这种君主专制不是象它的中文词意所表达的那种独断专行，而是在英国那种具体国情中产生的“有限王权”。它一要受议会的限制，特别是它的征税权
9、，议会有否决的权利；二要受法制，特别是议会法和普通法的限制。都铎君主打击教会、加强王权的一系列法令都是通过颁布议会法的方式得以实现的，这决定了王权对议会法的依赖。而漫长岁月里逐渐形成的普通法更是独立于王权，在司法领域发挥着主导作用，上个世纪所创制的衡平法只能作为普通法的一种补充。 这样，顺应世纪的时代要求，传承千百年来的文化传统，英国发展出了一套独特的税收法律文化。传统上，英国政府就没有独立的征税权。在中世纪，“国王靠自己生活”，王室和宫廷的日常开支要靠王室财产和封建权力得到的收入。在紧急需要时，国王要同纳税人的代表议会商量，来取得征税权。16世纪英国社会由封建主义社会过渡为一个民族国家，公共
10、开支日益庞大，但都铎君主们害怕就征税总是与议会讨价还价，宁肯通过其它办法满足其开支需要而不是增加新税。这在亨利七世和亨利八世时代是通过没收世俗封建主和教会的地产和其它财产来实现的，这样做一箭双雕，既打击了旧有的封建势力，又巩固了王权。在伊丽莎白时代，则更多地依赖于出卖专利特许权。所以终都铎一朝，新的经济、社会力量与专制君主的关系处在蜜月期中。君主并不过多地向议会索取什么，议会也乐得配合君主的专制需要而充当“橡皮图章”，因为议员及其委托人的利益有专制君主替他们照顾着哩！但是蜜月终有过去的时候。到了17世纪，当君主专制由新的社会力量的庇护者转变为其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时，革命就爆发了。不过这时已是斯图
11、亚特王朝时代，都铎王朝在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后已体面地走进了历史。其实革命的种子在16世纪就已经种下了，伊丽莎白晚期，议会就专许特卖权的问题已经向国王发难了，不过由于都铎君主深谙英格兰的文化传统，又有高明的统治手腕，使英国平安地渡过了16世纪。 王权本是封建权力架构在世俗领域的最高一级，都铎一朝它却与商人和乡绅结盟，成了封建制度的掘墓人。这使王权由封建时代的等级君主制发展为近代的专制君主制，这个发展既顺天应人，符合时代要求；又借用和保留了传统权力架构的某些部分和民族文化传统。今天，英国实现的是立宪君主制，议会里平民院与贵族院也一仍其旧，但所有这些诞生于封建时代的政治机构，其内容早就跟随时代一再刷新
12、了。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忘记，16世纪也好，现代英国也好，其税收法律文化中，对政府征税权的限制与监督、对有代表权的税收的要求、强烈的契约精神与法治传统，无一不是从封建时代就孕育的、尽管与时俱进不断更新却又传承至今的文化传统。当我们喧嚷所谓“封建包袱”（实为专制主义文化传统）对我国现代化（包括税收法制的现代化）的阻滞作用时，英国却扎扎实实地利用其民族文化的封建遗产，建设着近现代的法治国家。有关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与中国明王朝法律文化的对比中详细展开。 二 16世纪的中英两国，表面上看都是“君主专制的封建王朝”。但社会性质却有着很大的不同，由此造就了两种不同的税收法律文化：一个是有限专制，分权制衡的
13、法治（rule of law）精神孕育成长；一个是绝对专制，集权体制下奉行人治的国家制度和税收制度。中国社会发展到16世纪，正处在明王朝的残暴统治之下。与英国到16世纪才出现的“专制君主制”不同，中国的专制君主制已延续了几千年，而且是一种绝对主义的君主专制皇帝制度。这是由秦始皇首创的。在此之前，与西欧那种“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封建主义”（Feudalism）相近似，是天子以下诸侯林立的封建制。古人所说的封建，就是封国土、建诸侯之意，与我们后来站在欧洲中心论的立场上，用既定理论乱套中国历史所说的“封建”是两码子事。秦始皇废封建、置郡县，一统宇内，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他自认为
14、德高三皇，功过五帝，旧有的称号“王”，已不能显示他的至尊至贵。于是另创“皇帝”一词，并建立了一整套相关制度，其核心精神就是：皇权无限。然而此时去古不远，皇权专制尚未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但中国历史此后的趋势是君主制度的专制程度越来越高，到朱元璋创立明王朝时，皇权专制得到极端发展，并逐步趋向恶化。为使皇帝专擅权柄，朱元璋采取了这样三条制度性的措施：一是废除宰相制度，皇帝直接管理政府；二是利用法律、礼仪、宫殿、陵寝制度树立皇帝的统治权威；三是建立庞大的宦官制度和厂卫制度，实行独裁专制和特务统治。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皇权专制在财政上造成了一种可怕的后果。一方面，由于皇权不受任何约束，帝王私欲膨胀，鲜有
15、不奢靡淫逸者；另一方面，为了有效地统治庞大的帝国，必须建立起上自中央各省部（秦时有三公九卿，明有内阁和六部），下至地方什伍基层组织的一整套政权机构和大小官吏。不同于先秦封建贵族的世卿世禄，官吏们不再有自己的食邑，只能作为职业官僚向国家领取俸禄。这两方面情况造成了巨大的财政压力和严苛的社会税负。如秦朝建立后，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钱之利二十倍于古。由于地方官吏各有任期，又不能世袭职位，根本不会顾惜地方长远的经济利益；而上面的政令如山，他们为了完成上面规定的巨大征派，以便在上计之时保住官位性命，或邀功请赏，常常弄虚作假，浮夸政绩，对人民敲骨吸髓，肆意加征赋税。只有民不堪命、铤而走险，然后在战乱中建立起新王朝；由于殷鉴不远，开国君主才会有所收敛。但如何避免税负过度却并无制度保障。新王朝承平日久，弊端滋生，然后又重蹈前朝旧辙。这样一治一乱，历史终于带着明王朝进入了16世纪。 世纪之初即位的明武宗（15051521在位）是个纨绔之徒。他信用竖阉，淫乐嬉
